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行，便既击手，而先彼累，弥宜译慎。谨寻先行之无可择，又置其尤。“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此先行之谓也。
凡行，多欲笼罩局上，以为陈势；成则攻也。
大行粗遍，当观形势，无使失局也。观察既竞，挥彼弧弱者，当击之。此有弧弱，当生救之，彼见弧弱，我势自强也。
《碁评要略》主要论述了棋的根源，棋的目的是以带生为先，要求先稳定自方，然后才克制对方。“年均四等者”是指围棋盘上可以对称、四分区域。要求棋手计算双方所占地域各有多少，再决定对付的战略。行棋还必须注意攻守兼备，要主动争先，还要积极构成强大外势攻击对方。
我国历代帝王中，对围棋贡献最大的要算是梁武帝萧衍(464年至594年），他不但积极倡导棋，曾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品棋”工作，同时他还撰有4部围棋专着。《梁武帝碁评要略》的发现，将对围棋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综上所述，使我们认识到《碁经》对六朝的弈艺高度重视，引证颇多。而于北朝方面，虽仅引录了北齐王子冲征法，但全书因出北人之手，融合了编者的棋战心得。因而，作者熟悉南北弈坛，它是一部总结型棋艺理论专着。它的发现有下列意义：
敦煌写本《碁经》的出现，改变了北宋关于张拟《碁经十三篇》是中国围棋现存的最早资料之说。证实了张拟《碁经十三篇》与《碁经》之间的传承和发展关系；《碁经》提供了不少以往文献记载中从未提到过的围棋原理原则、战略战术、棋法规则和术语等；《碁经》提供了早已失传的围棋古图谱的记载和围棋史料；《梁武帝碁评要略》对围棋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碁经》作者，始终以兵家的军事作战思想来论围棋。如：
运用了“孙子兵法”中“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诸葛亮的“诡”、“诈”、妙计等。它对现今的围棋战术指导具有不朽的意义；《碁经》这部不朽之作，显示了作者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围棋对于人类思维能力的深化和提高的潜在作用；《碁经》的论述，证实了在1500余年前，我国的体育科研的学术理论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制有较为全面的竞技法规。
古代敦煌寿昌城有专门制造棋子的作坊。该城在距今敦煌市75公里的戈壁滩上。汉代叫龙勒县，北魏正光六年改为寿昌县，宋代被洪水冲淹。现敦煌市博物馆藏有在寿昌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围棋子66枚(黑色41枚，白色25枚），多为花岗石磨制，其中少数棋子是玉石制品。棋子成圆形，中间凸起，中圆直径为1.2厘米，中厚0.75厘米，重量12克。
根据《通典》卷6“食贷下”、“赋税下”记载大唐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昭曰：敦煌郡贡棋子廿具。石青，今沙州。”又据《唐地志》记载都四千六百九十，贡棋子。”《唐地志》是天宝初年的写本(742年），现存于敦煌博物馆。“都四千六百九十”是指敦煌郡到京城长安的路程。“贡棋子”是指每年向唐王朝献上制作精细的围棋棋子。另据《新唐书》卷4，地理4，“沙州条”记载土贡：棋子、黄矾、石青。”这证明了唐时期的敦煌郡寿昌县的围棋子制造已被列为土特产而每年向京城进贡。
(6)象棋。
古代象棋被赋于象天则地，仁义备载，足堪法式的崇高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古人以象棋为依托，精蕴了他们对天地自然法则和人间社会法则的总的认识。根据有关学者考察发现，象棋的发明、演变及其设计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术数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簿塞祺局，就是古代的天文历象占盘，中国象棋反映的则是阴阳六十四卦和九宫的思想。而这些术数文化思想恰恰是古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包罗万象的总体认识。就此得出如下结论：
“象棋”一名出现于战国，迄唐为止，棋中并无动物像的象形棋子，有人认为其得名于“象形的象棋子”或“得名于象牙雕刻的棋子”，都与有关材料不符。“象棋”一名，应得名于“象天则地”之象。
簿塞式古象棋是古代星占历数家所发明的，六簿局直接来源于天文星占仪器一栻盘。天文学史的材料证明，这种棋盘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因而可以说，象棋发明于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之间。
现代象棋起源于中国而非印度，因为象棋的祖型都是中国术数文化的阴阳六十四卦局。它在“象天则地”术数九宫、八八卦的思想指导下，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游戏，如印度的“波罗塞戏”或“四角棋”等，最后形成了象棋。八八阴阳棋局形成于唐代中晚期，到了北宋晚期，在“河图”思想影响下，加“九宫”和“河界”定形为中国象棋，并出现了象棋理论着作《棋经论》。清代是象棋史上的鼎盛时期，名手辈出，棋派纷立。敦煌莫髙窟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中，有对象棋对弈情景的描述。奠高窟初唐第％窟殿前门上有幅清代绘制的象棋对弈图。它为我们研究象棋的演变轨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7)蹴鞠的风行。
