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詹菊英
整理|周华诚
一开始根本没想拍什么电影。
都是巧合。要不然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
2009年5月，我们波罗村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说要“城中村改造”了。我们这个超过1000年历史、占地700余亩、全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商业住宅区，叫“盛唐城”。
晚上我就后悔了。800块钱，就拍个房子，有什么意思？丈夫说：有本事咱编个故事拍出来。
我是个农民，“城中村改造”意味着啥，我一下子也领会不了。只知道，我们在波罗村住了好几辈子，村子说没就要没了。村民大会后没几天，5月18日，小孙女2周岁生日，我在家摆了宴席，亲朋好友都来喝酒，顺便参观我家的新房。
我们家房子，我说给你听：一幢6层半的楼房，年初花46万元才装修过。我做过几年房屋中介，知道装修流行什么。一到四层用来出租，楼上两层半是我最花心思的地方，打通改成复式结构，顶层楼板上还镶嵌了长条玻璃砖，既有装饰效果，采光又好。自家住的，我把房子整得舒舒坦坦。楼顶天台，一半辟作花园，另一半搭建了洗衣房，晚上看星星看月亮都舒坦得不得了。
那天宴席吃到一半，有人来测量房子面积。我央求他们能不能改天再量，这么多客人，你说房子要拆了，多不喜庆。他们说，这是编了号一路测量下来的，资料等着归档，一定要测量。
好吧，那就测量吧。结果测了半天，明明1000多平方米的房子，登记能补偿的只有900平方米。我心里不好受，说房屋装修得很好，你们拍两张照片吧。领头的小伙子说，到时候赔偿是按建筑面积的，哪里管得了你的装修！
我感觉可惜啊，当即就掉下了眼泪。有个朋友叫小敏，跟我一起唱花灯戏的，也来喝酒，就安慰我，说干脆找个摄影师给房子拍段录像吧，刻成光盘也算留念了，只要800块钱。
我心头一热，马上就应承了。结果晚上我就后悔了。800块钱，就拍个房子，有什么意思？丈夫李成彬说：“有本事咱们编个故事拍出来。”我心想，故事还用编么？我自己的经历，不就是一部电影么？
我爸一死，我们一家就再也没有快乐过。后爸没什么能力，全靠我妈撑着。为了救弟弟，还把两个妹妹送人了。
先讲讲我父母的故事吧。
我妈是波罗村人。14岁那年，学校组织学生欢送抗美援朝上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我妈把一双连夜赶制的鞋垫，送给了一名战士。4年后，一个叫罗振华的士兵从战场回来，来到波罗村找当年送鞋垫的姑娘。说实话，4年前送行场面一片乱糟糟，谁还记得谁嘛。人家说是，就是了。罗振华就向我妈家提了亲。
大队长爱人做的媒。转业军人，我妈也光荣嘛，就嫁了。罗振华就是我爸。他们结婚以后，生了3个女儿，我是老大。
“文革”不久，我爸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说：“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不能搞内斗了，农民不种田，工人不上班，百姓的日子太凄苦了。”信还没寄出，我爸就被抓起来，去了安宁县五七农场劳改。1967年春节过后，我妈接到农场来信，说罗振华已经死了。我爸因为是“告密者”，被造反派打死了。那年我才8岁。
我爸这一死，我们一家就再也没有快乐过。为了把3个孩子抚养大，我妈改嫁给了村里一个政治清白、老实巴交的农民。这个有些“憨”的后爸，我们三姐妹都很难接受。
后来家里又添了弟弟，我妈的担子更重了。一家4个孩子，后爸没什么能力，全靠我妈撑着。我弟一岁多，病得厉害，为了找钱给他看病，我妈让后爸去生产队里支5块钱，后爸却空手而归。一气之下，我妈把家里一头60公斤重的猪偷偷卖了，消息传到了生产队长那里，他紧急召开党员会，后爸被迫把卖猪所得的67元钱全部上缴了，那时卖猪就是“资本主义”了。
这事让我妈寒了心。为了救弟弟，我妈偷偷把二妹、三妹送了人，收了人家8元钱定金。我发现妹妹不见了，又气又心痛，跑到一个亲戚家里打听，亲戚偷偷告诉我，二妹被送到了元谋，三妹送给了市区金碧路一户人家。
