报告送上去后，中央并没有责怪什么。直到八年后，毛泽东才讲述了其中的原因。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会议期间，会见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毛泽东告诉他们：蒋介石快要灭亡的时候，要求美国出兵。美国说可以出钱，供给军火，但是不能派兵。当时美国有少数部队在上海。南京、北平、青岛，陆海军都有。英国也有一些，为数更少。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他们就赶快撤走。美国人员走得快，英国要慢一些，英国曾派“紫石英”号兵舰到南京去接部队，被我们打中了一炮，后来它说是跑了，实际上是我们让它走的。它当时的燃料不足，我们给了一点油。当时的形势是：如果“紫石英”号不走，就使人下不了台，我们同英国的关系就会尖锐起来。我们主要是对付美国，不是以英国为攻击对象。
六、叶飞差点被俘
在渡江战役中，叶飞还经历了另一个惊心动魄的事。
说的是渡江战役前，陈毅、粟裕叫叶飞随第一梯队过江，指挥先头部队向江南纵深挺进。叶飞打仗总是靠前指挥，那天上船后，他随第二十八军过了江，上了岸回头一瞥，却发现自己只带了一个警卫排，忘了带电台。没有电台就无法与第二十八军军部联系。
他们来到一个小村边时，天已快亮了。叶飞和韦国清便坐在村子边的小路旁休息，先让黄云参谋进村与第二十八军联络。黄云进村后，不由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村里住满了国民党军。黄云一进村，就被三四个背着机枪的国民党哨兵发现了，只是因为天还没有大亮，对方没看清黄云的身份，以为他是自己人，便开口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村外坐着的是什么人？”
黄云虽然冷汗直冒，可是表面上却无丝毫的慌乱，急中生智回答说：“那是我们的师长，他烟瘾上来了，没有火柴点火，我是来找火柴的。老兄，你能不能送一盒给我？”
听说那是个师长，哨兵不再打探，便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讨好地说：“我这里有，我去送吧，正好见见师长长得什么样。”
黄云心想，我想抓你当舌头都怕惊动这些国民党兵，现在你自己送上门，这不是求之不得嘛，于是，点点头说：“行啊，师长就在那边，我们走吧。”黄云把哨兵带到叶飞面前，向叶飞使了个眼色，然后一个猛转身，右腿一扫，哨兵跌了个啃呢地，还没回过神，就被黄云按住，嘴巴被堵上了，喊也喊不出来。经审问，才知道第二十八军没经过这个村，这里驻扎的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
黄云想想都后怕，对叶飞说：“叶司令，好险啊，我们差一点成为人家的俘虏了！”
“是啊，”叶飞笑着说，“如果共产党的兵团司令和兵团政委送上门，成了人家的俘虏，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嘛。”
说笑后，他们继续寻找二十八军，一直跑到常熟才找到。这时，二十九军已占领了无锡、苏州，二十军占领了丹阳，二十六军占领了天王寺、上沛，二十三军占领了湖州，正向杭州靠近，三十一军也到了常州，三十四军占领了镇江。由于东集团和中集团过江后，采取了两翼包抄，南京成了口袋。南京敌人不战而逃，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舰艇30艘，在南京的笆斗山江面上举行起义。另有舰艇23艘在镇江江面起义和投诚。
七、南京的黎明
战火亲历
攻占南京，是东路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重要环节，也是渡江战役的重要环节。主要任务由三野八兵团35军完成。我当时任该军103师侦察科长。敌人对南京的防御分为内外两层。外围即是地处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南京国防部把“三浦”地区作为护卫南京的大门，命令其精锐部队28军死守，以“确保首都安全”。显然，要克南京必先克“三浦”。战役发起之前，我35军已逼近“三浦”之敌。师侦察连完成了对江浦敌情的侦察任务。有几名侦察员踩上敌人地雷牺牲了。
4月20日晚8点，103师对江浦之敌、104师对浦镇之敌发起攻击。侦察连在江浦西南约10里的地方埋伏，堵截逃敌，防止对岸敌人过江增援。经一夜血战，我师伤亡400余人，21日晨攻克江浦。侦察连同志押着百余名俘虏刚进县城，师参谋长林毅同志命令我们，立即向浦口搜索前进，伺机占领浦口码头，找好船只，准备过江。这时我才知道，中路突击集团已经强渡长江成功，胜利突破敌人江南防线。南京守敌害怕被围歼，可能要跑。我们啃着干粮，昼夜兼程，尾追着仓皇逃跑的敌人，于22日拂晓到达浦口码头。隐隐约约看见，敌人28军最后一船逃敌刚刚离岸。“打”随着一声令下，侦察员们立即向敌船猛烈射击，有不少敌人中弹。敌人也从船上向我们射击。敌人的炮艇也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向我们开枪开炮，火力很猛。我们眼睁睁看着敌人逃到对岸去了。又亲眼看见大大小小几十艘轮船被他们放火烧掉。我们恨得咬牙切齿。
由于附近没有船，便派出三个小组去远处找船。
