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哑巴父亲
涂云黑蝉
从死神那里，我的哑巴父亲把我的生命抢夺了回来……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
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父亲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父亲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大人使唤着过来买豆腐，不给钱就跑，父亲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只是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父亲是个哑巴。
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父亲给我扎小辫儿了。我一直冷冷地拒绝着我的父亲。
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她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二寸照片儿，父亲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父亲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父亲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父亲特地穿上了一件新缝制的蓝褂子，坐在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味儿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
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
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给爸爸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父亲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亮，泪水和着高粱酒大口地喝下。我的父亲，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得那么潇洒！要知道，18年啊，他见过几次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
父亲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淡淡豆腐味儿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20千米的铁岭。
安顿好一切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父亲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我遭遇了车祸。
出事后的一切是大嫂告诉我的——
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我是老涂家的三丫头，于是腿脚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来了，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乱了阵脚。最后赶来的父亲拨开人群，抱起已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拦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肩扛着我的身体，腾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不停地画着十字，请求司机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嫂子说，她从来没见过懦弱的父亲那样坚强而有力量！
在认真清理完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大哥二哥，准备后事吧，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得像个瘪葫芦。
父亲扯碎了大哥绝望之际为我买来的寿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划着自己的太阳穴，又伸出两个手指指着我，再伸出大拇指，摇摇手，闭闭眼。大哥终于忍不住哭了。父亲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哭，我都没哭，你们更不要哭。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20多岁，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
医生仍然表示无能为力，他让大哥对父亲“说”：“这姑娘没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很多的钱，就算花了很多钱，也不一定能行。”
父亲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掏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正正地比划着，那意思是说：“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女儿，我女儿有出息，了不起，你们一定要救她。我会挣钱交医药费的，我会喂猪、种地、做豆腐，我有钱，我现在就有4000块钱。”
医生握住他的手，摇摇头，表示这4000块钱是远远不够的。父亲急了，他指着哥哥嫂子，紧紧握起拳头，表示：“我还有他们，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能做到。”见医生不语，他又指指屋顶，低头跺跺脚，把双手合起放在头右侧，闭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卖，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我女儿活过来。”又指指医生的心口，把双手放平，表示：“医生，请您放心，我们不会赖账的。钱，我们会想办法。”
大哥把手语哭着翻译给医生，不等译完，看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已是潸然泪下！
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我被推上了手术台。
父亲守在手术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竟然磨穿了鞋底！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却在守候的十几个小时里起了满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乱地做出拜佛、祈求天主的动作，恳求上苍给女儿生命！
