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可谓首屈一指。徽商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300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众多商帮中之翘楚，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徽商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经商活动中，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因而成为商界的一支劲旅。
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中国商人喜欢把自己称为“儒商”，“儒商”这一名称始于徽商，徽商教子业儒，十分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
历史上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的徽商有很多。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
明万历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商人吴彦先，业余时间酷爱浏览书史，乐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都觉得不如他，因此他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获利颇丰，一时成为了众商的智囊。
明代歙县人黄镛也是一个喜好读书的商人，小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鲁等地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又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成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
徽商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品位，使得他们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给自身商业经营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同时也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进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的兴起以至鼎盛，让现代的安徽人感到特别的自豪，但近代徽商的衰落则让他们品味到了苦涩。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已成为徽商故地人们共同的心声，成为古徽商传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如今，安徽商人虽然没有先辈们“牛”了，但是安徽人“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传统仍然保留于世。
如今，在安徽人中，高学历的下海经商者不乏其人，硕士、教授做生意的也有不少。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史玉柱就是安徽人，他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较高的人物之一。同时，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儒的故土。史玉柱曾说过：“现代商界中最有前途的就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农民和一些个体户。”因此，有人这样说过：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王传福、张近东等人。
有“电池大王”之称的王传福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他1987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获得物理化学学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获得硕士学位并成为该研究院最年轻的副教授。比亚迪现在是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制造商，王传福曾名列2005的财富500强第2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06名。这位儒商正是通过自己的文化理念向人们传递着知识的力量。
张近东是有着“家电大鳄”、“连锁战车”之称的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他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在张近东的带领下，苏宁电器凭借独创的苏宁模式称雄家电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苏宁电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商之一，也是国内首家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的简称，即首次公开上市）的家电连锁企业。张近东是2005的财富500强第88名，2005胡润中国富豪榜第60名。
安徽人崇尚文化的传统造就了徽商“贾而好儒”的品格，而徽商的“好儒”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安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生意经
“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官商结合，畅通无阻“官商结合”是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徽商也是如此。
安徽商人心里很清楚，做生意不怕官，就怕管，只要他能管住你，那么他就能左右你，即使左右不了你，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反之，如果与官员、与政府搞好人际关系，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那么自己的生意也会顺风顺水。此外，安徽商人也喜欢与官方交往，这与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认为官比商高人一等，能与当官的交往是自己的荣耀。在这两方面思想的支配下，徽商当中涌现出了一批官商，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经商，也赢得了生意场上的辉煌成就。
徽州歙县人江春是乾隆时期著名的盐商，此人早年乡试失败，于是他放弃了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道路，开始从商。当时两淮(淮河流域)地区的盐业贸易十分繁荣，而清朝政府禁止自由买卖食盐，实行盐引制度，只允许盐商在政府的管理监督下向煮盐户收购食盐，然后运到各地去销售。这样食盐的经营权都被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富商垄断。
