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玉门关西的马圈湾烽燧处和汉代阳关烽燧处，曾挖掘出土许多箭头，这些铁制的箭头形状各异，有三角形、刀形、菱形和锯齿形等。据史料记载，箭镞的形制从春秋战国时就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传统扁体带刃镞改为三棱椎体等，加强了穿透力和射程。除了箭镞之外，在古长城遗址还相继出土了弩等武。
敦煌榆林窟于清初曾出土一件稀世珍品“象牙造像”，高15.9厘米、宽15.7厘米、厚3.5厘米，两边对合，由象牙雕刻而成。造像中刻有释迦牟尼进行弓射的形态。
(4)简牍中的弓箭文化。
据文献记载和甲骨文字分析，我国至少在殷商时就开始使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
简牍，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述：“简，从竹，间声。”“牍，书版也，从片。”简牍指的是用以书写文字的竹木条。也就是说，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
我国自50年代开始，在敦煌和它的周围地区的汉代遗址和墓葬中相继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内容涉及面很广，有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农业、医方、历法、刑事、教育、体育等。这里我们主要阐述保存较完整、内容丰富的居延汉简“秋射”。
“秋射”，史书称为“都试”，汉简多称“秋射”。汉代西北边郡地区每年举行“秋射”比赛，自武帝太初以后已形成一项制度，即每年秋季举行一次射箭比赛，故名“秋射”。由太守亲躬其事，各都尉具体负责。比赛之前，先将时间、地点、规则、奖励等要求（即与现代的体育竞赛规程相似），由太守府以“府书”形式下达到各塞、部、亭、燧，令其做好充分准备，届时参加比赛。
按居延汉简对“秋射”规则的记载，规定比赛均用“具弩”，所用的矢，分短矢、长矢，并分别记成绩。参赛者，每人射12箭，中6箭为及格，超过6箭予以奖励。如汉简记载：“功令第三十五候长、土吏皆试射，射去谆带，弩力如发，弩发十二矢，中蛩矢，六为程，过六矢，赐劳十五日。”所谓“谆带”，就是射箭的靶子，以红、白色丝织品相间缝制而成，悬挂在木板上，然后将板立于谆上。“秋射”比赛中，除弩射之外，还有弓射，以及了望、信号辨别、刀剑骑技等比赛。“秋射”比赛的规则较完整，除上述各规定外，还规定赛前进行由令丞检査“檐”（盛弩的袋子）和“服”（比赛服装）、“兰”（盛矢的袋子）是否符合规则要求，如果犯规，必须扣分。比赛中，如发现有“射不如制”、是否中程、“蔽贤”等问题，皆可申诉，候官要上报和审查，搞清比赛过程的真相。如果查清，还可以重新试射，即“校射”，并以新成绩为准。凡在秋射中提出意见的人，各级官吏必须上报，并详列这些人的职务、年龄、姓名、理由等，以“秋射爱书”形式正式呈报都尉府，由都尉府调查核实后，再作出取消比赛成绩的决定。参加“秋射”比赛获胜者，即“署功劳”或“赐劳”，予以物质奖励，赐以钱帛，并作为“升迁”的重要依据。
从“秋射”比赛不难看出，它虽然是一种军事训练和比赛项目，但它已具备竞技性极强的体育运动属性。
汉简中还有关于武库的记载。如：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有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所制箭，箭全长67厘米，装三棱铜镞，竹杆，有三条尾羽，镞和羽均缠丝涂漆以与杆相固着。弩机，敦煌市博物馆藏有刻铭“敦煌库”的弩机。汉弩是边塞常见的武器，以石为强度单位。汉简所见，汉弩有一、二、四、六、七、八、十石诸种。在实战中，弩也被重视，李广与胡人战，虞诩与羌人战均得力于弩。两军会战时，弩手的集中使用，可发挥强大的攻击力，甚至使敌方的骑兵也败在阵前，除矢、弩外，库中贮存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还有长铁铦、长斧、连锤、枋、戟等格斗武器以及穿于身上的甲胄等。
上述这些珍贵的视觉形象所表现的我国古代敦煌地区的弓箭文化，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它的演变，使人们认识到，弓箭的开始并非出自于体育运动的动机，而是实用意识及人体生理和心理的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农耕业、手工业的出现，军事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类世俗观念的增强，弓箭逐渐由生活的工具演变为作战的兵器及军事训练的内容，射箭继而又发展成体育运动项目。这是一个多元的、漫长的孕育过程。因此，敦煌地区古代所遗存的弓箭文化，对全面了解我国古代弓箭的演变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为现代运动项目的射箭比赛，是1844年在英国举行的。这以前，英爵的一些城市建立了射箭运动俱乐部，教授射箭运动的技术和组织射箭爱好者之间的竞赛。起初，这种比赛是以射箭爱好者互相交流技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目的的。后来，这一运动项目逐渐开展，英国的许多大城市相继成立了射箭运动俱乐部，俱乐部之间常常举行比赛活动。1927年以前，英国举行过多次规模较大的射箭比赛大会。到了1927年，在波兰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射箭比赛，即世界射箭锦标赛。在此以后，射箭运动逐渐普及到世界各国C射箭运动是一个有锻炼价值的体育运动项目。射箭不仅能增强臂力、腰力、腹力、腿力，扩张胸围，发达肌肉，而且还能够培养吃苦耐劳、坚毅顽强、沉着机智、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意志和品质。
