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英国的政治分歧把这个国家的多余精力耗费尽矣。别的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彼此拼杀之时，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已停止了。时不时会有一个过于胆大的批评家对教会进行抨击，比如丹尼尔·笛福，这或许会倒霉地触动法律。可是《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戴上颈手枷示众，原因不在于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由于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一直以来都对讽刺疑心重重。倘若笛福写的是一本严肃为宽容辩论的书，也不会身受责难。对教会暴政的攻击被他化成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书名叫《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说明他是个不体面的大老粗，和监狱中的小偷有得一拼。笛福是幸运的，因他的旅行从未超出不列颠群岛的范围。专横跋扈从发源地被赶走之后，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些殖民地找寻到了受人欢迎的栖身之所。要说这应归因于才搬进那片土地不久的人们的性格，倒不如说是新世界较之旧世界具有更为宽广的经济优势。英格兰这个小岛上人口稠密，只可以让大部分人有立足的地方，假如人们不想继续履行旧的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则，全部的生意都会终止。
然而在美国，它的范围广大、财富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是一个仅仅住有极少的农夫与工人的大陆国家，这样的妥协就显得不必要了。因而，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组织中，一种防范巩固的自诩正确的正统教产生了，这是自加尔文在瑞士西部成为了警察长与最高行政审判长的快乐年月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首次在查理河的雪地里住上了人，这是一个别人称之为“朝圣神甫”的一部分人。通常朝圣者是指“因宗教虔诚而到圣地进行朝拜的人”。按这样的意思来说，“五月花”号的乘客并非朝圣者，他们都是英国的瓦匠、服装设计师、搓绳匠、铁匠与修车工，他们非常憎恶别人所崇拜的天主教义，为了摆脱它才离开了英国。他们最先渡过北海抵达荷兰，来这儿时恰逢经济大萧条。我们的教科书依然描写说，他们决定继续踏上旅行之途是由于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学荷兰语，否则便会被那个国家同化。这些老实淳朴的人竟然不图报恩，跑去做美国公民。听起来这似乎没有可能。实际上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必须住在贫民窟中，在人口已很密集的国家寻求生路确实很艰难。
听说在美国种植烟草的收入远远大于在莱顿梳羊毛，因而他们便上路去弗吉尼亚。哪想遇到了逆风，马萨诸塞岸边的水手手脚笨拙，他们便决定在这个地方住下，不继续乘着漏船在海上的恐怖中航行冒险了。不过尽管他们逃离了淹死与晕船的危险，却还是处在危险的环境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英国内地的城镇公民，无创造生活的能力。寒冷将共产思想打得粉碎，不息的狂风把城市的热情吹得冰凉，妻儿因没有像样的食物而死了。只有极少数的人熬过了三个寒冷的冬天，他们很善良，对家乡的粗鲁且又淳朴的宽容习以为常。然而因为之后又来了几千个新殖民者，他们完全被淹没其中了。后来的人全部都是更严厉、不易妥协的清教徒，马萨诸塞被他们变成了查理河畔的日内瓦，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清教徒在硝烟弥漫的地方痛苦挣扎，灾难重重，他们有比之前任何时候想从《旧约》里找寻他们所想的所做的事情的依据的冲动了。他们同体面的社会与书籍划清界限，领悟出自己的一套怪异的宗教体系。他们将自己看成是摩西与纪登的后代，不久就会变成西部印地安人真正的的马卡比。
他们无法聊慰自己的艰难乏味的生活，只能告诫自己他们受难为的是唯一真正的信仰，还因此得出结论，别人都是错的。要是谁含蓄地说清教徒的行为并不完全正确，就会因观点不同而受到虐待，要么就是被无情地鞭打一顿扔到荒郊野外，要么就是被割掉耳朵与舌头，驱逐出境，除非他们幸运地逃往邻国瑞典与荷兰的殖民地躲了起来。对宗教自由与宽容事业来说这块殖民地一点作用也没起，要说有贡献的话那就并非出于本心，不过是歪打正着，在人类进步历史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宗教专制的暴力导致了更加自由政策的反作用。在几乎两百年的教士专制后，涌出了新一代，他们是形形色色的教士统治的公开的可怕敌人，认为政教分家非常有必要，对先人将宗教与政治混为一体极其厌恶。这样的发展过程十分缓慢，却非常有运气，到大不列颠与美国殖民地的敌对战争爆发危机才开始出现。结果，编撰美国宪法的人除了自由思想者便是旧式加尔文追随者的秘密敌人，在这个文件中他们注入了颇为现代化的血液，经验证，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这些原则产生了巨大作用。