江春为人处世通达，头脑十分灵活，又读过不少书，因而很快就跻身于这些大盐商的行列。经过苦心经营，他的盐业贸易做得越来越大，财产也越来越多。后来，主持盐政的官员推荐他当了两淮盐业总商。从此，江春成为“一身系两淮兴衰”的盐业巨头。
身负重任的江春深知，盐商的利益与清政府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按当时的惯例，每到朝廷有庆典、赈灾、修水利等重大举动时，商人们都要捐资报效，尤其是资本雄厚的盐商。江春聪明绝顶，往往是朝廷的旨意一到，就立即四处奔走筹办。靠他在盐商中的声望，即使是几百万的巨资也能很快筹齐。这样，江春深受朝廷的器重。
江春虽然是一名商人，但朝廷却不断为他加官，直至布政使，官居三品，还赏戴孔雀翎，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殊荣。当时人们称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盐商们都以有他这样的同行而感到骄傲。
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起步的时候，最先“投资”于王有龄。他将一生的赌注全押在王有龄身上，有那么一种“孤注一掷”的味道。当时的王有龄虽然很有才华，很有雄心壮志，却很穷，连北上求官的路费都没有。胡雪岩“慧眼识英雄”，认定他日后定会在官场上青云得志。于是，胡雪岩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义气为借口，毅然冒着被老板解雇的风险，挪用钱庄公款五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北上求官！结果这件事被老板知道了，并把他辞退。为此，很多人都骂胡雪岩是犯傻，但胡雪岩却相信自己的政治眼光绝对没错，而且他深信，只要王有龄一得志，自己就有了出头之日。
后来，王有龄果然出任官职，做了杭州的巡抚。王有龄本身不懂经商之道，要搞好杭州的经济，当然要求助他人。胡雪岩又是他的大恩人，便顺理成章地进入杭州府，成了王有龄的幕僚。
自从走上仕途之后，胡雪岩有了王有龄的庇护，在商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胡雪岩认为，自己身处社会下层，又逢乱世，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仅靠自己的精明和目光敏锐是不够的；只有投靠政府，谋取官位，官商一体，利益与共，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就是：“我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帮助官军打仗。帮政府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后来，胡雪岩官至二品，成为身穿黄马褂、紫禁城可骑马的红顶商人，备受慈禧太后的赏识，红极一时。他的生意也如日中天，令很多徽商羡慕不已。
一直以来，徽商称雄商场数百年，这与他们官商合一的经商优势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原因。
生意经
“官商结合”是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长途贩运是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很多徽商的大笔资产主要是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取得的，长途商品贩运活动是这种不等价交换的一个重要途径。
明清时代，徽商不仅开起了店铺，而且还开始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即坐贾与行商两者兼之。他们往往以《货殖列传》中所载的商界先贤为榜样，进行远洋贸易。有的甚至将资本孤注一掷。例如安徽歙县商人鲍鸣歧，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后，资金丧失过半，又因为“浙东适改票盐”，认为株守不足取，乃作背城计，而自与仰山从兄合资营运，悉力调度，获利其厚，十年累积数万。
徽商当时已抛弃了“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传统原则，不但贩卖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的奢侈品及地方特产，而且贩卖一些与农民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商品。当时，徽商经营的几个主要行业如盐、典、茶、木、粮、布等业，除典业外无不是转迁四方、长途贩运的。他们把江浙一带的棉布、丝绸，徽州的茶叶、竹木远销到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贩运到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销到江南，把江南的物产又运销到北方。正是在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流通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后来，徽州商人就把长途贩运视为发财致富的最佳途径。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休宁人查研，13岁时没了父亲，祖上留下的遗产又被他人侵吞，他同母亲、弟弟的生活极为艰苦。后来，他投亲靠友到了芜湖，发现芜湖水陆交通都非常便利，是转运商品的天赐“宝地”。于是，他以芜湖为基地，往来于浙江、扬州、湖北各地，从事商品贩运活动。这一做就是30年，最后终成大富商。当初和他一起出来创业的伙伴们，无不啧啧称赞。
歙县人潘侃跟随父亲入蜀经商。他对父亲的经营方式不是很赞同，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今坐困蜀地一隅，非良贾之首”。于是他从父亲手中领取少量资金，往返于荆、扬、吴、楚间，从事商品贩运活动，最后发了大财。后来，他的两个儿子承袭了他的做法，也都获取了丰厚的利润，积累起巨额的资本。歙县商人许侔先曾对人们说：“士农工商，勇往为先。”以经商为业的人，要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不避“利涉之艰”，不畏辛劳，从事长途商品贩运活动。可见，这一点已经成了很多徽商的共识。
做行商，从事贩运贸易，为什么能很快发财致富呢？这是因为贩运贸易的利润非常高。
明清时期，由于区域分工和行业分工的扩大，货币使用价值的增强，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的小生产都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他们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是为了自用或供本地区的需要，而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仰赖于远方的供应。这就使得商品流通的规模日趋扩大，以致越来越多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都被投入市场，成为长途贩运的商品。这就为商人从事长途贩运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来源。当时各种商品在产地和销地的价格往往相差很大，如果贩运商人利用某些商品的出产季节和小生产者的贫困，采用种种手段在产地压价收货，运至销售地又设法抬价抛售，人为地扩大商品的地区差价，那么其获得的利润更是不可限量了。
