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在手,或俯或仰,总有一个读书的姿势。出版《秋缘斋书事》的阿滢,喜欢在“书架前置一小床,下班回家便躺在床上,随意从架中抽本书读,那感觉就像皇帝随时临幸妃子,惬意极了”(见“书事”《后记》)。我也喜欢躺着读书,其中滋味只有真爱书者才能解其三昧。
我衷情卧读的习惯,是慢慢养成的。读大学时,碍于条件,寝室里安静、舒适的所在,只有那张小床。记得发表过一篇《卧对半床书》的小文章,记录了自己买书的锱铢累积、以致让书籍酣睡卧榻之侧的经历。其实,书在床边,最让人回味的是睡前阅读的那种享受。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说睡前阅读应该是一种很私隐的感情投入,当我们沉浸其中时,就会慢慢地从喧嚣的尘世中抽出身来,渐渐回归一种宁静。
习惯养成了,不管是毕业辗转时,还是工作稳定后,我都喜欢躺在沙发或床上看书。手握长卷,一灯如豆,苦了眼睛,乐着心灵。说到眼睛,我鼻梁上这副费事劳神、假装斯文的眼镜,完全是躺在床上读书的馈赠。中学时候调皮,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黑板上的如蝇小字,都一目了然。有一段时间,为躲避老师检查,藏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金庸,视力一落千丈。两三年后,坐在教室前排,不戴眼镜便只能看到老师混沌的表情。后来,读到马南邨的《读书也要讲“姿势”》一文,见到“有的同学因为马虎大意,缺乏正确的姿势,以致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健康状态,如近视、驼背等等”的描写时(见《燕山夜话》第四集),不禁生出相逢恨晚的长叹。
除让眼睛受了累,卧读带给我的,更多的还是愉悦的享受和回忆。我总觉得姿势只是表象,与内在精神无关:躺着看书,只要我有研读的兴趣、有探究的热情,你管我姿势作甚?欧阳修不是在枕上、马上和厕上都能读书作文吗?清代著名学者顾千里,更有在夏天“裸体读经”的习惯呐。还是马南邨先生首先反驳了我,他认为“姿势问题在本质上说,恰恰是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试想一想,如果摆着东斜西歪的凌乱散漫的种种姿势,这算得什么精神状态呢?”虽然觉得这话不无道理,但并不以之为忤,“手倦抛书午睡长”的乐趣,我可不想轻易放弃。
让我憬然有悟,并深究到底该以何种姿势读书的,是韩石山《读书的戒忌》一文:他与一个学业优秀、读书很多、却自感一事无成的中学同学聊天,谈到读书姿势,他的同学说“最喜欢躺着读书,沏一杯好茶,放一包好烟,把枕头垫得高高的,一看就是大半天就是大半夜”。心直口快的韩石山批评他这是浪费时间,可怜无补费精神,还不如打麻将也许有些“收益”——“高枕而卧,有烟有茶,一卷在手,心旷神怡,家人见了不敢打扰,世人听了啧啧称赞,世上还有比这更轻松而更能博取声名的事吗?”他因此劝告年轻朋友,若是喜爱读书,就不要躺在床上(或卧在沙发里),而是坐在桌子前,正儿八经地读。
读毕此文,我羞愧难当,可怜我一直以读书为娱乐的做法,完全不是真正的读,不是“正儿八经”地读。想到这一层,以往的那些读书旧事,简直可以说是赧于提及。可当我把韩石山的这篇文字反复阅读之后发现,他的初衷并非要说读书姿势,而是读书“戒忌”,所谓让年轻人多读书若是过了限度不是好事,他的“中心思想”是“读书是舒适的,沉湎于此,会消磨你的意志,毁了你一生的功业”,那个同学的例子,则是为了佐证读书不能经世致业。
看通这层曲折,我深为自己没有受到“蛊惑”而窃喜。虽然这是一篇妙文,但你有你的人生,我的人生不必与你相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明代薛岗的《天爵堂笔余》有一则谈论读书姿势的记载:“读书作文俱要有一副真精神。坐则神奋,卧则神驰,此常情也。”不管是哪种姿势,非拿出真精神不可则是毫无疑义的,而这真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不必拘泥于卧还是坐。在正襟危坐的头晕犯困和高枕握卷的怡然自得中,爱书的你,会怎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