不过在这之前，在宽容领域里新世界已历经了一次非常意外的发展，是在天主教区内，在现今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这次有意思的实验的人物是来自佛兰芒的卡尔佛特父子，可是后来父亲迁居到英国，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混得很好。原先他们是新教徒，然而乔治·卡尔佛特——他成为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与总管——对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十分反感，于是又回到旧信仰身边，以前的信仰无论是好是坏，可是它称黑是黑，称白是白，不会将各项教义的最后裁定权交给那些半文盲的教士。乔治·卡尔佛特似乎很有才艺，他倒退到天主教（当时相当严重的罪名！）并未让他失去皇上的恩宠。恰恰相反，他被册封为巴尔的摩男爵，在打算给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一小块处所居住的时候，还得到了四面八方帮忙的承诺。他首先在纽芬兰试运气，不过他派往去居住的人都被赶出了家门，所以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获得几千平方英里的地皮。哪想弗吉尼亚人是顽固不化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想和这些危险人物成为邻居。巴尔的摩接着申请获得弗吉尼亚与荷兰、瑞典领地间的一片荒地，可还没等到批准便死了。
他的儿子塞西尔接着做他的这件好事，一六三三到一六三四年的冬天，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命令下，“方舟”号与“鸽子”号两膄小船穿越大西洋，在一六三四年三月满载乘客平安到达切萨皮克海湾。这个新国家名为马里兰，是依据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来命名的。亨利四世原本打算建立一个欧洲各国联盟，可一个发疯的教士用匕首打破了这个计划，后来玛丽成了英国国王的妻子，但不久之后这个国王又在清教徒手里丢掉了性命。这个移民区完全不一样，它不排斥印第女人，平等地对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过了困难的好几年。起初移民区里圣公会教徒有很多，为了逃脱马萨诸塞清教徒的专横跋扈他们才来的。以后清教徒也进入了这个移民区，想摆脱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专横跋扈。这两群人都是亡命之徒，气焰嚣张，都希望将他们自己的“正确信仰”带到这个刚给他们安身之所的州。因为在马里兰的土地上“一切会导致宗教狂热的争执”都被严令禁止，那些老移民者于是有让圣公会教徒与清教徒都安安分分不要惹是生非的权利。可是，家乡的保皇党与圆颅党的战争一触即发，马里兰人害怕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他们曾经的自由都会失去。
所以，一六四九年的四月，刚获知查理一世被处以极刑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建议下，著名的《宽容法》被通过了。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精彩：“由于在宗教方面对思想的强行统治常常给那些所及范围内的地区产生有害的结果，为了本省政权的稳定，为了促进大众彼此间的友爱团结，特决定，所有人不可以宗教或是宗教信仰作为理由，对本省一切耶稣基督信仰者进行干预、扰乱以及迫害。”在基督会会士掌控重权的国家，这样的法案得以通过，这表明了巴尔的摩家族的出色政治头脑和超群的勇气。这样的宽厚仁慈的精神深得来访者的赞许。
后来，马里兰的政权被一群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将《宽容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关于宗教的法案》，它给自称为基督教徒的人宗教自由，可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却不包括在内。幸运的是，反动的时期并不长久。一六六○年，斯图亚特成员重新执政，巴尔的摩派家族也重掌马里兰的大权。对他们政策的再一次攻击来自别的一面。圣公会教徒在自己的国家取得了完全胜利，所以要将他们自己的教会变成一切移民地区的官方宗教。卡尔佛特家族继续顽强奋战，可他们明白要将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这边已没有可能了。于是经过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宣告结束。新教徒获胜了。专横也取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