长途贩运利润虽丰厚，但也常有商人死于非命的。走江湖有风波之险，行陆地有盗贼之患。然而，求利心切、想赚大钱的徽商往往还是不畏艰苦、不辞辛劳、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种“日行恐恐，夜泊惶惶”的活动之中。
生意经
徽商的大笔资产主要是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取得的，长途商品贩运活动是这种不等价交换的一个重要途径。“囤积”和“走贩”应并行囤积商品是安徽商人在经营中惯用的方式，他们将商品囤积起来，等待出现适当的价格然后出售，从中谋取利润。
一般来说，徽商囤积商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储饶待乏。就是通过“观时变”、“察低昂”，在商品供大于求、价格相对低廉时进行储备；在商品需求激增，供不应求，价格相对高涨时予以出售，从供求差价或丰歉差价中实现相对多的利润。储今日之饶，以待他日之乏，这是一种长远的经营策略，商人获取的利润是一种正当的价格差价。另一种是囤积居奇。这与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相似。
“奇货可居”语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贾邯郸，见（子楚）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它的意思是指把少有的货物囤积起来，等待高价出售。也比喻拿某种专长或独占的东西作为资本，等待时机，以捞取名利地位。吕不韦最初就是这个目的。
相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经常往来于各地做买卖，有一次他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偶遇在赵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安国君因为讨厌异人的母亲夏姬，就把异人送到赵国当人质。赵国与秦国交战，因此十分轻视异人。为此异人的处境有些困窘。而聪明的吕不韦却从商人角度看到了异人身上的价值，认为奇货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资的“货物”，现在获取可以有朝一日赚取名利，也就是一个政治交易。后来，异人在吕不韦的扶植下，回国成了太子。再后来异人继任国君，也就是秦庄襄王。异人没有食言，他让吕不韦享受着10万户的纳税，并当上了丞相。自此后，吕不韦所买下来的奇货，终于换得了无法估量的名利。这便是“奇货可居”的典故。
在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囤积居奇其实是进行投机倒把、有意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牟取暴利的行为。
这两种“囤积”在商人中时有所见。但是徽商更注重前者，不取不义之财。清乾隆十六年，徽州年荒米贵，歙县商人喻起钟将其在浙江兰溪储存的500斛米运到了徽州。有人对他说，此时应囤积其货，等到高价时再抛售，则可获大利。然而，喻起钟没有这样做，且按当时的价格出售了这批粮食，以缓解乡里乏食之需。喻起钟在这批粮食的贸易中肯定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是正常的价格差价，这与有的粮商可获利倍，仍居奇不售，更待高价的做法是迥然有别的。
徽州的囤积商人为了能及时了解行情，获得较高的商业利润，通常会将“囤积”与“走贩”结合起来经营。他们或者在商品的产地寓居，囤积商品，等待时机再运往他处销售；或者将商品运往销地囤积，等待时机再行销售。如休宁程守仪同他的哥哥经商于楚，他们一人坐贾囤积，一人行商贩运，分工协作，同甘共苦，结果三年以后，成为当地的富人。由此看来，“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
徽州商人非常善于从事囤积活动，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其经营规模，使自己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因为如此，万历《歙志》中把“走贩”一项列为徽商的第一个重要的经营方式，而将“囤积”一项列为徽商的第二个重要的经营方式。
生意经
“囤积”和“走贩”并举确是徽商致富的捷径。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孔子主张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他宁可过贫穷的生活，也不取非义之财。“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徽商为什么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久久立于不败之地呢？这是因为徽商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主张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讲究商业道德，以价廉物美吸引顾客，从而占领市场，发财致富。
徽商的商业道德主要体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还是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反过来说，他们之所以被称作“儒商”，也贵在其讲求义利之道，讲利重义，从不取不义之财。
在商业竞争中，有些商人信奉的是“无商不奸”，在竞争中采用十分卑劣的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都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徽商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如徽商巨富胡贯三经商数十年，毕生最讲究的就是商德和修养。他主张“以诚待人”、“以信处事”、“以义取利”的商德；他遵守“以善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基”的12字箴言。由于胡贯三“贾而好儒”，生意越做越大，门路越来越广，利润也越来越丰厚。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中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店……经过数十年的辛苦经营，胡贯三的家当已拥有“七条半街”、“三十六典”，成为“江南六大首富之一”。
清代的凌晋也是徽商中“以义为利”的一个代表。他虽然从事商业经营，但却特别讲究仁义。在与人交易时，或有狡诈的商贩蒙混其数，多取他的钱财，他并不斤斤计较。在付给他人货物时，一旦发现缺斤少两的情况，他则必如数予以补偿。他这样做不但没有蚀本，反而赢得了更多的顾客，这使他的生意更加红火。
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还从商人角度对义和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淋漓尽致的阐述，其“义中取利”的思想在徽商中最具有代表性。他曾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就是说，以义取财、因义用财，才能使商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并有利于开辟财源，从而收到赚大利、发大财的效果。
