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埃尔的心里，一直希望能够拥有一座好的实验室。年，当他名声大振时，迫于压力，他的领导要求他接受荣誉骑士团勋章，他坚持自己一贯的做派，婉言谢绝了这一殊荣，像上一次他给物理和化学学校校长写信对教育棕榈奖章进行谢绝一样，他又写信对荣誉骑士团勋章进行了谢绝，他对于荣誉的态度始终未变。我引述他这封信中的一段话如下：
请代我向部长表示谢意，并请向部长先生转告，我不需要任何的奖赏，只希望能给我一个急需的实验室。
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之后，皮埃尔需要准备开设一门新课。课程内容的范围很广并由他自己确定，所以他有充分的自由对教材进行选择。利用这一良机他回到了自己所热爱的课题上来，他将对称性定律、矢量和张量场研究等选定为部分教材内容，并将这些概念应用到晶体物理学中。他想办法对自己的讲课内容进行充实，使他的这门课程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晶体物理学课程，因为在法国还很少有人问津这一课题，所以它更为有用。除此之外，他还对放射性进行讲授，并对这一新领域里的科学发现和这些发现带来的科学革命进行阐述。
虽然他备课非常繁忙，身体又不好，但他仍旧继续留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实验室的组织管理在日渐好转。由于地方扩大了些，他能够接收几个学生共同进行研究。他同拉波德合作，对矿泉水以及泉水中释放出的气体的放射性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报告，这同时也是他的最后一份研究报告。
当时，他的才华已经登峰造极。我们十分钦佩他深邃且又精辟的物理学理论，以及他中肯的演绎和对基本原理透彻的理解。在观察大自然的种种现象时，他天生地就拥有超凡的能力，又因为他毕生都在从事实验研究，所以他有着令人叹服的独特见解。他像艺术家那样对待他试制的精密仪器，并且乐此不疲。有时我会因此和他开玩笑说如果每半年不弄出个新仪器来，他就会心痒难耐。他生来就好奇而又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令他得以同时涉足不同的领域，因此在改变研究课题时显得得心应手，这是其他人很难做到的。
要发表研究报告时，他非常诚实、严谨且又一丝不苟。即便是他的研究报告已经非常完美，他却仍旧要以审视的目光对它进行修改，字斟句酌，如果有看上去不清楚的地方，就必须将它弄得无可挑剔才会罢手。下面是他就这一点上的说法：在进行未知现象的研究时，我们可以先做一些普通的假设，然后根据实验结果去逐渐地向前推进。这种按部就班且又稳妥可靠的做法的效果当然是缓慢的。相反，我们也能够做出一些大胆的设想，先将现象的机理确定。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对某些实验进行设想，特别是能够有利于推论，使它通过一种图像而变得不那么抽象。与之相反的，通过实验结果来对一个复杂理论进行寻找，那是难以想象的。精确的假设虽然含有一部分真理，但是必然又存在有一部分错误。并且这一部分真理即便是存在的话，也只不过是部分一般性见解，有一天还要回过头来对它重新进行审视。
虽然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部分假设，但是在没有证实无误之前他是肯定不会提前发表的。他讨厌仓促地对研究报告进行发表，而是喜欢先找很少的几位研究人员进行平心静气地讨论。当放射性研究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却想到要暂时将这一方面的研究放下，重新将他中断了的晶体物理学研究拾起。另外，他还希望分析研究一些不同的理论问题。在讲课时，皮埃尔更是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不管是对课程一般标准的要求还是讲课的方法，他都认为应该以同实验与大自然的接触为基础。当成立学院教授委员会时，他希望同仁们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并且发表声明说：“科学教育应该成为男子中学与女子中学的主修课程。”但他又说道：“这么一个提议是不会获得通过的。”
这个时候正是皮埃尔生命中大出成果的时期，可惜却接近了尾声。正当能够期盼着今后的工作时光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步履维艰的时候，他那辉煌的科学生涯却也戛然而止了。
年，皮埃尔由于过度劳累而感觉身体不适，所以我们于复活节期间带着两个孩子共同前往什弗勒兹山谷去过假期。这两天假期是美妙而又温馨的，伴随着暖融融的太阳，在亲人的身边休憩，皮埃尔的心情十分放松、舒畅，他带着两个女儿在草地上游戏，并与我谈论着当前和未来。
回到巴黎，他前去出席了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与晚餐会。席间，他同亨利·昔安卡雷坐在一起，就教学方法同他谈了很久。当我们徒步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仍然在继续高谈他理想中的文化，对于他的看法，我表示赞同，他显得十分高兴。
第二天，年月日，他出席了巴黎大学理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议，并诚恳地同教授们就委员会应采取的方针进行了交谈。在会议结束后他走出会场，正穿过多菲纳街的时候，从新桥方向驶过来一辆运货马车，将他撞倒在地，马车的车轮从他头上碾过，导致他脑骨碎裂，当场死亡。一个优秀的人就这么离去了，人们寄存于他身上的科学希望也随之破灭。在他的书房里，被他从乡间采摘回来的水毛莨仍旧盛开，但是主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①“物理、化学与博物学”的缩写。
在我最近对美国进行的一次访问中，美国妇女界大方地将一克镭赠送给我。布法洛
自然科学协会还将一本会刊送给我，用来留念。这本刊物对美国镭工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叙述，里面还对皮埃尔为答复美国工程师们所写的一封信的影印件进行了刊登。在信中，皮埃尔详尽地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都一一做了回答。这些事情发生在至年间。——原作者注
一毫克镭的价值为七百五十法郎左右。——原作者注
这些著名的医生都被企业家阿尔梅·德·里斯勒大力相助过，他向他们捐赠了开始
做实验时所必不可少的镭。除此之外，年，他还创建了一座备有必不可少的镭的临床医学实验室，并且还对一家名为《镭》的专业杂志的创办进行了资助，旨在对放射学及其应用进行研讨。达纳任该杂志的主编。这是企业家自愿对科学进行支持的一个典范，在今天也实属罕见，希望这种支持能够越来越普遍，这样的话，企业家和科学家能够在合作中共同获益。——原作者注
