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使我们稍稍想到了我们作债户的地位，和我们接受那地位的方法，那么在西方的和远东的道德情思之间，某种极有力量的分别，便要跃然而出了。
事情没有比我们刚刚完全觉得人生不过是神秘更为可惊了。我们一刻儿从不可知的黑暗里升起来了，看看我们的四周，快乐着，痛苦着，将我们实体的颤动转变成了别的东西，然后又落入了黑暗之中。一个波浪也这样的升起来了，受到了光亮，改变了动作，然后又沉入了海中。一株植物也这样的从泥土里升起来了，向光亮和空气，展开了它的叶子、花朵和种子，然后又变成了泥土。只是波浪是没有知识的；植物是没有识别的。每一个人生似乎也就像一条从地上起而重复回到地上的抛物式的曲线；不过在那短短的变化时间中，它却识别了宇宙。现象的可惊之处，那就是没有谁能够知道它一些什么。凡夫俗子们，谁也不能解释这个最普通，而亦最不能理会的事实——人生的本身：可是每一个能思想的凡夫俗子，却又不得不及时的为了自己的关系而思想到它。
我是从神秘中出来的——我看见了天和地，男人和女人和他们的工作；我也知道我必须要回到神秘去——这究竟有些什么意义，便是那最伟大的哲学家——便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不能告诉我什么。我们都是自己的哑谜儿，也是彼此的哑谜儿；空间与运动与时间，都是哑谜儿；事实就是一个哑谜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谁也没有什么消息告诉我们。小孩子是哑哑无言的；骷髅只能露了齿笑着。大自然没有什么慰藉给我们。从伊的不成形里面，产生了成形的东西，终于又回到了不成形——这样就完了。植物变成了泥土；泥土又变成了植物。植物变成泥土时，曾经作为它的生命的颤动，又变成了什么了呢？难道它在冥冥中依然存在，和玻窗上结成枝叶绵延的霜花。暗中有那看不见的潜力一样么？无限的闷葫芦中，包括许多和世界一样古老的较小闷葫芦，等候着人类的将来。俄狄浦斯（Edipus）终必遇到一个狮身女面妖（Sphinx）；千千万万的人类——大家都在“时间”的长途上，枯骨丛中，蹲踞着，各人都带着一个更深更难的哑谜儿。所有的女妖都还没有满意；在将来的大道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女妖排列着，要吞灭那些尚未出生的生命；不过已经得到答语的，也已有千千万万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不受永久的恐吓而生存着，为了有那相对的智识导引着我们——那智识从灭亡的爪牙里，得到了胜利。
所有我们的智识，都是遗传的智识。已死的人将他们所能学习的种种事物的纪录，都留给我们了，有些是讲到他们自己和世界的；讲到生死的大例的；讲到应有之事和应无之事的；讲到以人力胜天，免除些苦难的；讲到是与非，忧与乐的；更有些是讲到自私的错误，仁爱的智慧，牺牲的责任的，他们将他们所能找到的事情，都留给了我们，有些是关于气候和时季和地方的；关于日月和星辰的；关于宇宙的运行和组织的。他们也将他们的谬见遗传给了我们。使我们不至再落入更大的谬见里面去。他们还将他们错误和努力，成功和失败，痛苦和快乐，忧和恨，都传给我们——作为警戒或例证。他们等候着我们的同情，因为他们虽为我们辛苦过最佳的志愿和希望，也因为他们造成了我们的世界。他们清除了土地；他们灭绝了怪物；他们养驯了，教熟了许多给我们最有用处的牲畜。“库勒伏（Kullervo）的母亲从伊的坟墓中醒转来了，伊从那尘土的下面向他喊着说：‘我已将那条系在树上的狗留给你，你可以带了它同去打猎。’”（Kalevala：第三十六Pune）他们又照样种熟了许多有用的树木和花草；他们发见了金属的地位和力量。不久他们就创造了我们所有的文明——托付我们去校正那些他们所不能校正的错误。他们劳力的总数是数不尽的；他们所给与我们的形形色色，的确应该都是很神圣，很宝贵的，只要我们想一想他们所费的无量的心思和气力就可以知道了。可是像神道教的信仰者，天天那样地念着：“历代的祖宗，我们家庭的祖宗，我们血族的祖宗——我们将我们感谢的快乐归给你们，我们室家的创始者。”西方人办得到么？