不难看出，以义取利既体现了徽商对中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又反映出徽商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这种见利思义、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奇瑞汽车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代表，也是中国汽车业崛起的一个缩影。从最初被合资企业包围到如今走出去参与世界竞争，奇瑞十年来见证了中国汽车的崛起。而奇瑞老总也正是徽商的代表，诚信为本让奇瑞“亮剑”得到很多商家的支持和肯定。徽商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的精神都在奇瑞身上得到了体现，也让奇瑞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支持和信赖。
生意经
徽商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主张以义取利，非义之财不取。抓住机遇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绝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包括企业家、明星等都认为在自己成功的路上，机遇相当重要，而能够抓住机遇，就成功了一半。的确，一个良好的机遇，可以让人节约很多年的奋斗时间。徽商认为，要做生意，就得四处寻找商机，商机不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全国各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
明正德十五年秋，有位苏州商人贩运3万余匹布到辽阳，生意做得还不错，没多久就售出八成，只剩下二成的白粗布。这时苏商突然接到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急欲奔丧，哪还有心思卖剩下的布。这时徽州人程氏兄弟觉得商机难得，不可错过，于是找苏商面议布价。苏商获利已厚，加之归心似箭，便以低价格将剩下的白粗布卖给了程氏兄弟。
程氏兄弟一狠心，购得白粗布6000余匹。第二年3月，武宗驾崩，天下服丧致哀，人人要一件白衣。辽阳本地不产布，布价顿时上涨。程氏兄弟精心积存的白粗布成了紧俏货，自然又大赚了一笔。后来程氏兄弟的生意越做越顺，几年下来积攒了数万金。程氏兄弟的生财之道看似有些传奇色彩，又有一些幸运的因素，但如果细细品味就可略知徽商的生财之道：察时度变，善于把握机会。
机遇是值得人类永远思考和探索的一个主题。一个优秀的生意人，必须善于度势、借势，抓住随手可得的商机。
我们知道，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而谁能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骄傲？奇瑞汽车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同耀或许有机会。
这位出生于安徽巢湖的硬汉，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在实业报国的憧憬中，从安徽工学院汽车专业毕业进入长春一汽，出色的表现使他荣获一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他在一汽大众工作了12年，后来在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召唤下，他毅然放弃舒适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投身于艰苦的安徽“951工程”开始创业。
1996年，他回到了家乡安徽，准备制造具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汽车。在合资汽车企业里，尹同耀深刻体会到了知识产权对汽车制造的重要，因此他决心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汽车业内的专家大多认为，中国汽车业走自主创新之路将困难重重，更别提只生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了。因此，在当时除了奇瑞汽车以外，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都或多或少与国际汽车制造商成立了合资公司，生产由他们的国际合作者提供的汽车品牌和车型。但奇瑞汽车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事实上这是正确的。多年以后，奇瑞汽车连续多年保持出口第一，2005年出口总量达1.8万辆。
古人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遭其祸。”这话确实不无道理。人生的得失常常就在于机遇的得失，有了一个机遇，抓住它、利用它，你的命运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相反，忽略它、远离它，那么就可能一生都陷在平庸之中。
生意经
一个优秀的生意人，必须善于度势、借势，抓住随手可得的商机。出奇制胜，敢于冒险优胜劣汰是商场竞争的法则。商场如战场，面对强手如林、竞争激烈、变幻莫测的市场，徽商并没有退缩，严峻的生存环境也不允许他们退缩。为了生存和发展，徽商义无反顾，搏击商海，积极投身到商业竞争的洪流中去。在强手如林的商业竞争中，他们除了借助于宗族的势力，壮大力量，联结成集团型的经营组织之外，还通权变，讲智谋，有胆量，出奇制胜。这样徽商才具有了强大的竞争力，攫取了丰厚的利润。
史籍中所载治生之祖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之道，对后世影响深远。白圭能够“出常人之所不意，为常人之所不为”，其大概意思是，在市场并不迫切需要某项物资时，提前准备货源，从而掌握了对今后市场大量需要该项物资时的经营主动权，在竞争中取胜。
要想做到出奇制胜，一定要对市场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一位企业家说过：纵观许多企业的失误，不难看出中国民营企业真正的悲剧，不是缺少资金，不是缺少人才，不是缺少资源，而是缺少决策者对自己明白无误的判定。我们可以抓住一个好项目，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世人皆知的辉煌和荣誉，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如何把企业平安地、坚强地带到未来。
新徽商史玉柱就是一个善于出奇制胜的人。就在“巨人”诞生不久，史玉柱的天性让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部下都反对的决定：全国各地的电脑销售商只要订购10块“巨人”汉卡，就可以免费来珠海参加“巨人”的销售会。一时间200多位经销商从天南地北齐聚珠海。史玉柱以数十万元的代价，闹腾腾地编织起了一张当时中国电脑行业最大的连锁销售网络。第二年，“巨人”的汉卡销量一跃而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公司纯获利1000多万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南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国年开始在安徽老家创业，主要做化纤面料生意。1995年，赵国年揣着在安徽赚到的第一桶金，带着妻儿来到了浙江绍兴的柯桥。在各种各样的面料世界里，他选择了最基础的棉布坯布生意。在当时来看，中国轻纺城棉布市场还没什么大气候，而胆大心细的赵国年毅然选择了棉布业务。后来，在轻纺城创业的三年里，赵国年艰苦打拼，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同时也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善于出奇制胜是徽商竞争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他们在风云多变的商业竞争中获得成功的经营之道。