天也动容！我活了下来。但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昏迷着，对父亲的爱没有任何感应。面对已成“植物人”的我，人们都已失去信心，只有父亲，他守在我的床边，坚定地等我醒来！
他粗糙的手小心地为我按摩着，他不会发音的嗓子一个劲儿地对着我哇啦哇啦地呼唤着，他是在叫：“云丫头你醒醒，云丫头，爸爸在等你喝新磨的豆浆！”
为了让医生护士们对我好，他趁哥哥换他陪床的空当，做了一大盘热腾腾的水豆腐，几乎送遍了外科所有医护人员。尽管医院有规定不准收病人的东西，但面对如此质朴而真诚的表达和请求，他们轻轻接过去。父亲便满足了，便更有信心了。他对他们比划着说：“你们是大好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治好我的女儿！”
这期间，为了筹齐医疗费，父亲走遍他卖过豆腐的每一个村子，他用他半生的忠厚和善良赢得了足以让他的女儿穿过生死线的支持，乡亲们纷纷拿出钱来，而父亲也毫不马虎，用记豆腐账的铅笔歪歪扭扭却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张三柱，20元；李刚，100元；王大嫂，65元……
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终于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头儿，他张大嘴巴，因为看到我醒来而惊喜地哇啦哇啦大声叫着，满头白发很快被激动的汗水濡湿。父亲，我那半个月前还黑着头发的父亲，半个月，好像老去了20年！
我剃光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了，父亲抚摸着我的头，慈祥地笑着，曾经，这种抚摸对他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啊。等到我的头发勉勉强强能扎成小辫子的时候，我牵过父亲的手，让他为我梳头，父亲变得笨拙了，他一丝一缕地梳着，却半天也梳不出他满意的样子来。我就扎着乱乱的小辫子坐上父亲的豆腐车改成的小推车上街去。
有一次父亲停下来，转到我面前，做出抱我的姿势，又做个抛的动作，然后捻手指表示在点钱，原来他要把我当豆腐卖喽！我故意捂住脸哭，父亲就无声地笑起来，我隔着手指缝儿看他，他笑得蹲在地上。这个游戏，一直玩儿到我能够站起来走路为止。
现在，除了偶尔的头疼外，我看上去十分健康。父亲因此得意不已！我们一起努力还完了欠债，父亲也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了，只是他勤劳了一生，实在闲不下来，我就在附近为他租了一间小棚做豆腐坊。
父亲做的豆腐，香香嫩嫩的，块儿又大，大家都愿意吃。我给他的豆腐车装上蓄电池的喇叭，尽管父亲听不到我清脆的叫卖声，但他一定是知道的，因为每当他按下按钮，他就会昂起头来，露出满脸的幸福和知足。
有一种爱，能让天地动容，能让死神退却，能让世人落泪，这就是一个哑巴父亲对女儿的爱。
虽然年幼时“我”对父亲只有冷漠和怨恨，但父亲从来未因此而改变对“我”的爱，十几年如一日，用豆腐、磨房、铜铃铛换来了“我”的大学。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让我走近了死神，父亲用一种坚毅而伟大的父爱支撑着“我”的生命，给医生们以信心和决心，最终从死神手里把我抢了回来。
现在，父亲的叫卖的铜铃铛已经换成“我”的声音，这是一曲父女心曲的合奏。
哭瞎的眼睛
赵鑫珊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把古今中外母亲思念儿子落下的泪通通收集起来，恐怕会成为一个新的海洋，一个新的咸海。
母亲死后多年，妹妹才告诉我：自我北上读书，母亲常常哭，哭了一年，经常搬出一把小竹椅，坐在马家巷口，对着火车站的方向，坐很久很久，然后就暗暗流眼泪。
我埋怨妹妹为什么不早把这种真实情况告诉我。唉，也不能责怪她，她当时小，不过10岁。
母亲因流泪过多，伤了眼组织，去看医生。医生只有一句忠告：“不要再哭了，再哭，眼睛会瞎！”
如果我在大学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我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每个星期写信给母亲，不再是两三百字如电文那样简短，而是2000字，把我在校的点点滴滴生活细节详详细细告诉母亲。这样，母亲的泪水便会减半。当然，有个原则：只能报喜不报忧。我受到的任何大小挫折，一点也不能让母亲知道，只能隐瞒。我说过，按性格或天性，我母亲的忧心太重，比常人重得多，她的忧心常伴有焦虑，不易化解。母亲太牵挂子女，她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为自己，只为儿女。
也是最近大妹妹告诉我一个重要细节：
小妹结婚那天，母亲说：“这下好了，你们各个都成家了，我这台戏也唱完了，我可以安心走了。”听后，我吃了一惊。母亲不识字，不知道莎士比亚，怎么能得出同莎翁一样的结论？因为莎翁说：“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
莎翁好像还补充了一句：每个演员上台、下台的时间都是安排好了的。按我的理解，这便是命中注定。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人活过六七十年，只要认认真真去体验、琢磨人生，便会自然得出近似莎翁的结论，即使他（或她）是文盲，压根儿就没有读过莎翁的剧本，连莎翁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道理很简单：戏剧艺术或人生哲学源自生活。
我今天才懂得后悔，把金戒指、手表和裤子卖掉，不应买书，应当买火车票。这样，6年我便可以回6次家，而不是3次。每次依偎在母亲身边，这样，她的泪水又会少些。
没有自己几十本小小的藏书，并不妨碍我走向“世界哲学”。因为我可以完完全全依赖图书馆。
当年中国经济不发达，电话普及率不像今天。如果上世纪50年代我家有电话，我会每个星期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母亲听到儿子的声音，思念、牵挂的泪水又会减半。
在校6年，我渐渐掌握了自己开山辟路、逢水架桥的一套自学方法——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拿到了开启知识王国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它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将不相同的学科融会贯通），但也付出了代价——我指的是苦了母亲和弟妹。
又是大妹子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北上读书后，母亲和妹妹每天要去井头担水；当年我妹妹只有10岁，母亲的脚骨折过，两人只能抬一桶水，且走走停停。
母亲心疼女儿，怕她肩上荷载过重，影响发育，影响长个头，便把水桶的绳子往自己这边挪。女儿出于孝心，怕母亲的脚受不了，又把绳子尽量移向自己这一头。
母女为这事争执不下，只好停在巷子里不走。
这个细节久久回荡在我心底。近来散步，走在买菜的路上，或在咖啡屋闲坐，或是我写作到深夜，缓缓放下笔，抬起头看窗外一轮满月，记起《礼记》中“日月无私照”这一句，我便会想起母亲和妹妹抬水的那个细节。
孔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在当今高科技的情况下（比如电话普及和发达的交通），母亲思念子女的痛苦还是可以减轻许多。这便是“游必有方”的意思。“方”不是指远游的方向，而是指安顿父母的方法，以尽孝道。
在某种意义上，母亲的思念与牵挂是母亲一辈子不能痊愈的病痛。