大约下午3点，终于找到一只能坐5人的小舢板。经向林参谋长请示，派5名精干侦察员，乘坐舢板到对岸去找船。他们在我方炮火掩护下，顺利登上对岸，并得到下关电厂工人大力支持。天近黄昏时，工人们把一艘藏在河汊里的运煤小火轮开了过来。各师都去抢这艘船，军部指示让104师先过，眼看104师要上船了，我瞪着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的血红眼睛，对林参谋长大声说，不让103师先过，起码让我们师侦察连先过。且不说船是我们冒死找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5个侦察员在江那边了。他们已经和对岸的工人同志建立了联系，熟悉江边情况，便于接应部队过江。我们先过，可以尽快展开侦察工作，对战斗有利。林参谋长认为这条理由很充分，果断决定再次向军里请示。他直接打电话向军政委何克希同志请示。何政委考虑了一下，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明确指示，第一船由103师侦察连先过，然后把船交给104师。我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就这样，在岸边几千双羡慕目光注视下，我率师侦察连60余名勇士，登上了解放南京第一船，大约于晚8点多，抵达下关码头，踏上了这座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20多年城市的土地。
我在码头附近找了个小旅店作落脚点。派好岗哨，我去向下关电厂的工人表示谢意。“解放军已经到达下关”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约晚上9点多钟，南京地下党派来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和我们联系。我看他带来一辆卡车，决定乘车进城侦察敌情，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
我和他坐在驾驶楼里，一个排的侦察员坐在车厢里。进了挹江门，卡车在昏弱的街灯下沿中山北路缓缓向前行驶。突然，地下党同志神色紧张地拍了我一下，指着前边一个院子耳语道：
“国民党司法院。”我循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院子外边停着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10多个国民党兵正在往车上装东西。我立即跳下车，向车上侦察员作了个手势，他们立即敏捷地跳下车，跟着我悄悄向敌人包围过去。黑暗中突然有人问：
“干什么的？”我大声答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快投降！”敌人开火了，我们立即还击，并逐渐逼近汽车。敌人伤了好几个，连忙叫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过去一看车上装的是炮弹。由于任务紧急，我们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丢到我们车上，命令他们留在原地，等待后面部队来收容。我们继续前进。
大约晚上10点多，我们到达新街口。地下党同志告诉我这里就是市中心。我一看，这里人多了一些。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散兵游勇还有伤兵难民，匆忙向中山门方向奔逃。我想，虽然国民党大部队已经跑了，可能还有小股残敌，于是带侦察员们搜索前进。刚到路口南边，从中山东路开来一辆军用吉普。
侦察员令其停车，它却加大油门跑了。侦察员们朝着逃跑的汽车开了几枪，引起周围一阵惊慌。也不知从哪里射来几发子弹，带着尖利叫声打在我们身边。我一看周围全是水泥地面，没法修工事。我们不足20人，万一遭到残敌偷袭就十分危险。我要地下党同志赶快找一幢大楼作依托。他连连敲了几家大门都没有敲开。最后在旁边一条街上，经地下党同志再三说明情况，才敲开一家电力公司大楼的大门。我们立即闪了进去，侦察员在大门两边埋伏下来，严密监视外面的情况。10多分钟后，我看街上已无异常情况，立即开车往回走。
到了林森路向南拐弯的地方，又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五个穿便衣带武器的人。凭着多年侦察工作的经验，我断定他们有问题，我跨在车门边向车上侦察员作了个下车的手势，然后命令对方停车。对方也气势汹汹要我们停车。我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反问我们是什么人。我说我们是解放军，他们也说他们是解放军。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他们也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们是华东野战军，他说他们是“华东挺进纵队”。
我一听忍不住冷笑了一下，此时进入南京的除了35军的部队，哪有什么“挺进纵队”！一听这番号就肯定是假的。我厉声道：
“少口罗嗦，投降吧！”他们坐后排的一个人突然开了枪。侦察员们一阵射击，“挺进纵队”都倒下了，一死两伤，司机也受了伤。他们这才老实招供，是留下来搞破坏的特务。
这是我们侦察队进入南京与敌第二次交火，拿侦察员们话说，“小菜两碟”。
大约晚上11点，我们在挹江门碰上了104师的先头部队，约有个把连的样子。我简单向他们介绍了城里情况，立即返回下关准备迎接我师部队。
