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曾有人建议戴乃迭，希望她把儿子的事写出来，说拿到海外去出版，书一定会畅销，戴乃迭一口拒绝。
杨宪益夫妇生活经历十分丰富，婚姻与众不同，他也认为自己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有如一本流浪汉小说。他俩一生从事文字工作，也比较容易生出写自传的念头。加上不断有朋友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可会对他俩动笔产生动力。
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整理她的遗物时，在抽屉里找到一份亡妻生前用英文写的自传，题为“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未写完，写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南京为止。没有写完的原因，杨宪益的小妹认为是身体不好了，而杨宪益却不这么看。
2002年3月，《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在《中国妇女》英文版杂志上首发，随后，该文被译为中文后，又在《文汇读书周报》以三个整版发表，引起社会反响。有心人便建议杨宪益把妻子的自传续完成书，杨宪益当时非常同意，他向具体操办此事的小妹说，他来写续，他来写序。
可是杨宪益最后交稿的，不是他当初承诺的续写戴乃迭后五十年的生平，而只是一篇区区三千五百字短文的“记乃迭生前二三事”。行文也不见通常悼亡文字的锥心泣血、悲切恸怀，看起来似乎远不如那一首诗《悼乃迭》感人至深。在文章的结尾处是这样一段话：
“回忆乃迭生平，值得一提的事当然还有很多，但我只想写这几条。至于她晚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她自己没有写下去，我也可以理解。但我也不想写下去，留给朋友们补充好了。”
戴乃迭的自传，最终以《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于2003年出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戴乃迭未完成的自传、她的未发表的《我的狱中生活》，并附有她入狱时英国亲友为解救她写给中国领导人的联名信，以及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二是戴乃迭写的对中国作品包括《红楼梦》、当代小说、话剧、回忆录的评介；三是中外亲友对戴乃迭的回忆与纪念文章；四是介绍戴乃迭的译介贡献、著译作品目录。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杨宪益来说当然是个很大的安慰，他非常看重，因此当初在编辑时，他就十分期待。以至于大病来袭时，若按他的意愿，就听天由命随它去算了，可就是为了要等到该书的出版，他愿意到医院去接受痛苦的治疗。住院期间，每当见到具体在做该书编辑工作的小妹，总是迫不及待地问她，书进展得怎么样了？
读着亲友们写的那些充满深情的怀念文字，杨宪益非常感动，的确也得到了很大安慰，可同时也不免哀从中来：他们让他重温了妻子对信念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的认真、对丈夫的深情、对朋友的真挚；她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一副天使般的容颜，以她生长的家庭及其祖国，本该拥有更加灿烂、更加美好、更加快乐的人生，可是因为嫁给了他这个中国人，却饱经战乱、动荡、惊惧，多年生活在人们歧视、怀疑、憎恶的目光中，甚至被投进监狱，甚至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的她仍不后悔当初的人生选译，她仍然对中国，这个给她心灵带来如此多伤害的国度，不改热爱与眷念之情，仿佛是喃喃地说出“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这样令人心颤与动容的话来。可戴乃迭越是甘愿如此，杨宪益就越是心痛，不必等读到他妹妹对亡嫂说的“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估计他的心就已经碎了！
也许杨宪益无法替妻子完成自传的原因是心力不济，或看空一切，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忽然理解了妻子，理解了她自己当时中止的真正原因，即往事不堪回首。所以就欲说还休了。而一旦他认为是这个原因，自然马上也就同样停下了笔，因为他对这个原因生出了强烈的共鸣。
不知杨宪益写的自传与戴乃迭写自传有何关联，应该是在与妻子开始写自传差不多同时，1990年2月，杨宪益应一位意大利朋友的邀约，也开始写自传了。他用英文撰稿，由那位朋友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最初，意大利文的书名叫《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以英文出版时的书名叫《白虎：杨宪益自传》；此前一年，大陆出了中文节本，取名《漏船载酒忆当年》。
就在杨宪益写自传的时候，戴乃迭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又摔了一跤，送到医院去检查，医生根据记忆障碍以及走路不稳等症状，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于是当即按此治疗。谁知用药后，病情不但未见缓解，反而加重，以至忽然丧失记忆。后转院诊疗，结论却又推翻了前面的诊断，认为是脑供血不足。
但显然戴乃迭的病因不这么简单，所以治疗也就不很奏效，戴乃迭的身体好好坏坏，不时住院又出院。
戴乃迭白发也很早，早在她去世十年前。1989年春天，画家郁风被她永恒的微笑所打动，给她画了一幅肖像，并在画上题道：
“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不变的还有杨宪益对她的感情。
随着病情的加重，戴乃迭在心理上对丈夫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她住院时，一定每天都要看到杨宪益，杨宪益就每天从住处大老远地到医院去。
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印度德兰修女、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当时因为戴乃迭病情转重，杨宪益只得一人前往香港接受名誉学位。在学位颁予典礼上，就有人发现杨宪益忧心忡忡。杨宪益回到北京后，校方特地将他穿过的那件博士服寄赠给他留作纪念，杨宪益因有诗句：“多谢斑斓博士衣，无如心已似寒灰。”
“心似寒灰”含义多重，有看轻名利，有看淡人生，也有对年华老去、来日无多、爱妻老病的悲怆。
杨宪益夫妇原来与小女儿住在一起，后来她嫁了一位加拿大专家，女儿女婿搬出去单过，住进西郊友谊宾馆中的颐园公寓（外国专家公寓）。戴乃迭病情转重后，女儿提出让老两口搬过去跟他们住，一来看病方便，二来女儿可以朝夕照顾母亲。友谊宾馆颐园公寓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苏联专家建造的，杨宪益对建筑的式样颇不喜，写打油诗说它“不中不洋”。可为了妻子，他还是带着妻子搬过去了，那是1994年的6月。杨宪益当时没有想到，颐园公寓成了妻子人生的最后一个居所，他没有想到他俩结伴一路走了六十年，竟在这里永远分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