母亲总是对着儿女的身影暗自流泪，哪怕泪水已经枯竭，眼睛已经哭瞎。母亲的忧心太重，母亲对儿女的牵挂太多。于是，母亲的“病”无药可治，也不能治。但这病痛还是可以缓解的，那就是儿女的消息与问候。儿女的一次回家探望，可以让母亲病痛全无；儿女的一个电话，也可以让母亲思念的泪水减半。
母亲的“病根”就在儿女身上，那就是思念；那治“病”的药方也在儿女身上，那就是孝道。
告诉妈妈，我爱她
佚名
连续三个多星期以来，约翰一直在外面奔波，忙着拜访客户，他迫不及待地要回俄亥俄州去看他的妻子和孩子。母亲节就要到了，通常他都尽量“回家”过，但是今年他太累了。当他开车经过一家花店时，自语道：“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可以让花店替我送母亲一些玫瑰花。”
他走进花店，看见一个小男孩问店员：“6美元可以买多少玫瑰，小姐？”那个店员对他说玫瑰花太贵了，买康乃馨会更好。
“不，我就要玫瑰，”他说，“去年我妈妈病得那么厉害，但是我却没有陪着她。我想送她一些特别的礼物，必须是红玫瑰，因为这是她的最爱。”他的态度很坚决。
店员抬头看了看约翰，无奈地摇了摇头。男孩的话触动了约翰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他是如此强烈地想要这个男孩得到那玫瑰花。他看着店员，用口形默示他愿意替小男孩付玫瑰花的钱。
店员看着那个男孩说：“好吧，用你的6美元，我愿意给你一打红玫瑰。”小男孩高兴得差点儿跳了起来。他拿着玫瑰花跑出了花店。
即便仅仅只是看到了小男孩那种激动的情形，额外花了这35美元也是值得的。约翰想。
随后，约翰订了自己的花，再三叮嘱店员给他母亲送花时一定要附上一张便条，写上自己有多么爱她。当他开车离开花店时，感到很愉快。他在离花店大约两个街区的地方遇到了红灯。在他等待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小男孩正走在人行道上。他看着他穿过那条街，通过两扇大门进入了一座花园。突然，他意识到，那不是一座花园，而是一个公墓。透过大门，他能看到小男孩拐了个弯，然后沿着篱笆向前走。
交通灯变了，约翰慢慢地驶过十字路口，把车开到路边，这时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他下了车，沿着篱笆跟着男孩。约翰走在人行道上，走在那个沿着公墓内篱笆走的男孩后面三四十步远的地方。那个男孩在一个小墓碑旁停了下来，然后弯下腰。他把那束玫瑰花小心地放在地上开始哭了起来。约翰觉得自己像个入侵者，但却无法离开。他盯着男孩上下起伏的身体，听着他的低泣。
他听到小男孩边哭边说：“妈妈，为什么我不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为什么不再给你说一次？主啊，请你找到妈妈，告诉我妈妈我爱她。”
约翰转过身，已满眼泪光。回到车上，他很快开车回到那家花店，告诉店员他要亲自送花。毫无疑问，他要再次告诉母亲他是多么爱她。
约翰和小男孩在花店偶遇，他们都想送母亲一束玫瑰。男孩的真诚和坚持触动了约翰，他帮助小男孩，让他实现了爱的愿望。
偶然的冲动，让约翰走入了男孩的隐秘世界，发现了一份让人感动的至爱亲情。于是，约翰改变了计划，他要亲自表达对母亲的爱。他要珍惜这份人生的幸福，把爱献给母亲。
晚餐桌上的大学
雷奥·布斯卡·格里亚
上个世纪初我父亲在意大利北部一个乡村长大的时候，只有富有人家才有能力供儿女受教育。父亲出身贫苦农家，他常告诉我们，就他记忆所及，他从未有过一天不工作。在他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不做事的观念。事实上，他不能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做事。
父亲读五年级那年，家里不顾他老师和村中牧师的反对，硬要他退学。老师和牧师都认为父亲是读书的料，可以接受正式教育，可是父亲却到工厂做工去了。
从此，世界便成了他的学校。他对什么都有兴趣，他阅读一切能够接触得到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他爱听镇上父老们的谈话，以了解我们布斯卡格里亚家族世世代代居住的这个偏僻小村以外的世界。父亲非常好学，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不但随同他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后来还传给了他的家人。他决心要让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受良好的教育。
父亲认为，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我们晚上上床时还像早上醒来时一样无知。该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常说，“虽然我们出世时愚昧无知，但只有蠢人才永远如此。”
为了防止他的孩子们堕入自满自足的陷阱，他坚持我们必须每天学一样新的东西，而晚餐时间似乎是我们交换新知的最佳场合。
我们从没有想过要违背父亲的意愿。所以，每次我们兄弟姊妹聚集在浴室里洗手准备吃饭时，我们都必定互相询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如果答案是“什么也没学到”，那么，我们一定会先在我们那套残旧百科全书里找出一点什么来，否则就不敢上桌吃饭。例如，找出“尼泊尔的人口是……”
我们每人有了一件“新知”之后，便可以去吃饭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张饭桌总是高高地堆着面食，往往高得使我看不见坐在对面的妹妹。
晚饭时声音嘈杂，杯碟的碰撞声衬托着热烈的谈话声。我们说的是意大利皮德蒙特方言，这是为了迁就不会说英语的母亲。我们叙述的事情不论怎样无关紧要，也不会不受重视，双亲都会仔细聆听，并会随时作出评论，他们的评论往往深刻而带有分析性，且都非常中肯。“这样做很聪明。”“笨蛋，你怎么会这么糊涂的？”“这样说来，你只是咎由自取。”“可是，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真笨，难道我们没有教过你吗？”“好，那真是不错。”
然后是压轴戏。那是我们最怕的时刻——交换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东西。
这时，坐在餐桌上任的父亲会把椅子推向后面，斟一杯红酒，点一支香浓的意大利雪茄，深吸一口，将烟吐出，然后扫视他这群子女。
这个举动常常令我们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们也瞧着父亲，等他开口。他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不好好地看看我们，不久我们长大之后，他就会看不到我们了。
所以，他要盯着他的孩子们看，看完一个又一个。
最后，他的目光会停在我们其中一个身上。
“费利斯，”他叫着我的受洗名字说，“告诉我你今天学到些什么？”
“我今天学到的是尼泊尔的人口是……”
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我一向都觉得奇怪，不论我说的是什么东西，父亲都不会认为琐屑。首先他会把我所说的东西仔细想想，好像拯救世界就要靠我所说的那句话似的。
“尼泊尔的人口？！嗯。好。”
接着，父亲会看看坐在桌子另一端、正在照例用他喜欢的水果来调配一点剩酒的母亲。问道：“这个答案你知道吗？”
母亲的回答总是会使严肃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尼泊尔？”她会说，“我非但不知道尼泊尔的人口有多少，我连它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呢！”当然，这种回答正中父亲下怀。