生意经
要做大生意，就要通权变，讲智谋，有胆量，出奇制胜。质量是品牌的后盾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脉搏，而对于品牌来说，质量更是重中之重。想要打造品牌效应，必须以注重质量为前提。
徽州商人特别注重商品质量，决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老字号”招牌。如谢正安创办“谢裕大”，其制作的“黄山毛峰”誉满天下；胡云龙创办“祁红”茶号；吴鲁特创办“吴鲁特罗经店”；胡椿创办“胡玉美”等。
做买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极其可耻的奸商行为，徽商坚决反对这样做，不搞商业掺假这一套。这就是徽商的“货真价实”的经营原则。明清时期经营食盐极易获利，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食盐里掺假，而许多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两淮的徽州盐商，绝大多数都能保证食盐的质量，因此老百姓都爱吃淮盐。
新徽商代表人物崔兴柏也是一个善于用质量打造金字招牌的商人。崔兴柏现在是安联公司的老板。几年来，崔兴柏始终坚持技术服务的软件、硬件两手一起抓。一方面通过建立一支过硬的技术队伍，配备技术设备、通讯设备、车辆，使“硬件”真正过硬；另一方面通过抓服务态度、用户满意度，提高技术水平和扩大服务范围，确保“软件”的质量。按理说，故障中占绝大部分的是软件问题，应由用户到购机公司解决，但安联不推诿、不拖延、不收费，宁肯自己受损失，还是上门服务，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
重质量、讲信誉使安联集团赢得了客户，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安联公司成立三年跨了三大步，2001年销售额达36亿元人民币，使联想品牌在安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居安徽第一，曾被授予联想最佳合作伙伴金奖、最佳渠道建设奖、最佳专卖店奖、最佳市场推广奖、最佳维修站奖、联想商务之星等大奖。
崔兴柏说：“安联不但要做大，而且更要做强，要搞自己的产品，要提高综合实力。”现在的安徽联想电脑公司已经发展壮大为安联电脑集团公司，规模空前扩大，下辖安联电脑公司、上海启天数码科技公司等6个子公司，完成了100多项网络工程，开发了5套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2001年6月，安徽省多家部门根据年营业额、资产总额、纳税总额、净利总额等国际通行指标进行排序，安联集团位列安徽民营企业前十名。
显然，质量是一个企业的生命，质量是一个品牌的生命。一个品牌知名了，企业也就发展了，反之品牌倒了，企业也就濒临破产了。企业没有高质量的产品，就不会有高信誉度的品牌，也就不会有高占有率的市场。
把质量视为企业、品牌的生命，必然要将质量管理作为企业管理、品牌发展的中心环节和关键所在。质量管理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抓住质量管理这个“纲”，企业管理的各个“目”才能得以有效地展开。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抓好了质量管理，才算真正抓好了企业管理。
生意经
打造品牌效应是以注重质量为前提的。团队精神铸就成功什么是团队精神？团队精神就是一群人所共有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它强调团队作战，而不是单打独斗或个人英雄主义，所有个人的行为都要让位或服从、服务于团队整体的利益。徽商的成功就离不开他们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几百年前，有人如此介绍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
徽商的团队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每个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这些会馆、公所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过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徽州有一个叫方用彬的商人，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各界朋友，其中包括政府官员、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如何认识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呢？其实除了他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史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也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源泉。就以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即有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一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非常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的人，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都很快富了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穿越时光的隧道，合作团结的徽商精神一直流淌在徽商的血管里，从来没有消失过。现代徽商徐新华、杨新好说：“我们都是安徽人，天下徽商是一家，新徽商一定会再现老徽商的辉煌！”
生意经
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
白手起家关键靠自己徽州人有这样一句谚语：脚是亲，手是亲，捏起拳头靠自身。虽说由于宗族亲缘关系，徽商之间有相互提携的传统，但同时他们自己也深知，创业的成功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努力。
明朝中期以前，徽州人大多生活贫穷、生计艰难，甚至三餐都不得保障。他们“居乡数月，不沾鱼肉”，而且习以为常。为什么会这样贫穷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人多地少，且山地瘠薄。到了明朝中后期，徽州邻近地区如苏浙等处商品经济的发展，恰好为徽人开辟了一条经商谋生之路。于是很多徽人纷纷弃耕从商，辗转谋食于四方。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对于那些出身贫寒、无资无本的徽州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歙县人吴容让8岁丧父，家中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亩薄田，祖父、祖母年事已高，只有母亲一人独任劳作，全家吃不饱、穿不暖。当时的明朝官吏又屡屡登门索要赋税，更使他们难以应付。