早在吕特福和索迪进行证实之前，皮埃尔和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对放射性与原子变化
及其他一些假设（参阅居里夫人所著《科学杂志》，年）。——原作者注
最近，吕特福利用α射线的内在能量将某些原子击碎，比如氰原子。——原作者注
保尔·朗之万曾经写过两篇有关皮埃尔的生活和事业的长文，一篇刊登在《物理和
化学学校校友联谊会年鉴》（年）上，另一篇刊登在《当月》杂志（年）上。——原作者注
Chapter VI Struggling under Lack of Concerns
In spite of our desire to concentrate our entire effort on the work in which we were engaged， and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our needs were so modest， we were forced to recognize， toward ， that some increase in our income was indispensable. Pierre Curie had few illusions about his chances of obtaining an important chair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which would， even though it meant no large salary， have sufficed for the small needs of our family， and enabled us to live without a supplementary revenue. Since he was neither a graduate of the Normal School nor of the Polytechnic， he lacked the support， often decisive， which these big schools give their pupils； and the posts to which he might justly have aspired， because of his achievements， were given to others， without anyone's even thinking of him as a possible candidate. At the beginning of ， he asked，
without success， for the Chair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ft vacant by the death of Salet， and this failure convinced him that he had no chance of advancement. He was appointed， however， in March， ， to the position of assistant professor (répétiteur) in the Polytechnic School， but he kept his post only six months.
In the spring of ， there came an unexpected offer， that of the Chair of Physics in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The doyen of that University made the invitation in the most cordial manner， and insisted that the University was ready to make an exceptional effort to secure a scientist of such high repute. The advantages of this position were that the salary was larger than the average one， that it carried the promi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Physics Laboratory adequate to our needs， and that an official position for me would be provided in this laboratory. Such a proposition merited a most careful consideration， so we made a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where our reception was the most encouraging possible.
This was a grave decision for us to make. Geneva presented material advantages， and the opportunity of a life comparable in its tranquillity with that in the country. Pierre Curie was， therefore， tempted to accept， and it was only our immediate interest in our researches in radium that made him finally decide not to. He feared the interruption of our investigations which such a change must involve.
At this moment the Chair of Physics in the physics， chemistry and natural history course at the Sorbonne， obligatory for students of medicine， and familiarly known as P.C.N.， was vacant； he applied， and was appoint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Henri Poincaré， who was anxious to free him from the necessity of quitting France. At the same time I was given charge of the physics lectures in the Normal School for Girls at Sèv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