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周谷城先生，金老师说，周先生也是聪明绝顶，博大精深。周先生讲课，学生特别爱听，因为思路清晰，说理透彻，生动风趣，对人有一股吸引力。他常对学生说：“你如果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文章就成功了一半。”这句话，猛一听好像说得有点过分，以后越来越体会到这是至理名言。或许是受此影响，金老师后来也常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说，治学要有问题意识，强调视野要开阔，学风要严谨，文字要讲究。
金老师1984年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不久任常务副主任，主编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传记，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著。我问他，你从复旦起就“双肩挑”，行政工作繁忙，怎么还能写出那么多东西呢？金老师的回答让人吃惊，如果不是亲耳听到，难以相信。
他说，早年在复旦，我是杨西光最倚重的两个人之一，季宝卿管行政，我搞文字，有时一个晚上要起草1万字的报告稿子。这种严格的训练，对我实在有好处。我当主编不是挂名，5部传记由我执笔或改写的文字接近三分之一，不管讲对了还是讲错了，对全传每一个字都负责。时间从哪里来？一是不串门，二是不看电影、电视。其实，我也爱看电影、电视，也有条件去看，但是我一年也就看一两个片子。现在随着年龄增大，晚上常常觉得干不动了，所以有时间看看光盘。
天才出于勤奋。鲁迅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工作，金老师也是以学术为生命，惜时如金啊！我们问，你80岁了，仍然精神矍铄，平时搞些什么锻炼？金老师的回答同样让我们吃惊。他说，我不但不锻炼，连散步也几乎没有，但我心理平衡，心态平和。在文献研究室二十几年，半天病假都没请过。
这让我再次想起，“文革”中与金老师相处的日子。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金老师为什么被造反派揪回复旦来“审查”，反正那时“横扫一切”，揪斗成风，凡有学问的老师都得受冲击。金老师吃住在学生宿舍，那时可以看的书极少，但毛泽东尚未公开的讲话传出不少，金老师用大字报纸裁成卡片，摘录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一次，卡片被造反派全抄走了，他不为所动，继续摘录。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这一次才搞清楚，金老师在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地下党活动，曾被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通缉过。“文革”中，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国民党特务，竟然颠倒黑白编造出金老师“是国民党学运小组成员”的材料，金老师就是背着这个黑锅被揪回复旦的，3年没有与家人见面。然而，他临大事有静气，蒙冤不卑，受辱不惊，坦然面对，如入禅境。
名师的事迹和精神，在一届届学生中口耳相传，潜移默化，这就是名师的人格魅力，大学文化的力量所在。当年，金老师和多少复旦教授身处逆境，方寸不乱，那种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和铮铮风骨，给后学以无形的教育和刻骨铭心的记忆。金老师这次在南昌、井冈山讲学，跟谭其骧老师一样，也是手无片纸，滔滔不绝，从容、睿智、精辟，听者如沐春风。
在南昌见过金老师不久，又上庐山接待当年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余子道、黄美珍、鲍怀崇、刘其奎等老师及其亲属，再次领略了母校老师的风采。我的这几位老师，是金老师在复旦时的同事或学生，都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资深专家。
在参观庐山抗战纪念馆时，我说这个馆建于去年，创意很好，但尚需修改完善，希望老师们提出意见。老师们果然认真，一般游客半个小时即可看完，他们整整看了两个小时，虽是无备而来，却目光如炬，出语不凡。在充分肯定该馆政治意义和特色的同时，他们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改进意见，从史料运用、人物出场到时政评价，从前言、各部分简介到照片、图表文字说明乃至标点符号，字斟句酌。馆内工作人员拿着笔记本，一一记录，频频点头。我陪侍在侧，耳濡目染，也受益匪浅。
当晚，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郑翔宴请，说专家们的意见是对管理局工作的宝贵支持，将认真消化与吸纳。我作为学生，能够在退休之后，在南昌再次聆听金老师关于做人做学问的教诲，在庐山补上一堂生动的抗战史课，实在是意外的收获和惊喜。
金老师学术成就卓著，被俄罗斯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是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我国获此殊荣的第三人。临别，金老师赠我一本新著《七十后治史丛稿》。这是他74岁离休后的论文集。金老师宝刀不老，60岁以后的著作比此前的还多。他说，他不会用电脑写作，这些论文，包括从75岁到78岁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113.6万字），都是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想，即便是用电脑写作，这样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也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高山景行，私所仰慕”。金老师以自己的道德文章和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勉，为我辈、为历史系后学、为复旦学子、为中国史学界的同仁，树立了一个榜样、一把标尺、一面旗帜。如今，我们这些学生也都退休了，我捧读赠书，像是在接受金老师布置的一道家庭作业题，虽无须交卷，却值得思考：学人的晚年应该怎样度过？
