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竭力对上帝和自己诚实，所以他不得不将所有问题简化为基础的原则与教义，再将它交与人类感情的试金石进行检验。教皇庇护四世知道了他的死讯后说：“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冷漠。”倘若教皇是在赞颂他的死敌从不考虑一己私利，那样的话他就说对了。加尔文一生都很贫穷潦倒，而且拒收最后的一笔季薪，原因是“疾病已让他没法再像从前那样挣钱了。”不过他的力量却表现在其他方面。他只有一个信念，生活也只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圣经》中体现的真正的上帝看清楚，当他得出的结论在他觉得自己已可以经得住一切争辩与反对的时候，他便将它归入到自己的生活准则之中了。至此他依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事，完全无视自己的决定会导致的后果，变成了一个不可战胜、无法阻挡的人。不过直到许多年以后这个品质才体现出来。在改变信念后的前十年，他还是要竭力对付一个十分平常的问题：谋生。“新学”在巴黎大学取得短暂胜利，有关希腊文词尾的变化、希伯莱文的不规则动词以及别的受到禁止的知识的几次讲课，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就算是坐在有名的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被有害的德国新教义产生了污染，因而人们想采取措施，将那些现代医学会称之为“思想的传播者”进行清洗。据说教区长曾收到加尔文提交给他的几篇最会引起异议的讲演稿，因而他的名字在犯罪嫌疑人名单的前列。他的房间被搜查，文章也被没收了，还命人将他逮捕了。他闻讯在朋友家中藏了起来。当然，小学院里的风浪持久不了，可是在罗马教会里谋职已不可能。到作出明确决断的时候了。一五三四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彻底绝裂。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俯视法国首都巴黎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同他的几个学生也郑重宣誓，后来誓言被纳入了耶稣会法规。随后，他们全部离开了巴黎。罗耀拉朝东走了，可只要想到他首次攻打圣地的不幸结局，便又沿路返回，来到罗马。在那里工作让他的英名（或许是臭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约翰却不一样。他的帝王国不受到时间与地点的限定。他到处漫游，期望可以找到一席净土，用剩余的时间阅读、思考还有平静地宣讲他的观点。在他去斯特拉斯堡的路途上，查理五世与弗朗西斯一世开战了，这不得不使他绕道瑞士西部。
在日内瓦他得到吉勒莫·法里尔的热烈欢迎，他作为法国宗教改革中的海燕，是从教会与宗教法庭的囚笼里逃出来的著名人物。法里尔打开双臂欢迎他的到来，对他说在小小的瑞士公园里能够大展宏图，并希望他留下。加尔文要求考虑一下，然后他留了下来。新天国为了躲避战争建立在了阿尔卑斯山的脚下。那时是很奇特的世界。哥伦布出发想寻找印度，却不经意间发现了新大陆。加尔文想寻找一方静地，用来研究与思考圣教度过余下的一生。他漫步到一个三流瑞士小镇，将它看成是精神首都，很快大家就将天主教王国的领土变成了庞大无比的基督教帝国。如果说读历史可以达到包罗万象的目的，那为何还要读小说？要说加尔文的家庭圣经是不是仍然被保存着我不清楚。倘若有，人们便会发现，记载着丹尼尔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非常严重。这样一个法国改革家非常有节制，不过他时常要从一个坚贞不移的上帝处让你在故事中获得安慰，那个人被拖进狮穴，可是他的清白挽救了他，以至于他没有悲惨地早早死去。日内瓦和巴比伦不同。它是个让人起敬的小城，里面住着令人尊重的瑞士裁缝。他们对待生活很严肃，却无法和这位新宗教领袖相提并论，在讲坛上他如同圣彼得一样滔滔不绝地布道。
何况，有个名叫内布查尼萨的，身为撒沃依的公爵。凯撒的后裔就是在同撒沃依家族的永无宁日的争吵中决定同瑞士的别的地区联手，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一分子。日内瓦与维登堡的联合仿佛彼此利用的婚姻，其结合是建立在共同利益而非彼此爱慕基础上的。不过，当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一经传开，一切对诸多新的千奇百怪的教义热衷的传教士——它们不下五十个——都涌向了莱芒湖溿。他们干劲很大，开始宣讲到目前为止活人可以想出的最怪异的教义。打心眼里加尔文就对这些业余预言家极其厌恶。他深深地懂得他们只会给自己所认定的事业带来灾难，他们是热情的斗士，然而走错了路。在他休息了几个月以后，头一件做的事就是尽量准确、简洁地把他希望的新教民能够掌控的对与错的界线写下来。如此一来，没有人能够挪用老掉牙的借口说：“我不知道。”他与朋友德里尔亲自将日内瓦人分为十人一组用来检查，只有宣誓效忠这样一个怪异的宗教法才可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后来，他给青年编写了一本巨大的教义问答手册。他还说服市议会，把一切仍坚持错误的陈腐观点的人赶出了城。给下一步行动清扫道路后，他依据《出埃及》与《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则，建立起了一个公国。