“费利斯，”父亲会说，“把地图拿来，我们来告诉你妈尼泊尔在哪里。”于是，全家人开始在地图上找出尼泊尔。
类似的事情一再重复，直至全家每一个人都轮过了才算完。因此每次晚餐之后，我们都会增长六种诸如此类的知识。
我们当时都是孩子，一点也觉察不出这种教育的妙处。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走出屋外，去跟那些教育水平不及我们的朋友一起玩喧闹的踢罐子游戏。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父亲给我们的是一种多么生动有力的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全家人一同长进，分享经验，互相参与彼此的教育。而父亲通过观察我们，聆听我们的话，尊重我们提出的知识，肯定我们的价值和培养我们的自尊心，毫无疑问他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导师。
我进大学后不久，便决定以教学为终身事业。在求学时期，我曾追随几位全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学习。最后我完成教育，具备了丰富的理论、术语与技巧，但令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我发现那些教授教导我的，正是父亲早就已经知道的东西——不断学习的价值。
父亲知道，世上最奇妙的东西是人的学习能力，极小的知识点滴也可能对我们有益。“生命有涯，”他说，“而学海无涯。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决定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父亲的办法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如今，我每晚在就寝之前，都会听见父亲在说：“费利斯，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有时候，我对我在这一天学到的东西可能连一件也想不起来。这时，尽管我一天工作得很累，我也会从床上爬起来，到书架上去找点新的东西。做完这件事之后，父亲和我便会安心休息，知道这一天没有白费。毕竟，谁也无法预料，知道尼泊尔的人口会在什么时候对你有用呢？
“生命有涯，而学海无涯”，知识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成的。一个人即使学好了课堂上的知识，也仍然还需要学习其他一些知识，比如学习生活中的某些知识。在学习上要做到坚持不懈，一个好的习惯至关重要。一个好的习惯，会让我们终生受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成为怎样的人，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习惯。
培养一个好习惯，也许真的需要一个好老师。幸好，“我”的家里虽然没有传授知识的教授，但却有一位传授好的学习方法与日常习惯的专家，他就是父亲。
我找妈妈，你是妈妈吗
刘晓明
1995年6月的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在灯下备课，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我拿起话筒“喂”了好几声，那边才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你是妈妈吗？妈妈！”一个女孩的声音，稚嫩而低婉。
“你找谁呀？”也许是受了那声音的感染，也许是怕惊吓了那端的孩子，我用极轻极细的声音问道。
“我找妈妈，你是妈妈吗？”声音极为倔强，充满一种渴望，显出几分凄凉。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正在寻找母亲的孩子。我故意拖长了声音：“你是——”“我是安安呀！”显然，孩子有些迫不及待了，是怕我挂了电话，声音也大起来。“安安，你在哪儿呢？”我以母亲的情怀问道。
我听到电话的那一边“哇”的一声，女孩放声恸哭起来。我大声喊道：“好孩子，快告诉妈妈，你现在在哪儿？”
电话里传来嘤嘤的抽泣，她哽咽道：“妈妈，我一个人在家里，好害怕，也没有吃饭，爸爸还不回来。我的作业也做完了。我很听话。妈妈，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呢？爸爸说你去了好远好远的地方，说我懂事了，你就会回来。妈妈，我现在懂事了，我的各门功课全是班上第一名，可你怎么还不回来呢？”我揪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但孩子的话却使我陷入了一种悲凉和迷惘。我望着窗外袭来的沉沉暮色……我不知是怎样结束那场谈话的，只记得我以母亲般的慈怜对着电话说：“好孩子，如果你害怕了，如果你想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记住，妈妈永远想着你。”
她高兴了，告诉我她是通过电话簿找到我的名字、查出电话号码的。她很得意地说：“妈妈，你真难找。有一次，我听到的是老奶奶的声音，就马上放下了电话。有一次，是一个叔叔的声音，我说我要找我妈妈，他就使劲地吼开了，好凶的声音哟，吓得我差点哭起来，但是我不怕。你是我拨了第九次电话才找到的。我真高兴啊！”
我实在不忍心听下去了，这是一个具有怎样遭遇的孩子呢？她有多大？上几年级？家住哪里……但这一切我都不敢去询问。既然是妈妈怎么会不知道女儿的一切呢？孩子会怀疑的。
此后，一连好几天，家中的电话一响，我就抢着去接。渐渐我知道了女孩的情况。她在武昌一所小学读二年级，和我女儿一样大小。每天要乘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那里读书，中午用一块钱吃午饭，爸爸常常很晚回家。她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数学课代表……而且，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黄莹，乳名叫安安。安安很会唱歌，常常在电话里唱些刚学会的新歌给我听。
8月，学校放假后，我和丈夫带着女儿去北京旅游，整整一个月。旅游回来的当天晚上，电话铃响了，是安安！那头是她很委屈的声音。她说她每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就是没人接。她问：“妈妈，你去了哪里？学校放假了，别的孩子有的去了夏令营，有的跟妈妈旅游去了。可我总一个人在家里，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好孤独。妈妈，我真想你带我去玩玩，同学们都看过了长江大桥，说可好看啦，可没有人带我去。”
我的心在战栗，可回答她的只有沉默。可怜的孩子，我能告诉你我带女儿去北京了吗？我开始编造起谎言来：妈妈暑假里太忙，出差去了。以后有了时间，一定带你去所有你想去的地方玩。期中考试结束后不久，安安就来电话向我汇报她的成绩了。她说语文考了99分，是全班第一。第二名是叶丽丽，98分，她妈妈还奖了她一大块巧克力。她的同桌张华才考了72分，挨了爸爸的打，屁股都被打红了。
我问道：“爸爸奖励了你什么呢？”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许久，她才说：“爸爸从来不管我，有几次老师要家长在作业本上签字，可爸爸很晚才回来，我就模仿他的字迹签了，结果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是撒谎的不诚实的孩子。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你回来了，我就有人签字了。”