为生计所迫，8岁的吴容让就上山打柴，艰苦度日。16岁时，他跟随乡人远去松江经营小本生意。起初，他并没有太多的资本，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之后，终于赚得了第一笔资金。此后，他借助这笔资金在浙江桐庐县买下了大片荒山野岭，招徕农民前往种植茶、漆、栗等经济作物，获利丰厚。最终，他成为家产巨万的富翁。
明朝徽商潘侃年轻的时候随他的叔父们到四川经商。潘侃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但潘侃发现叔父们不善于经营，一心只想赢利，往往弄巧成拙，自己的一些正确意见往往不被采纳，心里很是焦虑。因为长期这样下去，生意会垮下去的。潘侃便向叔父们要求分资独立经营，但叔父们都不同意。这时潘侃的父亲前来，于是潘侃拿了父亲的一些资本，决心独自闯荡商海。他对父亲说：“优秀的商人应该善于观察市场行情，根据商品供需变化，从事长途贩运贸易，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而像现在这样困守一隅，固步自封，生意怎能获得成功呢？”就这样，潘侃独自离开四川，远到扬州、苏州、汉口等地贸易。由于他放开手脚，瞄准市场供需，大胆进行长途贩运贸易，很快便大获成功。
徽人经商以盐业为“龙头”行业。经营盐业获利多，而所需的资本也多，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出身清寒的人就不能问津盐业。许多小本起家的徽州人，先从经营其他商品下手，逐渐积累资本，然后投资盐业，照样可以成为大盐商。
清代歙县人鲍志道是一个著名的大盐商，但其少年时也是家贫如洗。他11岁就为生计所迫，远到鄱阳跟人学会计，后来辗转于金华、扬州以及湖广各地，仍未能找到出路。20岁时他又到扬州给一家盐商当伙计，由于精明能干，使该盐商家业大兴。水涨船高，鲍志道的薪酬也多了起来。又由于长期助人经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己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后来他就利用自己积攒的酬金独自从事盐业生意，逐渐成为当时的扬州巨商。
由此可见，徽州的富商大贾往往出自贫困之家：他们有的来自农民，有的来自雇员，有的家境贫寒仕途无望，在经商以前几乎一无所有，而当其经商后却能日趋富有。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就是不安于贫困，也不故步自封，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己，走了一条十分艰难的道路。他们通过艰苦的奋斗，最终也闯开了通往“上贾”的人生之路。
生意经
创业的成功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做好生意三件宝，人员、门面、信誉好很多人刚做生意时，大都是从小本经营开始的。从夫妻店、父子店开始，积累资金，积累经验，就能逐渐发展起来。怎样开好这个头呢？开店应有哪些必要的准备？这是刚做生意的人必须考虑的。如何做好自己的生意呢？让我们看看徽商是如何做的吧。
俗话说：“做好生意三件宝，人员、门面、信誉好。”可见，门面店堂的选择和装饰以及柜台服务艺术对吸引顾客、促成商品的成交是非常重要的。
想自己拥有一家店铺的人，在考虑要将店址设在何处时有一个首要的问题，那就是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做哪种生意，心目中的顾客是哪些类型？哪种层次？假如你在心中已有决断，同时商品知识非常丰富，自信能与当地同类型的商店对抗竞争，所卖的商品也能符合顾客的需求和水准以及购买动机，这样才能保证你所开的店能一举成功。
徽商自古以来还非常重视店堂文化的经营。为了吸引顾客，增强对顾客的感召力，徽商非常讲究字号招牌。徽商的店铺字号大多以吉祥如意、大吉大利的字眼组成，一般只有两三个字，简单明了，易认、易记、顺口，同时还能使顾客从字号上一眼就能看出其经营行业的特点。如药店字号取“寿泰”、“益寿堂”、“同仁福”、“开泰”等；餐馆称“八仙楼”、“聚华楼”、“宴宾楼”等；杂货店的字号通常用“裕盛”、“祥春”、“益源”、“兴隆”、“同益”、“恒源”等。
此外，字号牌匾也多是请著名书法家题写，有些是请名流题写，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如休宁的“胡开文墨庄”和上海的“徽歙曹素功墨庄”就分别出自曾国藩和谭延闿的手笔。然后再请良工镌刻、油漆、贴金，变成黑底金字或金底黑字的“金字招牌”。据民间流传，一块金字招牌通常要花费纹银300两左右。因为字号招牌是一个店铺的脸面，关系到店铺的名声，所以即使是做小生意的小门面，徽商对字号招牌的制作也是认认真真的。
徽商的店堂布置大多以整洁、大方、文雅为主，配有朴实自然、意境隽永，能反映店铺经营特色的楹联字画。这样既体现了其商业性，又增强了艺术性，使人在购物的同时也享受到了一种文化的熏陶，从而让人们流连忘返。
店堂装饰得再好、再吸引人，如果服务人员的素质不高，服务质量欠佳，那也不能把生意做活。“服务”其实是一门困难而深奥的学问。许多人以为和顾客讨价还价是一种好的服务方式，事实上这样的经营态度反而会使顾客认为原本的价钱就已经定得太高了。
在有些店里，我们可以发现—种情形，老顾客上门时，服务人员笑容满面地和客人闲聊家常，但是却把初次上门的客人冷落在一旁，甚至连“欢迎”、“您好”都懒得说一声。下次谁还会有人来呢？还有—种情形，当顾客随手拿起商品来欣赏时，店员便紧张兮兮地凑上来问道：“要买什么？”这种服务态度给人的感觉相当不好，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让客人轻松地在店内浏览，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和考虑时间，而不要—直跟在旁边，以免客人有被“盯梢”的感觉。
假如你能正确地掌握顾客的心理，进而检讨自己的服务态度，就一定能博得顾客的好感。第一次到你的商店光顾的客人，如果能受到得体而亲切的服务，那么即使别处的商品卖得较便宜，或者交通条件较为方便，他们也不会到别的商店购买，而成为你店的常客。
为了吸引顾客，促使商品的成交，徽州商人在注重店堂文化的同时，在柜台服务上做得也很艺术。“礼貌待客，和气生财”，这是商业经营中人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徽商柜台服务艺术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对客礼貌、热情、和气。清朝末期休宁商人辑录的《士商十要》中，也有“凡待人，必须和颜悦色，不得暴躁骄奢，高年务宜尊敬，幼辈不可欺凌”的训诫。这些都反映了徽州商人热情、礼貌、和气待客的特点。
对于刚刚创业的生意人来说，如果能够像徽商一样把人员、门面、信誉都照顾好，相信不远的将来，生意会越做越好。
生意经
俗话说：“做好生意三件宝，人员、门面、信誉好。”可见，门面店堂的选择和装饰以及柜台服务艺术对吸引顾客，促成商品的成交是非常重要的。绝不做“一锤子”买卖徽州商人一直都崇奉商业信誉，“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买卖公平天经地义，童叟无欺诚信为本”，这都是他们在商业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由于在经营上徽商坚守“信誉”“不欺”四个字，并自觉地将这四个字贯彻到商业交往中去，注意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不做“一锤子”买卖，从而营造了“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商业繁荣格局。
剪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无论是裁布还是修剪枝叶我们都要用到它。而杭州剪刀的牌子中，除了张小泉还是张小泉，因为他太有名了。张小泉剪刀的历史却要追根溯源至明末清初的安徽黟县人张思家，那时张思家因战乱率子逃到杭州，在吴山脚下的大井巷内，开设了“张大隆”剪刀作坊。因制作精良，选用的又是浙江龙泉云和之钢，生意也是非常兴隆，但却招致同行的冒名仿制。其子张小泉为区别假冒同名的剪刀，在清康熙二年将张大隆剪刀店改名为“张小泉剪刀店”，以维护自身利益。