加尔文如同别的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像是个现代基督徒，更多的倒像个古典犹太人。他嘴里说崇拜上帝耶稣，可内心深处却对摩西的耶和华充满向往。当然，在感情受到波动之时这种现象时常会发生。对仇恨和斗争的看法，卑贱的拿撒勒木匠相当明确，使得在他的见解与暴力办法之间无法找到折中物。过去的两千年里，每一民族、每个人都希望用暴力达到目的。因而战争一爆发，一切有关的人就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关上了《福音书》，在血泊与雷鸣中热情欢心地打滚，沉迷在《旧约》的以眼还眼哲学中不可自拔。宗教改革确实是场战争，并且相当凶残。无人乞求生命得以保障，也基本上没有饶恕，事实上加尔文的公国是个军营，所有个性自由的表现都被一一压制了。当然，这全部的取得不是没有阻力的。一五三八年，组织中的自由分子的出现给加尔文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被迫离开了城市。可是到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再一次执政。在一片钟声与教土们热切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重新回到了罗纳河的城堡。从此以后他成为日内瓦没有加冕的国王，以后的二十三年中他力图建立与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是从伊齐基尔与埃兹拉的时期以来还不曾见过的。
依据《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的意思为：“使受控制，驯服与执行。”它将加尔文梦想中的一切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完美地表达了出来。路德的本性同大多数日耳曼人的一样，是个感伤主义者。他觉得，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指示人们通往永恒世界的道路。可是这太不确切了，不适宜于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能够是希望的灯塔，不过道路黑暗漫长，还有很多诱惑能让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然而这位新教牧师却是个例外，他不会走弯路。他知道一切的陷阱，也不会被人收买。假如偶尔脱离正道，每个星期的教士例会就能很快让他认清自己的职责，在会上，一切真正的正人君子都能够彼此自由地批评。所以他是所有迫切需求拯救的人心中的理想典范。在我们中曾爬过山的人都明白，有时候职业导游犹如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要之处，一块看似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都了如指掌，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他们有完全的指挥权，哪个蠢蛋胆敢不听指挥，强言厉语就会迎面而来。在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教士们也肩负着一样的责任。那些跌倒了、希望别人扶他一把的人，他们愉悦地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假如一意孤行的人希望离开轨道，离开大集体，那只手就会收回来成为拳头，给予迅猛可怕的惩罚。在别的好多宗教组织中，教士也酷爱运用同样的权力。可是地方长官常常嫉妒他们所有的特权，允许教士同法庭与行刑官抗衡的情况少之又少。加尔文对此很清楚，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建立了某种教会纪律，事实上超过了法律。诸多奇怪的错误历史概念在大战之后出现了，而且流传很广，不过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较之条顿人来说）是崇尚自由的民族，憎恶一切的管制。几百年以来法国都处于官僚体制统治之下，十分复杂，可效率却比战前普鲁土政府低很多。官员上班迟到早退，领口也不周正，还抽着让人反感的劣等纸烟。要不他们就肆意乱为，引发人们的反感，如同东欧政府官员一样，可大众却驯服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对于一个沉迷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确实让人惊讶。加尔文热爱集权，是位典型的法国人。他在一些细节上已能够和拿破仑成功的诀窍相媲美了。可他不同于那个伟大的皇帝。他缺乏雄心大志，他的胃不是很好，也缺乏幽默感，严肃可怕得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