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安安，乖孩子，好好学习，等妈妈回来，一定奖励你很多很多巧克力，给你签字。当然，如果成绩不好，妈妈也会打你屁股哦！”
那边是一阵欢呼。接着是甜甜的一声：“妈妈，拜拜！”
两星期后，安安又打来电话，她以一种欢愉的声音对我说：“妈妈，数学测验试卷发下来了，我才考了72分。真的，妈妈，你快回来打我屁股吧！”
我被这种喜悦震惊了。我明白安安的苦心，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得到妈妈打屁股的惩罚。多么痴迷的童心啊，为了一个温馨的梦，竟做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壮举”！
自然，我很严厉地批评了安安，责备她不理解妈妈，让妈妈为她的学习操心，并再次撒了个谎，说我又要出差，根本抽不出时间回来看她。她哭了，很委屈地哭了。她呜咽着说：“我错了。其实，我又撒了谎，本来，我是很想考个70分的，可我还是考了97分。我只是想见到妈妈才撒谎的。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叫妈妈操心了。”
一连五天，我每晚都等待着安安的电话。第六天深夜两点，电话机突然急促地响起来，是一个男子尴尬而迟疑的声音：“请问，请问……对不起……我是安安的爸爸。”“孩子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一个劲要给妈妈打电话……我知道这样太冒昧，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不知道安安怎么牢牢地记着您这个电话号码……她说，还有几天……几天，11月13日……她要过生日，她说，她希望见到妈妈……”
我的心陡然揪起来：“安安她，她怎样了？告诉我，你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况？为什么……为什么她妈妈不在身边？”
电话那端突然压低了音量：“请，请您别着急，安安患的是肺炎，情况已经好转。我们的事情以后再告诉您。只是，我……我对不起孩子。”
我说：“别说了，让安安接电话。”
“妈——妈——”一声期待已久的呼喊，把我的心喊碎了。“妈妈，我病了，在医院。别的孩子都有妈妈，打针还哭，我很坚强，只是想，想妈妈来陪陪我。妈妈，你能回来看我吗？”
我的喉咙哽住了。半晌，我才结结巴巴地说出一句：“好孩子……我……妈妈一定会来看你。”
我决定在安安生日的那一天，买一大堆礼物送给她。
11月13日，星期四的下午，我买了一大盒巧克力，用精美的彩纸包好，上面写着：祝我心爱的小安安生日快乐！我来到安安就读的小学，找到了她的班主任杨玉霞老师。我说明来意，也说了我和安安的电话奇缘，整个办公室一片静穆。杨老师告诉我，黄莹同学是她最疼爱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人也懂事。不幸的是在她两岁那年，她妈妈由一位亲戚担保去美国留学，本来讲好一年后再把丈夫和女儿也办过去的，但两年后她却提出了离婚。此后，黄莹的处境变得令人心酸。她的父亲因此变得情绪低落，酗酒，不管孩子，几次家长会都不见人影。黄莹完全靠着自己的毅力学习，没有人指导她，她自觉、发愤学习，真是少见的好女孩！杨老师抽出一个作文本递给我。这是—篇字迹娟秀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
……我没有见过我的妈妈，爸爸说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我能经常在电话里听到妈妈的声音，妈妈的声音很甜很甜，比鞠萍姐姐的声音还好听。我想我的妈妈一定很美，一定比苏雅的妈妈还美。她说她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看我，她还说我是世界上最懂事的女孩子……
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只能告诉杨老师，就是有一天我的妈妈能在我的作业本上签名，能看见我在艺术团的表演，妈妈一定会高兴的。
读着读着，我的视线模糊了。我对杨老师说：“请你找出安安所有的作业本，我全给签上字。”
我在那篇作文后面，写下了一段批语：女儿，你的作文写得棒极了，妈妈看了心里都流了泪。好孩子，你一定要相信，妈妈时时刻刻都在你身旁，你的生日，妈妈送给你一盒巧克力，这是对你最好的奖励。明年你的生日，妈妈会来到你的身旁。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能不能带给孩子一些慰藉，但我发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尽力把那份温馨的母爱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孩子的幼小心灵中去。
一个让人不忍拒绝的电话，一个让人生怜的小女孩，每一句话都敲打着“我”的心扉。母亲的天性，爱的呼唤，让“我”充当起女孩妈妈的角色，帮助女孩实现了寻爱之梦。女孩的努力和乖巧让人流泪，“妈妈”的真诚和慈爱让人敬佩。
“母女”二人携手创造了一个温暖、幸福的精神家园。
八块五毛钱
李阳波
在一个城市里，发生了这样一桩案子。
一天中午，一个捡破烂的妇女，把捡来的破烂物品送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后，骑着三轮车往回走，经过一条无人的小巷时，从小巷的拐角处，猛地窜出一个歹徒来。这歹徒手里拿着一把刀，他用刀抵住妇女的胸部，凶狠地命令妇女将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妇女吓傻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歹徒便开始搜身，他从妇女的衣袋里搜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包着一沓钞票。
歹徒拿着那沓钞票，转身就走。这时，那位妇女反应过来，立即扑上前去，劈手夺下了塑料袋。歹徒用刀对着妇女，作势要捅她，威胁她放手。妇女却双手紧紧地攥住盛钱的袋子，死活不松手。
妇女一面死死地护住袋子，一面拼命呼救，呼救声惊动了小巷子里的居民，人们闻声赶来，合力逮住了歹徒。
众人押着歹徒搀着妇女走进了附近的派出所，一位民警接待了他们。审讯时，歹徒对抢劫一事供认不讳。而那位妇女站在那儿直打哆嗦，脸上冷汗直冒。民警便安慰她：“你不必害怕。”妇女回答说：“我好疼，我的手指被他掰断了。”说着抬起右手，人们这才发现，她右手的食指软绵绵地耷拉着。
宁可手指被掰断也不松手放掉钱袋子，可见那钱袋的数目和分量。民警便打开那包着钞票的塑料袋，顿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那袋子里总共只有八块五毛钱，全是一毛和两毛的零钞。
为八块五毛钱，一个断了手指，一个沦为罪犯，真是太不值得了。一时，小城哗然。
民警迷惘了：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这位妇女，使她能在折断手指的剧痛中仍不放弃这区区的八块五毛钱呢？他决定探个究竟。所以，将妇女送进医院治疗以后，他就尾随在妇女的身后，以期找到问题的答案。
但令人惊讶的是，妇女走出医院大门不久，就在一个水果摊儿上挑起了水果，而且挑得那么认真。她用八块五毛钱买了一个梨子、一个苹果、一个橘子、一个香蕉、一节甘蔗、一枚草莓，凡是水果摊儿上有的水果，她每样都挑一个，直到将八块五毛钱花得一分不剩。