嫌鞠活动自先秦、秦汉时期就开始风行，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沉寂，隋唐五代时期再度兴起，并形成了宫廷、民间的主要娱乐活动，当然这种娱乐也常流为赌博。据《旧唐书郭知运传》
载：知运子英义任剑南节度使时，曾“教女伎乘驴击球，钿鞍宝勤及他服用，目无虑万数”。五代时期后蜀王建曾赋诗述寒食内人长打白，库中先散与金钱。”宋辽金元时期蹴鞠已成为全国上下普遍喜爱和盛行的一项娱乐活动。据《宋史志》述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坚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花座，加以采缋。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宫锦三秀衣持歌舒捧，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棋。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球门棋下各设鼓五。阁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图练使、刺史、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宫、殿直悉预。其两朋官、宗室、节度以上服异色绣衣，左朋黄祢；右朋紫祢；打球供奉宫左明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中。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邛大合《凉州曲》，诸词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明白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颭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彭。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队下。每朋得筹，即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以上史料，详细阐述了当时击鞠的各种设施、服饰及规则等。古代的蹴鞠和击鞠以及捶丸，既是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更是一项赌博活动，有关文献对此有专门记载。
敦煌遗书和壁画中对蹴鞠和击鞠等活动不仅有较多的记载和描绘，并在P.2418写本《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中记述了贫欢逐乐无时歌，打论樗蒲更不休。”反映了樗蒲与饮酒、打球结合一起进行博戏的特色。《召蹴鞠书》阴沉气凉，可以期：鞠释闷，时哉！时哉！垂情幸降趾《答书》雨后微凉，纤尘不起，欲为打戏，能无从乎！苑勒谘迎，枉驾为幸。”
(8)斗鸡。
斗鸡在我国有较悠久的历史。相传夏朝第七代皇帝少康年轻时就喂养斗鸡，迄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据《列子》和《左传》记载广纪洧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日而问之：鸡可斗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之，曰：未也。犹疾视而气盛。十日又问之，曰.几矣，望之如木鸡，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也。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训养斗鸡的珍贵资料。而且，喂养斗鸡又注重从简单喂养训练提高到斗鸡性格的调教，非常讲究方法与手段。汉代着名文学家曹植，曾写过一首《斗鸡》的诗歌：
游目极妙技，悍目发朱光。
嘴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愿蒙狸膏助，常得檀此场。
这首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参加斗鸡赛的鸡目光凶悍发红，四处扫视，嘴尖爪利，叫声亢扬，翅膀有力，终于击败对方。作者把斗鸡场面刻画得栩栩如生。唐代斗鸡也非常盛行，宰相李林甫就是着名的斗鸡徒，唐玄宗尤爱斗鸡。
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4窟南壁《观音变》中绘有一幅形象生动的斗鸡画面。
敦煌所遗存的博弈文化种类丰富，而且历史悠久。从以上所述的六博、樗蒲、藏钩、双陆，凭机运取胜，而围棋和象棋却凭智力取胜，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因而发展趋向也不同。弈戏向锻炼思维，陶冶情操的教育性发展；博戏却朝贪求物欲，幸胜牟利的功利性发展。两者属性转化，是古代博弈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博戏行赌，并在战国时就出现了“赌徒”的名称，说明已有人以赌博为生。据《史记游侠传》记载，当时六博场中赌资数额大得惊人。自唐开始，社会上又出现了专门的赌博组织，开启了聚赌抽头之风。博戏已偏离了娱乐游戏的轨道，走上骗取钱财的恶道，给社会造成了不安定因素，自清之后，基本销声匿迹。弈戏向来以教育性为特征，受到广大人民的青睐，不仅在它的发展中产生了大量的理论着作，将弈棋同天道、人事、哲理、体育等相互联系起来，使其生命力越来越旺盛。而且在隋唐时期东渡日本，19世纪传人欧洲。随着围棋的发展，着法与规则已显示出体育竞技的特征。我国于1956年将其正式列为国家体育项目，每年举办各类比赛，并逐步走向“国际化”。