张小泉剪刀成名300多年，饮誉中外，经久不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小泉创业的成功以及他的传人守业的成功。张小泉剪刀的重要特点是选料考究、做工精细、货真价实，制作技术到家，所产剪刀锋利、精致、耐用。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清代，张小泉剪刀就实行了“包退、包换、保修”的“三包”制度。正是凭借这种信誉，张小泉剪刀的好名声越传越远，各地客商争相购买，以至于当时还流行着“油菜花儿黄，小泉剪刀称霸王”的民谣。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有的人靠欺诈生财，有的人靠诚信致富。大多数徽商在商业活动中能够做到诚信不欺。歙县商人吴南坡在商业经营中贯彻“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宁奉法而拆阅，不饰智以求赢”的原则。他童叟无欺，市不二价，非常重视信誉，所以其出售的货物如同今天的“免检”产品，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商业经营大获成功。
还有胡庆余堂悬挂的由红顶商人胡雪岩亲笔题写的“真不贰价”和“戒欺”的匾额，无不彰显了徽商诚信的品格和着眼长远的良苦用心。“戒欺”匾黄底绿字，正对着药店坐堂经理的案桌，朝里悬挂。匾上的文字是胡雪岩亲自拟定的：“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其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的“胡记”招牌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驾齐驱的“金字招牌”，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时至今日，胡庆余堂的招牌仍高高地悬挂在杭州城里。
徽商通过诚信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后，往往十分珍惜，极力维护这种信誉，看得比金钱更宝贵。清代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从事商业经营50余年，因童叟无欺、讲究信誉而名声大著。晚年，他罢业还乡，有人愿出高价借用他的商号经商，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你果真诚实的话，又何必借用我的商号？想借用我的商号，说明你不诚实，最终会毁坏我的信誉。”
从事商业活动，与客户来往，如果总是一味地抱着投机心理，见利忘义，欺骗顾客，只图近利，而不知广结善缘，其结果必然是会失去顾客，失去市场，这是不善于经商的人所使用的方法。你要记住：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生意经
从经营的角度来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交情也是经商生财的资本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是万能的，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别人的帮忙，是很难办成大事的。在商言商，交情就是经商生财的资本。如果缺了交情，就犹如满盘的围棋子缺了一口气，摆得再多也是死的。在人际关系上，徽商这一点做得很好，所以他们能在人生地疏的地方先生存后发展，生意越做越顺手。
一直以来，徽商总是善于与当地的达官贵人、名流闲士、文人墨客交往，并保持紧密联系，力求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了广结良缘，徽商经常慷慨解囊，在经营所在地共办各类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热情捐资建桥、修路、筑堤、救灾等。他们往往是经商一方，造福一方，由此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赞誉。
不仅如此，很多的徽商还在各地建立起许许多多的会馆、公所，从而增强了徽商之间的凝聚力，发扬光大了互相帮助的协作精神。因此，他们能够上下同心，配合默契，生意越做越顺手，越做越兴隆，使得江南地区的盐、典、茶、木、粮等诸多行业几乎被徽商垄断。
胡雪岩是徽商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善于笼络人心、结交朋友的生意奇才，不管做什么生意，他总会想办法让方方面面的人物为自己服务。
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刚刚开张的时候，他看中一个叫刘庆生的人，就将其从另外一个钱庄挖了过来，破格提拔其做了自己钱庄的“档手”。使用自己并不熟悉的伙计做档手，这是胡雪岩的高明之处。他原本想请以前在信和钱庄的两个同事，可后来一想，那两人对自己的底细一清二楚，常在一起开玩笑，过来后自己做老板，他们干伙计，自己抹不下面子，他们也难有敬畏之心。而启用年轻的刘庆生就不一样了，刘庆生把家眷迁到杭州，一个月不过十两白银的开销，可是胡雪岩却给他一年二百两白银，且年终还可分红。这样的报酬让刘庆生喜出望外，而从伙计升为档手，更让他全心全意地给胡雪岩效力。
另外，为了提高刘庆生在同行中的地位，胡雪岩特意让刘庆生拿了浙江巡抚的汇票到他做过伙计的钱庄里汇一万两白银。这让刘庆生的同行对其刮目相看，以为他与巡抚大人关系密切。刘庆生对胡雪岩的良苦用心也心照不宣，工作就更加卖力了。而胡雪岩自从有了刘庆生这个得力助手，钱庄上下同心同德，钱庄生意也是越来越兴旺发达。这就是胡雪岩让人缘变成了财源的经商之道。
胡雪岩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的全国首富，就是因为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广泛的人缘为他提供了滚滚不断的财源。
成功学大师卡耐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依靠专业技术，而85％却要依靠人际交往、有效说话等软科学本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际关系对于一个想做大做强的商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生意经
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依靠专业技术，而85％却要依靠人际交往、有效说话等软科学本领。知人善任，以德为本自古以来，许多贤哲之士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汉高祖刘邦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才的长处：会带兵的韩信，他敢放手给兵；善于谋略的张良，在他手下能运筹帷幄；会管账的萧何，他敢放手给钱。三国时的刘备因重用诸葛亮，而得以三分天下；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等人。
同样，商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商业经营的成败。孙子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商人叫刁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用头脑灵活的人做事，只有刁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贾而好儒的徽商深谙此中道理，在任人方面知人善任。