民警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难道不惜牺牲一根手指才保住的八块五毛钱，竟是为了买一点水果尝尝？
妇女提了一袋子水果，径直出了城，来到郊外的公墓。民警发现，妇女走到一个僻静处，那里有一座新墓。妇女在新墓前伫立良久，脸上似乎有了欣慰的笑意。然后她将袋子倚着墓碑，喃喃自语：“儿啊，妈妈对不起你。妈没本事，没办法治好你的病，竟让你刚13岁时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还记得吗？你临去的时候，妈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你说：‘我从来没吃过完好的水果，要是能吃一个好水果该多好呀。’妈愧对你呀，竟连你最后的愿望都不能满足，为了给你治病，家里已经连买一个水果的钱都没有了。可是，孩子，到昨天，妈妈终于将为你治病借下的债都还清了。妈今天又挣了八块五毛钱，孩子，妈可以买到水果了，你看，有橘子、有梨、有苹果，还有香蕉……都是好的。都是妈花钱给你买的完好的水果，一点都没烂，妈一个一个仔细挑过的，你吃吧，孩子，你尝尝吧……”
为了八块五毛钱，母亲勇敢地与歹徒搏斗，即使生命受到威胁、手指被掰断也没有放弃。这在平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母亲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拼命？只有母亲清醒地知道：歹徒要抢走的不仅仅是几元钱，而是儿子最终的心愿和自己给予死去的儿子的一份迟到的爱。
母亲曾经是我最不喜欢的人
刘震
在我30岁之前，这个世界上我最不喜欢的人，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在我尚未记事的时候，就因“文革”冲击，得了严重的神经分裂症。父母亲为了我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成长环境，便把我送到上海的祖母家寄养。
从生下来到中学毕业，我对母亲没有丝毫感情，甚至非常陌生。在幼时，我对母亲的印象就是一个我一见就害怕的女人，一个在家里或者在大街上整天胡言乱语的女人，一个发起病来一双眼睛充满凶光的女人。
我长到7岁，父亲为了我以后能早日融入家庭，为了我能和母亲之间增添点亲情，就每隔一年半载来上海一次，接我回南京的家中住上一段时日。父亲不会想到，每回南京住一次，不但没能使我产生对母亲的好感，反而更加加剧了我对母亲的憎恨。
我记得，7岁时第一次来南京是个夏天。某一天，母亲说是帮我洗澡，将满满的两热水瓶开水倒进木盆，一点凉水都没添，就扒光了我的衣服，将我按进了木盆，滚烫的开水烫得我大喊大叫。我拼命挣脱出母亲的双手，从窗户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光着屁股，玩命似的在大街上奔跑。我找到一处墙角，一边用小手轻抚着已经起泡、红肿的身体，一边不停地痛哭。
我还记得，8岁那年，在一个下午，母亲又发病了。她双手叉腰眼露凶光，几乎用尽天下所有的污言骂一个邻居。其实，那个邻居根本没有惹她，她是自己神经严重错乱，无法控制。骂累了，她仍不罢休，又捡来一纸盒驴粪蛋，往邻居家扔。那个邻居实在无法忍受，怒气满盈地冲了出来，挥起拳头朝我母亲打去。一拳下去，母亲捂着脸蹲在了地上。片刻，她吐出一口鲜血，血中有两颗牙齿。说实话，我当时很恨那个邻居，可相比之下，我更恨我的母亲。
中学毕业了，父亲把我接回南京，我开始与母亲真正地生活在一起。由于我和母亲在感情上存在着大段大段的空白，母亲很难接受我——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很难接受我这个突然来到她身边、需要朝夕相处的儿子。在我端起饭碗准备吃饭的时候，在我脱下衣服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母亲的嘴里常常会冒出这样的话：“你是哪里来的‘野人’？为什么要在我家睡觉？为什么要在我家整天白吃白喝？你给我滚！”这种话，母亲不是说一遍两遍，而是数十遍乃至上百遍。我睡的哪里是床，是针毡；我咽下的哪里是饭，是逼我流泪刺我喉管的根根钢针。
我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家，很快又有了儿子。时光在飞逝，母亲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在长期药物的控制下，已经康复了许多。父亲经常带着母亲来我家，我也常常和妻子一起，抱着我们的儿子去他们那里。一来二去，我和母亲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许多次母亲在病情稳定的时候，凑近我赔着笑脸向我讨饶：“儿子，我以前脑子糊涂，我知道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每次母亲说这番话时都特别诚恳。她的话就像一道道温暖的阳光，一点一点地融化了积压在我心头的寒冰。母亲能说出这样的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还有什么理由再生母亲的气，再恨母亲？我开始发自内心地喊她妈妈了。
去年夏天的一个雨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说我母亲拎着草莓，独自一人来看我们了。我放下电话，静候母亲。左等，不见母亲；右等，还是没有叩门声，我好几次把头探出窗外，可依然难觅母亲的踪影。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有点心神不宁，脑子里开始往坏处想，越想越害怕，想着想着我拉开房门，冲了出去。
雨在密密地下着，初夏的风在一阵赶一阵地刮着，我骑上自行车在我们的那个小城里一条街接一条街地寻找母亲。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几乎寻遍了小城的每一条街巷，可是……天渐渐沉了下来，我绝望了，骑在自行车上突然想起了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旋律。“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忘不了……”我蹬着踏板，在风雨中难以自禁地唱着，唱着，流下了眼泪。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找到母亲，我不能没有母亲！
苍天是厚爱我的，当我拐进一条小巷时，忽然看见了母亲。她的头发和衣服已经被雨淋湿紧贴在身上，她缩着瘦弱的身子，站在一处破败的屋檐下，手里拎着准备送给我们的草莓。我不知道母亲在那里已经等了多久，我也不知道我是从车上跳下来的还是滚下来的，就到了母亲的面前。母亲看见我，眼角流出了清泪，她笑了，举起手中的塑料袋，对我说：“给，草莓，你最爱吃的草莓。”这时，我再也支撑不住了，一下子搂紧了母亲。
母亲，一个伟大而温馨的称谓，为什么竟会和“不喜欢”联系到一起呢？作者敞开心扉，细述着自己的心路历程。
精神分裂的母亲，自小便成为“我”憎恨的对象，记忆中留下的是一段段惨痛的经历。但最终母爱战胜了病魔，同时也融化了儿子心中的坚冰。儿子终于明白了：母亲，世界上只有一个；拥有，便是幸福。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羡林