我找到最好的朋友小焦妹，小焦妹有个姨妈在铁路局上班。姨妈通过关系打听到元谋铁路上有户人家领了个小女孩。我们身无分文，好心的姨妈买了两张火车票、两个干面包，把我们送上车，又叫同事帮忙在元谋接站。我们两个10来岁的小孩真的找到了那户人家，把二妹领回了家。
三妹因为就送在市区，我俩找到居委会主任，把三妹领回了家。
一家人团聚，之后再也没有分开过。等4个孩子长大成人，我妈也老了。你看，我家的事够不够拍个片子？
得，我拿6万块钱，咱们好好做一个片子，咱们自己演主角！片名就叫《哭泣的桂花树》。
真要把家里的故事拍成录像，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说得完的。
我从小没读过什么书，说是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因为总要在家里帮忙，上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总共在学校不到100天。
我不认得几个字，却爱唱歌跳舞。1969年，小学排练舞蹈迎接“九大”召开，我跪在地上举着一朵向日葵，拼了全力地摇啊摇。因为看见台下我妈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此我就决心多参加表演，让母亲开心。
离开学校后，我进了村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花灯戏宣传党的政策。凭这点底子，我在地方电视台的方言节目里，经常客串表演。
可这终究只是瞎弄弄，真要拍录像，我可什么都不懂。我把爸妈的故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想一次就掉一遍泪。又想了一些村里的人和事。有了人物素材，我找来自己的小学语文老师、已经70多岁的徐志扬老人，我讲，他写，就这样写了一个剧本。
我还找小敏合计。她说6万块钱，她来张罗，这片子能拍出来。
中秋节，一家人团聚，我说了拍电影的事，孩子们没一个支持的，讽刺，笑话，全家人吵成一锅粥。我这个人就是倔脾气，你们反对，我就偏要做，就算是花几万块钱打个水漂玩儿，又怎么样！
最后还是丈夫发话：试一试吧，不试怎么知道成不成功？
丈夫李成彬高中毕业，是村里同代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片名是他起的，《哭泣的桂花树》。为什么起这个名儿？我在整理我妈遗物的时候，发现一本书里夹了几片干枯的桂花树叶子。我想起来，我爸被带走前，最后一次我妈过生日，我爸摘下几片桂花树的叶子给我妈别在头上，说等到桂花开了，再送花给她。我这才意识到我妈对我爸的感情有多深。
另外，丈夫也说了，波罗村要改造，许多村民舍不得，也是“哭泣”的另一层含义。
拍一个电影，几千万上亿都是小菜一碟，最后报出60万！我脑子一热，折半，30万！能做就做。
开机是2009年11月6日，仪式热热闹闹，全村人都知道我詹菊英要拍电影了，几百个人过来帮忙，煮饭，干杂活。
结果开机才4天，因为制片人挂名的问题，小敏竟然把整个摄制组全撤走了，拍了四五天的资料也全带走了。4万块钱打了水漂。
钱还是小事。开机那天我们招待村民就摆了15桌，拍也是全村总动员，大家不要报酬，有的还带着米和菜自发为剧组免费煮饭。戏一停拍，他们天天过来问，什么时候还需要他们？我的脸没处搁啊。
丈夫说，咱们穷也穷过，怂也怂过，可脸没丢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做下去！
找了另一家影视工作室。我去跟人家谈，我问拍一部好的电影要多少钱，人家嘴巴张得老大。拍一个电影，几千万上亿都是小菜一碟，好的电影，那更是没个数了，无底洞！听说我是准备在波罗村拍个电影，人家合计了半天，最后报出一个数字，吓了我一跳，60万！
我没想到要这么多钱啊，各方面压力也很大。脑子一热，折一半，30万，能做就做！人家也跟我实话实说，拍电影这个事，就是烧钱，钱多了事好办，钱少了只能拍得简陋点。30万也能拍，但是很多地方只能抠着使了。