2010年6月
梦圆井冈
人老怀旧，我近来时时忆起“文革”中的一次步行串联。
1966年12月，我和十几个同学举着“复旦大学踏遍青山长征队”队旗，背着背包，打算从上海步行到井冈山串联。走到南昌，因为井冈山大雪封山，人满为患，又有脑膜炎流行，被解放军劝阻，滞留一段时间后返校。满腔豪情，却未能到达目的地，心中不免留下遗憾。
时隔43年，今年国庆中秋长假一过，我邀请当年队友和他们的夫人相聚井冈山，取名为“圆梦之旅”。
复旦情结，井冈精神，使我们这些年逾花甲的老夫子走到一起，着实聊发一回少年狂。上山的当天，早餐用过，就围坐在一起，围绕着串联的来龙去脉，敞开记忆闸门，聊了整整一个半天，夫人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随后4天，参观途中，挹翠湖畔，饭后茶余，继续笑谈青山夕阳，共话健康、家庭、子孙，言似行云，情如流水。而夫人们虽然多是第一次相见，也是亲如姐妹，长短人生，春风秋月，说不完的国是家事。
平时就餐，大家随便就座，喝酒时便男女分桌。第一天晚宴，我邀男士集体向夫人们敬酒，称之为“尊敬的各位领导”，引得夫人们开怀大笑。
连我在内，8位同学的夫人都是原配，几乎清一色的贤妻良母型，相濡以沫几十年，平时在家相夫教子，除了工作就是家务，两点一线，很少出门游玩。我们在职期间虽多出差机会，但极少偕夫人同行，也没有结伴旅游的条件。不过，如果说我们这些同学有所成就的话，谁的军功章上都有夫人的一半。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
其实，夫人们也很会调侃。一位夫人说：“我们年轻漂亮时，不带我们出来，现在老了丑了，倒尊为‘领导’，走出来了！”一位夫人说：“当年不带出来，或许是先生金屋藏娇，怕你被别人抢走！或许是先生‘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呢！”乐得大家前俯后仰。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太也着实装了一回少女疯。
敬酒时，我还说“各位要切实加强领导”，勾起夫人们心中的甜酸苦辣。一位夫人说：“把我们捧为‘领导’，还不是要我们更好地服务哇！”一位夫人说：“是呀，这几十年我侍候了四代人。”“我还侍奉了五代呢，他的爷爷也是我服务到底的。”一位夫人诙谐地说。
一位在家乡当过地方领导的同学，经常会有乡亲拿着花生、红薯等土产上门，找他帮忙、办事。丈夫自然是能帮尽量帮，夫人更是不敢得罪，一概要买些礼品回赠。那时一个月工资四十几元，有时竟拮据得买米的钱都没有了。这位同学深有感触地说：“做官莫打家乡过，三岁小儿呼乳名。”他后来移官深圳，离乡时老爹说：“去什么深圳，别把人学坏了！”果不其然，他先后去的13人中，十几年下来，4人下海，2人在岗，6人被抓，只有这位仁兄第一个“安全着陆”。他坦承妻贤夫祸少，军功章上有夫人的一半。
这批同学，除我还在人大外，均已离岗，子女也已成家立业，交谈中大伙的兴奋点时常集中在第三代身上。一位同学平时工作忙，夫人又上班，孩子管得少，结果两个小孩都未考上大学，内心一直愧疚。后来积极支持小孩读自学考试，更把精力放到孙辈身上，接送上学，乐此不疲。
一位同学工作压力大，回家时少有笑脸，孩子都怕他，现在孙子骑在头上，还乐得合不拢嘴，连手机彩铃都换成孙子的声音：“爷爷有电话，爷爷有电话！”唯孙为大，唯孙唯乐。夫人问何以至此，他理直气壮地说：“隔代亲嘛！”在五指峰下商贩处，一位同学为孙子购买了一套60册“文化大革命”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三国演义》（影印本），引得大家竞相购买。看过我的“孙子兵法”研究成果《天天向上——燕子沐趣事》的同学，都说值得看，有出版价值。
按常规，几十年夫妻难免有争吵。一位夫人说：“我先生脾气特好，我们结婚几十年从未吵过一次。”令许多夫人羡慕。一位夫人说：“我就没有那么好，有时忙累了，做烦了，发发牢骚是有的。有时他说‘是我错了还不行，不要说了！’我会说错了也要让我把话说完，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这样坦诚地交流，几乎随时随地都有。同学间的亲密促使夫人们的和谐，这是“圆梦之旅”中的一个意外收获。
43年圆一梦，人生最美夕阳红。作为当年步行串联的结束，这次相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过大家进一步相约，以此次井冈山活动为起点，今后10年中每两年相聚一次，轮流做东，每次都要偕夫人同来。这是有道理的。对于男士而言，这是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夫人的补偿；对夫人而言，是拥抱本该属于她们的迟到的春天；而对夫妇二人而言，是人生进入夕阳红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的圆梦之旅。
2009年10月
回顾步行“串联”
“文革”中，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曾和十几位同学有过一次赴井冈山步行“串联”的未竟之旅。此事虽然已成记忆，不堪回首却又值得回首。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串联是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样，被毛泽东推崇的一种所谓民主形式和新生事物。而我们的这次串联却完全是被迫出走，无奈的选择。
被迫出走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响的。复旦大学闻风而动，很快就开展了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校“停课闹革命”，大字报如洪水泛滥，铺天盖地。