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所以不是八股。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兄弟三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叔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背井离乡，流浪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转眼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恐怕要成为永远的谜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黄的），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挨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家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我这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家境很好。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便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戗——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提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风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灾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待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怎么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子欲养而亲不待”，世上最遗憾的事莫过于此。
不要轻易就离开故乡，故乡是情最深的地方。不要轻易就离开母亲，母亲是爱最深的人。正如作者所言，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地位、幸福、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出门在外，也要通过各种方式时时问候母亲，让母亲放心。平时的一封信、一个电话，就可能让你不至于留下“永久的悔”。
母亲的姿势
吴志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就住在一套用木板隔成的两层商铺里。母亲半夜起床上厕所，突然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便意识到家中出事了。等丈夫从梦中惊醒，楼下已是一片火海，全家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以及两个雇工都被困在大火中。
孩子们被叫醒后，个个如受惊的小兔子，逐一聚拢到母亲身边。幸好阁楼上的天花板只有一层，砸开它，就可以攀上后墙逃生。绝望之余，父亲带着两个雇工砸开天花板，并第一个抢先翻过墙头。
父亲出去后，再也没回来，他只顾呼唤邻居救火。高墙里面，大火离母亲和五个孩子越来越近了，五个孩子中，最高的也只有1.54米，而围墙竟有2米多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攀上去。幸运的是，墙头上有一个雇工留了下来。他一手抓紧房顶横梁，另一只手伸向墙内的母亲和孩子。
“别怕，踩着妈妈的手爬上去！”母亲蹲在地上，抓牢大儿子的脚，大儿子用力一蹬，抓住雇工的手攀上墙头翻身脱离了险境。用同样的办法，母亲把二儿子和小儿子一一举过了墙。
此刻，火舌已舔到脚掌，母亲奋力抓起二女儿。此时，她的力气已用尽，浑身不停地颤抖。大女儿急中生智，协助妈妈把妹妹举过了墙。火海中，仅剩母亲和大女儿。大火已卷上了她们的身体，烧着了她们的衣服。大女儿哭着让妈妈离开，但母亲坚决地将大女儿拉了过来，拼尽最后一口气，将大女儿托过墙头。当雇工再次把手伸向母亲的时候，她竟然连站立的力气也耗尽了。转眼间，便被大火吞没了。
墙外，五个孩子声泪俱下地捶打着墙，大喊着“妈妈”。而墙内的母亲再也听不见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消防人员赶到，20分钟便将大火扑灭。人们进去寻找这位母亲，看到了极为悲壮的一幕：母亲跪在阁楼内的墙下，双手向上高高举起，保持着托举的姿势。
保持托举姿势的母亲，树立的是一座爱的丰碑。
突如其来的大火，让母亲和五个孩子身处绝境。母亲用它柔弱的臂膀支撑起五个孩子生命的天空，虽身疲力竭，大火烧身，仍然作最后的努力，直至在火中倒下。
博大和深沉的母爱在烈火中得到见证……
父亲的黄玫瑰
许莉
像我这样一个女孩，是不幸而有幸的。
1974年我出生在江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我这个独生女儿非常疼爱。不料，1975年我因患小儿麻痹症左腿致残，两年后母亲患子宫癌离我们而去。是坚强的父亲抚平我身心的创痛，牵着我去看外面的世界，让快乐冲淡我的哀愁。那时，不少热心人想为我找个后妈，可父亲却一再对他们说：“等枝儿腿好了我再考虑这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腿永远不会好的，父亲担心后妈会歧视我，因此一直没有再娶。
在父亲的精心操持下，我从小学顺利地上到高中，成绩一直优秀。为了我的前途，高中毕业后父亲费尽种种周折，使湖北大学破例录取了我。199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父亲欣喜若狂地为我寻找工作，可因为我的身体条件，每一次他都碰壁了。毕业三个月后，父亲满怀愧疚地对我说：“孩子，你就在家里待着吧，爸爸能使你过得好好的。”
不久，父亲从工厂技术科长调任供销科长，忙碌而且还经常出差。每次出差前，他都嘱托邻居照看我，并每天在出差途中打电话问候我。父亲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望着日益憔悴的他，我心里很是不安，我决定尝试自食其力。一次，父亲出差后，我带着所有个人资料，按照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一瘸一拐地到一家家单位应聘，可用人单位的苛刻条件把我的心伤透了。
1997年5月的一天，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忽然一家涉外歌舞厅的招聘启事留住了我的脚步，我决定进去碰碰运气。我想，凭借自己姣好的面容、流利的英语和大学本科学历，做收银员应该没问题吧。
然而，人事部经理对我说：“我们欣赏你的才气和美丽，但收银员的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没等他说完，我抢上一句：“那我做侍应生行吗？”经理有些不忍地说：“你的腿……”我连忙扭转身，心如针刺一般，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是个倔强的女孩子，我想：“既然连这里的侍应生也做不成，那就做做他们的上帝吧。”于是，我要了杯啤酒，在音乐还没响起时，百无聊赖地大口大口喝着……当我再抬头环顾四周时，却发现自己对面不知什么时候竟坐着一位浓眉大眼的男孩。男孩见我闷闷不乐，便主动与我交谈，他风趣的谈吐深深吸引了我。我俩谈了很多很多，并交换了联系电话。
就这样，我结识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男孩，他叫柳浩，是一名银行职员。柳浩的出现，就像雨后彩虹灿烂了我的生活，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无限向往。父亲很快注意到我的情绪变化，为我倍感欣慰。