我们家人这点好，被人欺负了，我们更团结。孩子们说了，拍就拍，这件事再亏我们也要做，全家人一起做！大不了少五间房子。
这次30万元是一次性付清的，儿子出10万，女儿出12万，我出了8万。
怎么糊的高帽子，怎么戴的？？许许多多的往事细节，在拍戏的时候，好像在记忆中复活了。
女一号（我母亲）和女二号（地富子女），是影视工作室找的演员，女三号小翠（造反派），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我看了看女儿，还有比她更合适的么？她小时候也爱唱歌跳舞，有表演基础，人长得胖乎乎的，很符合我们设想的小翠形象。
女儿不肯上。我说这次你不演，以后碰到任何困难，我也不会帮你了。她被我赶着鸭子上架了。
情节么，都按照我的记忆来安排，我去找村里的老大爷老大妈聊当年的事。怎么糊的高帽子，怎么戴的，造反派怎么敲的桌子？ ？那些老人记得清楚。拍的时候，演员走个过场，围观的大伙儿就说了，不对不对，这个帽子应该这样！我也学到好多东西，什么地富子女、狗崽子，什么走资派、当权派，全是拍了电影才懂的。
还有个情节，我爸去世后，我妈从地里下工回来，家里什么吃的也没了，我妈打发我们姐妹们睡觉。我问妈，还要不要向毛主席请示了？我妈一下怒了，她说：“你怎么这样憨，都没有东西吃了，还请示什么？你这样说，外面有人听到，又要说我们家的坏话了。”那天晚上妈给我们一人冲了碗盐水，又在我们的肚子上绑上一条宽宽的带子，这样饿起来能好受些。我就这样睡着了。
有的情节，是村民自己的经历。比方说扮演小翠母亲的老人，叫完琼珍，有一场戏是，生产队每天下地干活，中午收工时，就有小学生拿着竹竿挡在队伍面前，每人背一条语录，才能放行吃饭。有些年纪大又没有文化的农民，学的时候听不准确，背的时候又出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有力量”，她就背成“八个篮子有一两”。这都是当时的笑话。
许许多多往事细节，在拍戏的时候，好像在我记忆当中复活了。
拍我爸去世这场戏时，扮演我妈的演员在土包前哭得撕心裂肺，我的眼泪也跟着痛快地流啊。
我爸去世后，我妈接到消息，带我一起去五七农场。到了农场，接待干部说，罗振华3个月前就走了。我不明白“走了”是什么意思，以为是爸逃走了。
干部端来一大盆米饭，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豆腐，还有一碗豆豉，招呼我们吃晚饭。我吃了一碗，还添了一碗，我妈一粒米都没有动。吃完我扭头就睡，我妈一直坐在我旁边。后来妈才告诉我，门外就有一塘水，那天晚上她看看我，又看看门外，心里想着寻死，又舍不得我们几个孩子。
第二天，干部说带我们去看我爸，我还以为是哪个好心人把逃跑的爸收留了。直到走到一片坟岗，我才渐渐觉得不好，是不是出事了？我妈“咣当”一声在一个土包面前跪下来。我一看，是一个大大的木牌，上面写着“罗振华之墓”，于是眼前一黑，也跟着跪了下来。
拍这场戏时，我的两个朋友扮演干部，扮演我妈的演员朱雨诺，在土包前哭得撕心裂肺，我的眼泪也跟着痛快地流啊，好像把当年的泪水一块儿流出来了。
我们拍戏经费不足，衣服都是借的。有的是村里的老人把当年的衣服拿来，让我们挑。我还带着新衣服，到邻县的村子去换人家的旧衣服。女主角身上有一件蓝棉袄，是我从嵩明县山区里找来的，一老太太身上穿了件蓝棉袄，我觉得很合适，就用130元的衣服跟她换了回来。中山装、旧军衣，也是这么换来的。
有一场戏，要拍几百个人丢掉农具抢饭吃的情景，可是几百件农具哪里找去？我们发动村民到处去借，借了锄头、犁、钉耙200 多件，拉了两小货车才拉完。
我欠我妈的。我妈这一辈子，就是苦。等我们长大了，我妈大概是觉得苦到头了，就撒手了。
我在戏里演一个慈祥的老人。为什么？我欠我妈的。每次想起我妈，我都不知道要流多少泪水。
30岁之前，我甚至有点恨我妈。离开五七农场时，干部交给我妈一个帆布箱，里面有8块1毛钱、2斤1两的粮票和4枚抗美援朝的军功章，那是我爸的全部遗物。我亲眼看到我妈在路上扔掉了军功章。等到“文革”结束，要给我爸平反昭雪，组织上向我妈要军功章，我妈坚持说是我在路上弄丢的。我一直不解，她为什么要让我来担这个责任。