2.角抵（相扑与摔跤）角抵，也称角力、拍张、争交、摔跤等。它是指古人以两人对抗，运用劲力和技巧进行较量的一种活动。从广义讲，是力的一种较量。它的源头一般都引梁任昉《述异志》的记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载牛角而相抵。”这说明在古代的河北、山西一带流行着蚩尤戏，即角抵比赛。也有引《汉书刑法志》的记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乐戏，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可以说，这是我国摔气跤的最早文字记载。到了汉代，手搏已发展为专门的军事技能赢训练。《庄子人间世》载：“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是对手搏理论的概括。出现了拘击、击背、侧击、疾击、过击等，似是摔与打的结合，而角力的“相僻”、“卧轮”、“捽胡”等手法技术与手搏技术有密切的联系。角抵在汉武帝时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并已成为当时的一项专门的表演和竞赛活动。《汉书武帝本记》记载：“元封三年(前107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戏于上林平乐馆。”可见，在汉武帝时，十分盛行角抵比赛，经常在京城举办大型的竞赛活动，150公里内的老百姓皆来观看。两晋南北朝时，角力已成为独立的竞赛项目。在《晋书》和《江表传》中均有记载。另据《角力记》引《荆楚岁时记》说：“荆楚之人，五月间，相伴为相镄之戏，即相扑也。”“相扑”一词出现得较晚，见于《太平御览》引《晋书》所载：“襄城太守责功曹刘子笃曰：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笃曰：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隋唐的角抵更为兴盛，《隋书炀帝记》有“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异艺毕集，经月而罢”的记载。《隋书柳或传》载：“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二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这均反映隋时期角抵表演和竞赛不仅规模大，而且经费开支也不小。唐代的相扑也称角抵，比赛分春秋两季举行，每年元月十日和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为角力之期。《吴兴杂录》记载：“唐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唐代帝王也多好此戏。《角力记》载：“唐宝历中，敬宗御三殿，观角抵戏，一更三点方罢。穆宗即位初年，幸神策军，观角力戏，日晏方罢。”以后的文宗、僖宗等皇帝都喜欢看角抵。为此，宫中还设有专为皇帝娱乐服务的“角抵之徒”。宫中“御用”摔跤队叫“相扑o朋”。唐代角抵还是军队训练和娱乐项目之一。左右神策军(禁卫军)中多善角抵，皇帝每赴神策军观看角抵。相扑在民间盛行是在宋代，当时已出现了专门的组织，如“角抵社”、“相扑社”等，成员基本是职业摔跤手。宫廷中的相扑手称为“内等子”，由军队中选拔，属于左右军的编制。民间表演的则是“瓦市相扑手”，一般都是江湖卖艺之人，通常在集市庙会上表演。据《梦梁录》记载，南宋时在临安(现在的杭州)护国寺，每年举办一二次大规模的比赛(如打擂台），由官府组织，届时各地选手云集于此，各显其能。“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头赏有旗帐、银杯、彩锻、绵袄、马匹等”。辽、金、元代的角抵也极普遍。辽朝中把优秀的角力手选为侍卫。元代把角抵列为蒙族“男儿三艺”之一，当时不仅男子擅长角力，而且女子亦擅角力。元代的史书中记载角力的史实比较多。明、清时期角抵已基本上是具有相当技艺、专门训练军士人才和民间摔跤手的一项体育运动，并形成了“中国式摔跤”的独特风格和专门技巧及规则要求。明史记载：武宗时，曾令江彬等“率兵入习营阵，校骑射，或时为角抵之戏”。可见角抵是训练士兵的重要内容之一。民间也有“浪子相扑”等记载。清代称角抵为摔跤。清朝各代王室均喜爱摔跤，军中还专设善扑营”的编制，被编人善扑营的“扑户”共分三等，按技术水平每月发给赏饷。每遇朝廷宴乐，扑户都要承差献技。一般由扑户参加的表演称之为“官较”，而民间的摔跤称“私较”。
从古代角抵、相扑，到后来的摔跤，历时数千年，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深受人们的喜爱。它对于增强我国国民的体质和培养民族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1)金钢力士和药叉图。I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发现的白描和幡画中，均有反映古代进行角抵的图像资料。