23日早上约7点，南京维持治安委员会的同志，带来两辆国大使馆武官处的吉普，要我们立即上车，去山西路处理一座“即将被敌特引爆的弹药库”。我赶去一查，并非弹药库而是军需库。往回返途经美国大使馆附近时，车上的使馆工作人员停下车邀请我们进去坐坐，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想见见我，和我谈谈。我按战前学习的有关规定回答道：“我不知道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住在中国的侨民。”他生气了，说：“那就请你们下车！我们要回去吃早饭。”我觉得这样下车丢了面子。于是严肃地说：“我们也没吃早饭。你们是维持治安委员会派来协助我们执行任务的，从哪里把我们接来，就应该把我们送回哪里去。否则出了问题，你们要承担责任。”
美国人摇摇头，只得继续开车送我们回下关。
就在往回返的路上，我看见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进城。他们迈着整齐步伐从街上列队走过。南京群众，特别是工人、学生涌上街头夹道欢迎。他们不断高呼着欢庆南京解放的口号。这时的时间是1949年4月23日9点多。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3日早晨，从明孝陵机场匆匆乘飞机飞往桂林，逃之夭夭。国民党一时间群龙无首，军警逃光了，机关走净了，路旁的墙上、电线杆上、门板上，到处涂满了留言启事：王团长今到杭州，吾妻王美娟上海找我；三大队到宜兴集合……真是兵荒马乱，不一而足。
4月23日，对南京人民来说，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粟裕考虑到南京是敌人重点守备的地区，为了减少伤亡，确保一举拿下南京，在作战步骤上，首先由第35军和第34军钳制江北三涌，保证渡江兄弟部队第一梯队的突击成功。当第一梯队渡江突击成功以后，第34军在仪征一带继续佯攻，分散、吸引南京守敌的注意力，第35军则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动进攻。
敌人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内外两层。外围浦口、江浦、浦镇是个三角地区。南京国防部把这个地区当做拱卫南京的大门。这里的阵地完全由据点构成。阵地前面挖有装满水的外壕，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末期的精锐部队。
敌人对南京城防的部署，花了很大的代价。卫戍副总司令陈浠兼任主任，具体负责城防工事的构筑。城防工事结构，以城垣工事为核心，之外修筑一道钢筋水泥工事，然后再修筑若干野战工事，形成三道前后相互支援的防御配系。这三道封锁线从东北面的紫金山起，围绕着南京的东、南、西三面延伸，北面有长江天险，从四面把整个南京保卫起来。
进攻发起后，我第35军最先夺取的是江浦镇。江浦是敌人的外围阵地，四周有高约七米、宽约三米的城墙，城墙上密布着明暗火力点。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103师占领了江浦镇，歼敌2000余人。占领浦镇是夺取三浦中的艰苦一战。守敌第28军80师是嫡系。为了有把握地消灭这支精锐部队，我第35军104师担任主攻，已夺取江浦的103师迅速东进，向敌人左侧进攻，威胁敌人侧背，协同消灭敌人这支部队。
4月21日我军向浦镇逼进。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前进，拼命用火力封锁，江南岸和军舰上的大炮，一齐向我军轰击。
我军冒着密集炮火穿插前进，包围了浦镇。敌人进行疯狂反扑，坦克、装甲车一起向我军冲击。我主力部队和敌人在浦镇以北的山地及敌人主阵地之间，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
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我军夺取了平顶山、大顶山和二顶山等制高点和其他全部重要阵地。22日清晨，敌人害怕被我军全部消灭，残敌慌忙向浦口方向逃跑。
我军夺取浦镇后，兵不解甲，马不卸鞍，不停地向浦口追击。
22日下午和晚上，敌人慌乱地向江南撤逃。
一个美国人记下了这一天1949年4月23日清晨，我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
急忙穿上衣服，驾车朝着长江边爆炸声传来的下关码头疾驶而去。
国民党部队已弃城而去，受命护城的第26兵团根本就没露面。
暴民开始洗劫国民党官员豪宅，李宗仁、何应钦、市长邓杰住宅也没幸免。邓市长在企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三亿金元券逃跑时被司机和卫兵打断了双腿。第二天，金元券贬至150万兑一美元。邓杰侵吞的公款仅值200美元。
抢劫者大多是穷人。各种家什被一趟趟农车和兴奋的人们肩扛背驮给弄走了。一位笑眯眯的士兵枪也不要了，一手拿一盏台灯小心翼翼往外走。一位老妇手拿四块精致的刺绣坐垫，颤悠悠地迈着小脚，喜不自禁。
我来到城外明孝陵机场，这是内部机场，几十架运输机正忙着上货。我看到一个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命令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家具搬上飞机，这实在太难以置信了。立法院委员们排队登上另一架飞机。有的头戴适合南方气候的软布帽，还有一两个人带着网球拍。“我们会回来的。”一位议员对我说，但口气并不坚定。有几架飞机是专为高级军官和官员家眷以及他们财产准备的，可哭哭啼啼的市民也想挤上去，还有人试图行贿；士兵们向他们挥起上了刺刀的步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