1990年，我30岁那年除夕，已经嫁人的三姐妹都回家过年，我妈准备了丰富的年货。晚饭后，我妈坐在火塘边跟我们交心，她说她来到世上，一生不后悔，也不埋怨。她说自己说不好哪天就不在了，现在要嘱咐你们，做女人一定要“吃得下三碗面”：第一要撑得起门面，第二要懂体面，第三要顾情面。
这时，我又提起军功章的事。我妈说，从农场回来，要是有人查到军功章，她解释不清楚来源，把她带走怎么办？平反昭雪时，如果告诉组织上军功章是她扔的，又被扣上一顶帽子怎么办？“文革”才刚刚过去，我妈还担惊受怕，只能把这件事情推到一个小孩子身上，别人无法追究。
1993年，我弟弟结婚，我妈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她把我们叫到跟前，对我们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是不许就我爸的死找任何人寻仇，那样会导致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第二是即便她不在了，也要我们好好对待后爸。
我妈走，是2001年10月，才60多岁。她拿了几斤自家种的空心菜，搁在马路电话亭边上卖。几个男人过来，说这里不准卖，把她的秤弄折了。我妈一生节省，多心疼那秤啊，就去抢，结果几个男人围起来打她。我们后来赶去帮忙，人家又寻上门要打架。最后，我妈喝药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这一辈子，就是苦。等我们长大了，她大概是觉得，人生的痛苦，也总算到头了，终于撒手了。
我妈走了我才知道，我妈是真正伟大，她在世时，把我们一家老小都照顾周全，没一个手脚留伤；她走了，等我来撑这个家，我就没这个能力？ ？
放了15场，还进了大学校园。可是没能公开发行，30万元的投资，当然也没有一分钱回报。
2010年10月，电影终于拍完了。昆明有一家影院很支持，放他们那儿免费公映。结果看的人那么多啊，全村的人都去了，有的看了七八遍。全是身边人在演，大家一边看一边抹眼泪。连影院的过道都坐满了人。
《哭泣的桂花树》连续公映了5天，放了15场，后来还进大学校园放了好多场。
我一下成了名人，好多记者采访我。现在一年多过去了，终于安静下来，可是片子到底也没有公开发行，没法卖，30万元的投资，当然也没有一分钱回报。
不过，把波罗村拆掉建高楼的房地产公司老板，却想跟我合作。他们说把村口一块广告牌改成大屏幕，每天播我的片子。我没理会。我对他们的意思，心知肚明。
我们全村1300多户，90%的人家和他们签了拆迁合同，我们家还没签，还在商议，我觉得拆迁补偿标准定得太低。
不管怎么样，我心里明白，波罗村还是快消失了。推土机整天在轰隆隆地响，你也看见了，村子都成了废墟。
我们这个村，元朝就有了，4个姓，一个是完，大概是满族的姓“完颜”变过来的；还有杨、赵、李。一条街一个姓，街这边一个姓，街那边一个姓。
波罗村人杰地灵，传说也很多，美国飞虎队导航台也在村里。现在你看，祠堂都拆了，也没有人整理，没有人记录，几个月下来，什么都没了。
原来波罗村人情味很浓，1999年，离村子不远的世博园开园，周围地价房价都高了，大片土地被征用，建筑工人涌进来。从那时起，本村村民之间的交往，就开始变淡了。
早些年，要是哪家失火，全村老少都会赶来救火。没有水桶，用碗也要把水端过来。可是2009年，我们家门口的一家塑料厂失火，也就我家离得近，过去帮了帮忙。其他人家估计把房子租出去以后，自己都不知道着火的事情。
拆迁是好事，是改善生活，是社会发展，我不反对。但是有个妥善安置问题，一些老人经不起折腾，短短几个月就故去好几个。钱来得太快，有的人家掌控不好，黄赌毒什么的也惹上了，家就败了。还有开发商在里头挑拨离间，两兄弟，一个签，一个没签，开发商就来挑唆，兄弟二人也会起矛盾。离婚的离婚，分家的分家，有的邻居之间的宿怨，也集中爆发了。
村庄变成城市的这种趋势，任何人也没办法阻止。说是，将来会搬进43层的高楼。到那时，波罗村还有人情味吗？
我用《哭泣的桂花树》这部电影，把我们家的故事永远留在波罗村人的记忆里，也把波罗村，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