可是，就在我憧憬着有一天能披上婚纱挽着柳浩步入婚姻的殿堂时，他却悄然离我而去，因为他的家人极力反对，替他找了一个年轻漂亮且健全的姑娘。我心头那爱的阳光顷刻间暗淡下来，我悄悄吞下了安眠药，想了却自己的生命。但细心的父亲及时发现了，我又痛苦万分地在医院里苏醒过来。
身体康复后，父亲特意为我买了一台毛衣编织机，希望以此排解我郁闷的心境。那些层出不穷的花样和针法也确实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我刻苦钻研教材，很快掌握了技术要领。不久一件件风格各异、款式新颖的毛衣织出来了。父亲拿着这些毛衣到附近的商店请求代售，没想到深受顾客青睐，热销而空。我干劲越来越足，不到一年工夫，就增添了机器，还聘请了几位帮手，扩大了生产规模。纺织事业不仅为我家里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在暗暗编织着我对爱的渴望。1998年春，美国巨片《泰坦尼克号》风行江城，给我帮忙的几个姑娘都去看了，还一起怂恿我也去看看。在电影院里，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回家后又浮想联翩。在我这样的年龄，爱情是场多么美妙的梦啊！当天夜里，我突发奇想，为自己草拟了一份征婚启事：一位左腿稍有残疾的女孩，芳龄24岁，大学文化，文静、秀美、心灵手巧，以编织为业，觅修养好、事业有成之适龄男士为友。看着这则启事，我不禁羞涩得掩面而笑。
第二天，替我收拾房间的父亲在书桌上看到了它，他偷偷地将征婚启事和200元钱汇到了市报。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收到了样报，最初的羞涩已过去，心中突然溢出异样的渴望。然而，—周过后，我没有收到一位应征者的来信，鼓胀的心又黯然神伤地跌回了起点。父亲从我的感情变化中似乎觉察到什么，有一天他神秘地对我说：“枝儿，爱是缘分，是需要一份耐心去等待和期盼的，不要着急。”
过了几天，我竟真的收到了一封应征信。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信件时，愣了许久，心儿怦怦直跳。信是打印的，信中那位男士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示了对我的爱慕，并激情满怀地鼓励我做生活的强者。
不过，信上除了地址，再没有其他联系方式，似乎只希望我与他鸿雁往还。尽管如此，我那曾因爱而受伤的心，犹如初春的冰河，在温暖的阳光下开始慢慢解冻。父亲见我笑逐颜开的样子，平日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我开始给这位不曾谋面的男友写信，写得非常投入，我渴望听到他的声音，更渴望与他见面。男友也认真地给我回信，热情洋溢，关爱备至。我痴迷于这位酷似长辈的男友，我甚至想象这位30出头的男人有着一副挺拔的身材，起码不亚于我的父亲吧。当我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后，竟然没有盼来他的声音。他回信说，因自己经常出差，信件只有让别人收转。他安慰我说：“这样做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新年情人节那天我一定会出现在你面前的，真爱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永远。”
“真爱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永远。”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被这种交往的浪漫气息熏陶得昏昏然，感觉人生原来如此美好。面对姗姗而来的爱情，我按捺着一颗热烈跳动的心。
恋爱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到了1999年的2月14日。这一天，我多么希望能收到他的红玫瑰啊。
这天，我高兴地给姑娘们放了假，停止了编织，独自在家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三天前父亲又出差了，家里显得有些冷清，可我的心里却充溢着幸福。我欢快地哼着邓丽君的那首《我只在乎你》：“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唱着唱着，我仿佛看到了那位梦中的白马王子，手捧一束鲜红的玫瑰向我款款走来。
然而，天已近黄昏，还是没有人敲门。望着那扇我不知打开多少遍的房门，我的心绪又跌至谷底，眼泪已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不禁狠狠地在心里说：无情的男人，又是一个负心汉。
这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话筒里传出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是邓枝吗？我是交通大队，请你马上到南京路路口来一下。”我放下电话，心里一时掠过无数假设。当我急匆匆打的赶到南京路路口时，只见一家最大的花店前的马路上围满了一圈圈的人。
我拨开人群，一下子惊呆了——父亲倒在血泊里，手中的一束黄玫瑰已被鲜血染红！
恍惚之中，我听到花店老板对人们说着：“这位老同志出差刚回来，在我这里买了束黄玫瑰准备送给女儿，他怕女儿一个人在家中孤单，谁知过马路时遇上了车祸……”
父亲被送往了医院，昏迷之中，他的双手一直紧紧地抓住那束黄玫瑰和一封信。在父亲的床头边，我轻轻地把信抽了出来，信竟然是写给我的：
“亲爱的女儿，我多么希望你能走出感情的泥沼，用阳光般的笑脸去面对人生，用勤劳的双手托起自己的一片蓝天啊！枝儿，自你刊登征婚启事后，为了让你对爱充满希望，爸爸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写给你的求爱信是我不得已的荒唐行为，请你理解并原谅爸爸。不久前，我才知道你曾认识一个叫柳浩的男孩，他舅舅与我很熟，听说柳浩与女朋友分手了，他还一直深爱着你，但他没有勇气向你悔过，出差前我找过柳浩，他要来向你求爱。枝儿，爸爸希望你与柳浩能携起爱情之手，共同开创新的生活。永远爱着和祝福你的爸爸。”
看完爸爸的信，我的泪水早已如雨点般落下，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拥抱父亲，给父亲一个甜甜的吻，因为，父亲不仅是我一生一世的亲人，也是我一生一世的“情人”啊！
我不知道父亲会何时醒来，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完全康复，但我相信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都将微笑着独自面对，因为父亲早已用那束黄玫瑰在我心中种下了人间所有的温馨和美丽。直至今日，我仍时时想起父亲的那句话：“真爱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永远。”不论亲情、友情和爱情，不都是这样的吗？
“真爱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永远。”这句话质朴而深刻。
父爱就像一把大伞，时时刻刻地庇护着自己的孩子。这种爱，不易察觉，它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因为遭遇困难、挫折而褪色。在艰难险阻的洗礼中，正是父亲的那黄玫瑰般美丽而深情的爱使女儿懂得了坚强。
有些爱，只要拥有，就是一生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