徽商选人，以德才为本。在德、才两方面，徽商首先看重的是“德”。因为他们坚信，只有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在商业经营中“铢两不私”，才能与人坦诚相处，在同仁中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才能将经营做得恰到好处。其次，徽商看重的就是“才”。为了网罗人才，徽商往往不惜重金将一些行业英才招致自己门下。如清末徽州著名的胡开文墨店即是如此。胡开文墨店的创始人胡天注在继承其岳父濒临倒闭的“汪启茂墨室”之初，并没有急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资金用来聘请能工巧匠，努力创出优质产品。在“汪启茂墨室”改名为“胡开文墨店”之后，胡天注的后继者也都将延揽招致人才一事摆在墨业经营的首位。胡开文墨店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内外，与其知人善任的管理理念是分不开的。
徽商用人，大多能够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尤其是那些富商大贾，他们往往并不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而是聘请代理人或副手代替自己经营。这些助理在经营中拥有充分自主的权力，这特别体现在管理中。如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设有40余所典肆，每个典肆都聘有专门的管事经理，许翁自己则常年居住在家乡。因上下同心，配合默契，典肆生意非常兴隆。
有些徽商只管大的经营策略的制定，或者坐镇总店，而分店则交由代理人或副手管理。这些代理人和副手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上一般不受老板限制，有着充分的决策自主权。如清代徽州人胡孔昭，因家里十分贫困，后受聘于徽商鲍某，接受重资，远涉施南、黔江等地经商。鲍某对他十分信任，这样胡孔昭完全自主因时而变，随市场行情而动，可以做粮食生意，也可以做布业生意。
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才观，也是徽商能在激烈的商场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曾说：“我是个既忙又不忙的总裁，我只管原则问题，不管一般问题；要说我忙，我一天到晚没事干；要说我闲，我一刻不停在想着那些大事：抓大紫光，谋大战略，求大发展。”他常对集团各级管理人员说：“公司里凡是你们能解决的事，我不会去干涉，不打‘双打’。企业家是要‘抓大放小’的，不可能什么都管死，因为有的时候员工的决策要好于你的决策。”
有些商人最怕的是集团里总裁干副总裁的活，副总裁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干经理的活，经理干员工的活，这样员工就没活可干了。其实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这就要求先把好脉，再对号入座。要知道，一个企业在用人上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成败。事业要发展，必须要用人得当，没有人才的保障，就不可能一步一步把事业推向壮大。
生意经
人才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商业经营的成败。运用法律知识保护和规范自己一个成熟的生意人要具备一定的法律观念。什么是法律观念？其实就是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并深深携带着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就逐渐产生了法律。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与其他上层建筑紧密配合，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不过，人们法律观念的形成，也离不开社会环境和文化素质等因素。
在商界，徽商的法律观念从小就养成了。由于徽商生长于封建礼法十分森严的山区，他们从小就受到宗族有关“安分守法”的训诲。保存下来的各姓族谱，首卷一般都列了“族规”、“家训”，其中大部分都是训诫族人遵守法纪的内容。
伴随着商业经营的发展和壮大，市场竞争意识的增强，徽商的法律意识也是越来越强烈，他们善于利用法律和道德规范来维护自身利益。明朝文人谢肇淛就曾给予评论说：“徽州商人非常节俭，吃饭穿衣不讲究……只快快乐乐图个温饱就足够了。只有在打官司方面，那是毫不吝啬的，甚至挥金如土。”这说明徽商是极其重视用法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这方面，徽商程正奎可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程正奎是歙县临河人，小时候，他的父亲便让他读书，期望他日后能走仕途。可是，当他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父亲却突然病倒了。家中没有人主持门户是不行的，程正奎又是家中的长子，他不得不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为了摆脱拮据的家庭生活状况，他毅然出外经商，辗转到江浙一带经营盐业。由于他读过书，熟知善贾之道，能很好地把握义利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当时的盐法非常熟悉，能够根据盐法的规定而灵活经营，所以他的生意越做越好。没过几年，程正奎就已成为江浙一带的大商人。
当时盐法有一个明文规定：各处生产盐的盐场要按照登记注册的盐商分派盐务，根据生产盐的多少增减盐课。程正奎曾向盐务司上书请求变革盐课征收之法，其目的是避免盐户逃亡，使国家失去纳税的名额，同时又能让盐户通融获取盈利。这在当时看来是有杀头危险的！可是，程正奎并不惧怕，他认为，当年的盐法对如今的盐业已不能完全符合了。既不符合当今实际情况，那么就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保证如今盐业发展的通畅。因此只有改革盐法，盐法所起的积极作用才会继续保持下去。
盐务司还真听取了程正奎的建议，认为此人博学多才，便申请录用他为官，皇帝下诏予以采纳。于是程正奎被录用为盐务司顾问。他上任不久，又提出对盐课盐务的一系列改革主张。程正奎的声名日益远扬，苏浙盐务政事许多都靠他处理。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合法经营可以说是国家对从商者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商人自爱、自律的基本准则。尽管时代不同，法的内涵和所维护的利益也不完全一样，但作为商人的观念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则又是古今相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徽州商人严以自律依法经营的传统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赞誉。
生意经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合法经营可以说是国家对从商者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商人自爱、自律的基本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