另外，从汉译佛经中还可考贝古代博弈活动的流行情况。《正法念处经》卷19写到节会日有相扑、射戏、樗蒲、围棋种种博戏。《佛本行集经》卷13《桷术争婚品》展示了婚礼中的热闹场景或试音声，或试歌舞，或诗相朝，或试漫话、戏谑、言谈或染、衣，或造珍贵及珍珠，或画草稿、和合杂音、博弈、榑蒲、围棋、双陆、握槊、投壶、掷绝、跳丸种种诸技。”
综而言之，敦煌壁画中的对弈图，为文字史料作了形象、真实的注释，使人们一目了然古代弈棋的实况，还可以品味出它的文化内蕴。教煌遗书对围棋的记载，不仅补充了过去文字史料未能说明的问题，并填补了围棋原理原则、战略战术、棋法规则和术语等空白。这充分证实敦煌博弈文化对围棋的发展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因而，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敦煌的博弈文化，也是围棋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将进一步深入为之。2.武术武术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根深叶茂，基础广泛。在古代由于军事的需要，发展了武艺，而手执兵器的舞蹈表演，又演化成武舞。可以说，武艺和武舞是中华武术形成的主要源头。
到了汉代，当时国家统一，实行了休养生息的安民政策，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们对精神上的追求越来越广泛。而汉武帝又竭力开发西北边陲。西域各国使者，商贾等往来于“丝绸之路”。
为了招待西域使者，便大力发展角抵戏，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因而称之角抵百戏。汉代的这种角抵百戏不断发展，并与武艺、武舞、导引、手搏等融汇渗透，最后形成了武术。唐代由于受剑器舞等影响，使武术的兵器击剌和手搏等逐渐形成套路。宋代是我国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首先是此时的武术已脱离角抵百戏或剑器舞的范畴，形成了各种拳术套路和器械套路，并渗人了许多技巧动作，提高了武术的审美品味。明淸时代的武术，又和当时社会的“养生”结合，出现了内家拳、太极拳等拳种，并形成了各种门派和理论着作。
敦煌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而狩猎、祭礼、军事、舞蹈、百戏、戏曲、哲学、文学、宗教等对中国武术的完善和自成体系，赢曾产生过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并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以敦煌传统文化为整体，系统地开发敦煌所遗存的武术文物资料，这将为中国武术史料提供更加形象的例证，同时对深人认识中国武术，认识敦煌传统文化对武术融兵、艺、医、气等为一体的影响，使武术动作的运动轨迹与阴阳辩证思想有机地结合，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1)狩猎与武术
敦煌地处中国西北，聚居了众多以游牧狩猎为生的民族，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致使当地的各民族形成了一种强悍、勇猛、好武、善斗的习性，并创造了特殊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了与武术发展极其紧密的文化渊源关系。随着敦煌文化的不断丰富，人的感觉和意识一再深化，致使以满足攻击本能需要的打斗活动开始与狩猎技艺相结合，并经过与其它文化的融会，逐渐铸成了一种有规律、有节奏的人体文化运动，显现出了武术的基本面貌特征。
敦煌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凝固在弓箭上的武艺文化。如以上弓箭运动中所提到的第249、285、290、428、130、156、61、98等窟中所绘的生动狩猎场景。另外，还有古墓出土的画像砖、藏经洞出土的遗书、居延出土的汉简、古长城遗址，也为我们提供了狩犹、射箭、习武等武术初级形态的视觉形象。
这些珍贵资料，反映了狩猎本身并不是武术。但人类祖先在狩猎生产活动中，创造弓箭，以对付各种野兽的侵犯，并获得它们作为物质生活的必需品。古代在长期的狩猎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使用弓箭的技法。由于弓箭有一定的杀伤力，随之又演化为军事战斗的重要武器，大大提髙了战斗力。随着生产力的提髙，社会的进步，射箭又逐渐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使射箭变为游离于军事功能之外的竞赛活动和观赏娱乐的技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即狩猎文化在传统文化的不断影响下演进形成武术文化的轨迹。
(2》祭礼与武术。
祭礼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的宗教仪式。敦煌的祭礼活动在已出土的各类文献卷子、壁画和画像砖中不难见到其踪影。敦煌民间的四时八节祭鬼神的风俗自汉唐一直流传至今。遗书P.2578、P.2807、P.2854、P.2809、P.2055、P.4640、等，均载有四时八节、赛天王、赛袄神、赛青苗神、赛河神、赛水神、赛马神、赛路神、赛雷神等。这些民众化的迎神赛社与祭礼活动是敦煌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有传承性，又有民俗传统互相融化的渗透性。那香烟缴绕、牲畜陈列、肃穆虔诚的宗教祭坛，祭天礼神时粗矿的呼号、激昂的歌乐、优美的舞姿、精彩的角抵与百戏表演、现实功利性的讲经俗唱、百姓聚观的热闹场面等，以及形成的这种广泛而绚丽的宗教信仰，并随着历史的沿袭和变异，娱神的诸般伎艺逐步实现多层次、多方位的融化汇合，最后为武术萌发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