1966年春，在毛泽东“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下，复旦党委抽调谭启泰、欧阳靖、王傲兰、沈佩云和我5个文科一、二年级的学生组成“勤务员”（笔名秦武原）写作组，我们俨然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红小鬼”。6月，校党委又成立 “红缨枪”战斗组，开辟“红缨枪”专栏，大张旗鼓地批判周予同等著名教授。“造反派”认为，批判周予同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红缨枪”是“党委御用指挥棒”。8月11日，“红缨枪”成员谭启泰、欧阳靖反戈一击，贴出《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的大字报，犹如一颗震撼弹，引起巨大震荡。11名“革命小将”当天向党中央发电报，报告复旦大好“罢官”形势。“红小鬼”一夜之间成了“名造反”，反对罢官的声浪也骤然高涨。
历史系是一个重要阵地，“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很强势。“罢官”大字报贴出的当天，由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系团总支书记韩国劲领衔，全校1976人签名，也向党中央发电报，针锋相对地说“复旦党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历史系十几名党员联名下“战表”，要与谭、欧阳辩论。次日，历史系成立“乘风破浪”战斗组，由青年教师李华兴、吴维国以及王鹤鸣、杨立群等几位研究生和5个年级团支部书记组成，都是共产党员。我是一年级团支部书记和 “文革”小组长，是电报、战表签名者和战斗组成员之一。
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同时，我还在组织“在战斗中成长”战斗组，与年级“闹翻天”等造反组织对峙。“在战斗中成长”在南京路贴出的第一份大字报是《复旦党委的官就是罢不掉》。因为我们进校不到一年，对党委实在没有多少话可说，于是摘编了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等复旦著名人士的“保皇”言论，结果当天就被“造反派”戮了几十枪，“战斗”改成了“战抖”。复旦这种在大字报上用批注方式驳斥对方的“戮一枪”做法，很快扩散到上海高校，成为大字报一景。
这期间， “红旗飘飘”、“心向党”、“换新天”、“杀阎王”、“反复辟”、“孙悟空”等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8月22日，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4天后，全校性保守组织“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成立，造反组织“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也相继成立。党团员和大多数学生干部参加了保守组织。斗争迅速从学术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从炮轰复旦党委发展到火烧上海市委，两派围绕着复旦党委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展开激烈较量。复旦是上海高校和全市斗争的晴雨表，发生在这座校园内的静坐绝食、抢黑材料等种种事件，不断震动上海滩。每天进出复旦看大字报的人川流不息，有的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天就被新的覆盖了。两种力量的博弈呈现胶着状态。
尽管“保守派”很努力、很自觉、很坚定地听党的话，积极投身运动，但是斗争的大方向却似乎总是被“造反派”掌握着。“造反有理”成了主旋律，一批批教授被打倒，一个个校系领导被揪斗；抄家风、“斗鬼风”弥漫校园；“踢开党委闹革命”、“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等议论甚嚣尘上。无论“造反派”怎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总能迎合潮流，得到上面的支持或默许，各系的“活跃分子”越来越活跃，“造反派”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保守派”却欲保不能、欲罢不忍，处处被动，无奈无助。我们明显地感到形势的发展对“红卫兵大队部”越来越不利。不是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吗，历史系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全校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怎么都成了“保守派”呢？这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这些学生党员干部处在第一线，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更大。
黑云压城城欲摧。1966年12月2日下午，韩国劲同我说，今天晚上造反派要召开“炮轰复旦保皇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揪斗杨西光，大势所趋，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留在学校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步行“串联”到井冈山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韩国劲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军人出身的调干生，在同学中有威信，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他作为复旦大学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还给陈云献了复旦大队部红卫兵袖章，此后又成为上海市大专院校保守组织红卫兵的负责人。对我而言，去井冈山早已心向往之，当即表示赞成。为了不惊动“造反派”，我们决定当晚就走，第二天在奉贤县杨立官同学家集中，稍事休整后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