莫高窟早期洞窟的佛龛下和四周壁画的下方绘有许多形象各异的金刚力士和药叉的图像例如，西魏第288窟，中心塔柱下绘有药叉摔跤的图像（图十三）。北周第290窟窟顶人字披上，绘有一幅“佛传故事”连环画，其中有表现悉达太子向善觉国王女儿裘夷求婚，应约试武，并以摔跤战胜了大魔力摔跤时，两人均袒露上身，着短裤，头束发髻（图十四）。这形象和文献记载极相似，如在东汉《西京陚》
中描述摔跤时说：“朱发髻奋，植发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盘桓。”这说明，摔跤比赛时要求裸露上身，头发扎成髻。北周第428窟绘有一幅图：两名金刚力士赤裸身体，仅下身系着一条宽大的腰带和兜裆，他们扭抱相搏，以决胜负。盛唐第175窟绘有一幅两名力士交手摔跤(图十五）。从图像上可以引证，这种摔跤法完全不同于相扑，它们倒地为负，类似今天的中国式摔跤。五代第61窟西壁佛传屏风画中，绘有一幅摔跤公开比赛。图中两名选手正在一块专门的蓆毯上进行摔跤比赛，旁侧还有数人观看。两名选手交手开始，其中一名，一手在前，一手在后，用弓箭步直取对方；另一名则双臂弯曲，后仰上身，向后撤步，窥探对方的弱点，伺机反攻。该画所反映的摔跤形象不同于其它壁画图像，表现在两名选手并没有扭抱在一起，而是双方找进攻时机：
采用低俯身体，降低身体重心，使身体重心更加稳固；另一方两手一前一后，用弓步直逼对方，正伺机采用方法进攻。图像十分逼真地反映出摔跤十分讲究技巧方法和解术（图十六榆林窟五代第36窟南壁佛传故事中，也绘有二人相扑的情景。
(2)角抵图。
藏经洞出土的幡绢画和白描画中，各有一幅形象生动的角抵图。唐代的幡绢画描绘了在一庭院两名选手袒裸上身，腰间系一兜裆，光腿跣足，头上戴着幞头，体重都较大，形象十分生动，与当今日本盛行的“相扑”运动相似。比赛中，两名选手双臂前后上举，两腿前后半弓步，半侧身面对面站立，双方正准备伺机向对方进攻（图十七）。还有一幅是唐代白描画，现藏于法国国立博物馆，在腰间系一布带兜裆，头发扎成髻，并饰有两个角。比赛中，两名选手扭抱相搏，一选手抓住对方腰带，另一选手抱住对方的腿，双方身体重心都很低，正在奋力相搏，都在伺机采用技术取胜对方（图十八)。
敦煌壁画和藏经洞发现的角抵、相扑、摔跤的图像，有的虽说是在佛经故事或是佛画中，I但从画面所反映的角抵手的着装、比赛场地、角逐姿势与方法等都和文献记载相符。敦煌遗存的有关图像资料，既可从白描画中看到当时角抵竞赛活动，又可从幡画中看到相扑，还可从壁画中看到摔跤。它为研究我国角抵戏的发展和演变，中国古代相扑与日本现代相扑之关系，中国式摔跤与少数民族摔跤之区别，以及研究与了解散手、跆拳道、空手道、柔道的形成和技法等，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3.百戏与乐归
百戏，原称“角抵”。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至汉而大盛。关于它的起源，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源于军中的“讲武之礼”，即是在军队的武术操演和竞技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起源于民间的蚩尤戏。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作为一种大型的综合性表演形式，百戏的形式并不是单源而是多源的，所以军中之礼和民间杂戏都是百戏形成之源。
百戏在汉武帝时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汉书西域传赞》说武帝“开玉门，通西域……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这说明百戏的繁荣、发展是在当时中外经济文化开始频繁交流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汉武帝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两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着名的“丝绸之路”，就在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后，大宛、安息、乌孙等西域各国相继派遣使者来汉，并带来了“吞刀吐火，植瓜种树”的杂技艺人。百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汉代的民间杂戏、乐舞、角抵戏等汇合形成了综合性的文体大会演，称“角抵百戏”。“百”者，多也，可见其包容丰富。隋唐前后又称“散乐”，大约是因其散在村野，非宫廷所统辖之故。《隋书音乐志》载：“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宋代以降，“百戏”、“散乐”之名虽仍有使用，但并不经常。当时，“百戏”包括：
角力、射箭、舞蹈、幻术、杂技、驯兽等项目。据张衡《西京赋》的记载：有乌获扛鼎（举重物）、都卢寻榼（缘杆表演）、走索、倒立、跳丸跳剑、冲狭（钻带矛的席筒、刀圈）、燕濯(反复鱼跃）、胸突铦锋（硬气功）、吞刀吐火（幻术）、百马同辔，骋足并驶（驾车比赛）等等。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载：“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二鸡、说浑话、杂扮、商迷、合玺、乔筋骨、乔相扑、浪子、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