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林徽因毕生的事业，爱情，则是她此生永恒的守护。
她愿意将理想放逐于天地，也甘愿，成为爱人背后的女人。
1939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梁思成担任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构思。正当两人着手整理资料时，1941年，天津的一场大水，将存放于地下室的所有建筑考察资料毁于一旦。
当时，正在李庄的夫妇俩便决定就随身携带的资料，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用英文撰写说明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
在工作中，梁思成的脊椎病复发，因为怕写作时身体不支，只好用一只玻璃瓶垫住下巴。林徽因此时的肺病也越来越严重，时常大口地咯血，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床上倚着被子半躺半坐。
即便如此，她仍为《中国建筑史》倾注了大量心血。林徽因翻译了一批英国建筑学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让丈夫从史语所给她借回来许多书，通读二十四史中关于建筑的部分，帮助丈夫研究汉阙、岩墓。
用金岳霖的话，林徽因那段时间“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梁思成在这段时间给费正清写的信当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
徽因这些日子里，她对汉代的历史入了迷。有人来看她时，无论谈到什么话题，她都能联系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她讲起汉代的一个个帝王将相、皇后嫔妃，就像在讲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一样熟悉。她把汉代的政治经济、礼仪习俗、服饰宴乐与建筑壁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做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她甚至想就这段历史写一部剧本。
战时经济困难，梁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已经“挂靠”到中央研究院，纳入正式编制，学社的同事有了固定的工资，一些资助也陆续到位。林徽因特别高兴，她写信给费慰梅，难掩喜悦之情：
思成的营造学社已经从我们开始创建它时的战时混乱和民族灾难声中的悲惨日子和无力挣扎中走了出来，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它终于又像个样子了。同时我也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失去了同那些诗人作家朋友们的联系，并且放弃了在我所喜爱的并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颖悟的新戏剧方面工作的一切机会。
这或许就是我们时常念叨的相依相偎、肝胆相照的爱情吧，志同道合又惺惺相惜，一切因你而值得。爱一个人，定是爱着他的爱。看着对方做自己喜欢的事，自己也恨不能贡献自己的所有力量。
梁思成在给费正清的信上曾说：
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虽然肺病缠身，但林徽因全然忘我地将自己投入工作中，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
在这一章中，仅是中国的塔，她就列举了苏州虎丘塔、应县木塔、灵岩寺辟支塔、开封佑国寺铁色琉璃塔、涿县北塔及南塔、泰宁寺舍利塔、临济寺青塔、白马寺塔、广惠寺华塔、晋江双石塔、玉泉寺铁塔等数百种，并细心地研究了它们各自的建筑风格、特点、宗教意义。
尽管身体承受着痛苦，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快慰，倾注在创作中时，他们忘记了病痛，忘记了时间。
1946年4月，《中国建筑史》编撰完成。它的问世，结束了没有中国人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缺憾，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偏见和无知。
最后，这部划时代著作的作者署名是“梁思成”。林徽因收集资料、提供灵感、执笔写作、文字加工，到最后校对书稿，并亲自用钢板和蜡纸刻印，却不曾署名。在她心中，丈夫梁思成应该享有这份成就与荣耀。他好，就是她好。
所以，梁思成在书的前言里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的。”
写诗，她耳濡目染，有感而发，不过灵气使然，在现代文学中留了精美的一笔。建筑，她倾心热爱，一生不悔。或许对她来说，这已不仅仅是一项事业，而是与梁思成爱情的见证和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