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书人书话
“传统学问固不能使中国现代化，熟读离骚培养不出现代精神来，但如能以超越利害的态度，以现代化的思想，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来一层一层掘开传统文化的积淀，找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血管里流动的东西的根源，却是中国现代化非走不可的一步。”1989年，在为邓球柏《周易的智慧》所写的序言中，钟叔和再一次亮明了自己对古籍旧书的态度。之所以说是再一次，因为此时距离他最初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已经整整九年。
《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和当总编辑时，“用新的方法来整理古籍，用新的观点来选印旧书”的“亮点工程”，专门收集早期亲历西方接受现代文明者的自述，从1979年到1990年，他陆续收集了两百多种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选编印行出三十六种《走向世界丛书》。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誉之为“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张中行先生在《负暄三话》中也盛赞此举的意义——“单是这方面的书就搜集两百多种，其访书之勤和读书之多就可想而知。这还只是其小焉者，更值得重视的是有忧国济世之心，这心来于见识和情热。”
捧读钟叔和《书前书后》一书，能清晰感知他编辑出版书籍的“见识和情热”，见识他对历史的责任感与态度，也能梳理出他在逆境中不屈的坚守，这些其实都深藏着他的智慧，那就是他在读书、编书和写书方面的独特见解。他一贯的观点是“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与科学，中国的现代化无需熟读离骚”，但是，“为了快步走向明天，必须深刻地认识昨天，清醒地面对今天”。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979年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后，从整理出版《曾国藩大全集》开始，先后推出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走向世界丛书》，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凤凰丛书》等，闹出了很大响动。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古代走到近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他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而“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
钟叔河编书的智慧，还表现在首先大胆编辑出版周作人的著作上。关于周作人，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的文章“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没有人超越他，没有人代替他”，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舒芜语），但因为他那段抹不去的污迹，最初刊行周作人的遗作选本，还是需要极大的胆识。他编辑《周作人散文全编》时所展露的搜求材料的本领，连张中行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很多不经见甚至很少人知道的，他都有，如日记，他已拿到全部复印件”。
虽然有不读书就能编书的人，但像钟叔河这样“书呆子一路”的总编辑，读书，毫无疑问是他各种新思想的活水源头。他刚被划为“派曾右”时，有些想不通——“自己一直是反对专制和独裁的青年，怎么会‘思想反动’呢”？为弄通其中的缘由，他在做工糊口之余，大量阅读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书籍，书籍“将他的世界拓出了更辽阔的边界”（化闻一多语），使他在想不通时不至于灰心。在读史中，他发现“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就有欧洲人到中国来，可是直到一百八十年前还没有中国的读书人到欧洲去。是封闭造成了落后，落后又更加剧着封闭，而封闭落后的心态是绝不能容忍‘走向世界’的开放思想的”。在他弄清楚这些思想的积弊并设法将自己的思想加以传播时，却换来了九年的牢狱之灾。虽然身被刑御，他依然请人帮助借书通读了二十五史，为结束“反革命犯”的悲剧后，编辑出版一系列优质丛书打牢了根基。
与为《书前书后》写序的黄裳一样，我对此书中的一系列读书笔记也十分看好，像《赛金花在柏林》、《黄遵宪联语》、《末世官僚地主魂》、《读》、《读》、《读》等篇，“读来有入口即化而又富于营养之妙”，“虽是随笔短篇，却并非一挥而就。如《读》，就是查阅了历史资料然后下笔的。过去人们在书房里做《汉武帝论》的大约不少，却不可能找到一篇这样的文字”。
（《书前书后》，钟叔河著，海南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