办不到。这非但为了我们想死者是听不见的，并且为了我们变化以来，便没有学会心理上表同情的力量，除了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家庭范围之内。西方的家庭范围，比了东方的家庭范围，简直是一件极小的事情。在这十九世纪中，西方的家庭差不多已经破碎了——它的意义，的确只有丈夫、妻子，和未成年的儿童。东方家庭的意义则不然，非但是父母和他们的血族都在内。连祖父母和他们的血族，高曾祖父母和他们以上的诸多死者都在其内的。这种家庭观念，使那同情的力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以致情绪的表现，可以扩张到许多生存着的家庭大团体和小团体，甚至在国家遭祸的时候，更可以扩张到大家庭一般的全国族；是一种比我们称为爱国更精深的感情。这感情也像宗教的情绪，无限的扩张到了所有的已往；仁爱、忠义，和感谢所混合着的意义，虽然在必要上有些渺茫，比了对于活人的感情却并没有什么缺少真实的地方。
在西方，自从古老社会破灭之后，这种感情早就不能存在了。以为古人必入地狱。不许称赞他们的工作的信仰——教我们不论何事只须感谢希伯来的上帝的教旨——造成了我们思想上的习惯，和感谢上的习惯，却不许我们对于古人有一些感激之情。然后和神学的灭亡与较大智识的黎明一同来到的，又另外有一种教训了，以为在人的工作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他们依从着必要，我们只在必要上从他们接受到了必要的结果。现在我们还是不肯承认，必要本身是应该强迫我们对那些依从必要的人表同情的，也不肯承认，必要所遗传下来的结果都是既悲哀而又宝贵的。这样的思想我们真是难得有的，即使是对于现在活着为我们效劳的人所作的工作，也是一例的漠然。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买来或得来的东西，曾付多少代价，我们是会想到的——至于那东西的生产者，曾费多少代价，我们就不许自己想到了：的确，要是我们在事情有一些良心的表示，就要为人所嗤笑了。我们对于古人工作悲哀的意义，和对于同人工作悲哀的意义，我们都是无知无觉，从此很可以看出我们文明的浪费——一小时的娱乐中，穷奢极欲，消耗了数年的劳力——千百个没脑筋，不人道的富家翁，每年多为了完全非必要的嗜欲，虚縻了数百个生命的代价。文明的吃人者，不知不觉中比了野蛮的吃人者还要残暴，要求着更多的血肉。较深的人道——对于人类的伟大情绪——完全是无用之奢侈的大敌，也完全是为任何对于官能的满足，或为己的娱乐，不加限制的社会所反对的。
另一方面，在远东，生活简单的道德本分，从古以来早就传授下来了，因为祖先崇拜已经将这种人类的伟大情绪加以发展，加以栽培了，而这个情绪却就是我们所需要，也是我们将来为了要免除自己灭亡起见，不得不找到的东西。家康曾有两句话。很可以显示这种东方的情思。那时这位日本最伟大的军人和政治家，实际上已是全国的主宰，有一天，却有人看见他在那里亲手将一条旧的绸裤洗刷着。他对一个侍臣说：“你看见我这样做，须知我并不是为了这件衣裳的本身有什么大价值，乃是我为了制成它时所需要的种种事情。它是一个贫妇辛苦的结果：这就是我宝贵它的理由。倘使我们用东西的时候，不想想制成这些东西要费多少时间和努力——那么我们简直可算没有脑筋，和禽兽差不多了。”还有，当他已是大富的时候，我们听说他的妻子时常要叫他穿着新衣裳，他就斥责伊。他告诉伊说：“我一想到和我同时的群众，和在我以后的世世代代，我觉得为了他们的缘故，极其节俭我现在所有的东西，乃是我的本分。”这种简单的精神，现在还没有离开日本。就是天皇和皇后，在他们自己燕居的地方，也和他们的百姓一样简单的生活着，将他们内帑的大部分，取出来作为救济公众困难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