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杨彩平
整理|周华诚
我活到34岁，才第一次出远门，一跑就跑到了新疆。后来又跨过国界去了吉尔吉斯斯坦。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嫁个丈夫也是本村本姓的农民。我们家生活还过得去，家里有两台机器织袜子、织被面，销路一般般，过过生活蛮惬意了。
那时候村里很多人都在做袜子生意，这边的市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人家起步早，门路多，我再开始做，做不过人家。而且，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做事，有什么意思？索性我就想跑远一点，不跟你们轧闹猛。
有个朋友在新疆那边，说你现在过来，正是拓荒的好时机。就这样，我跑到了天远地远的新疆。那是1996年，坐了四天五夜的硬座火车，坐得我骨头都散架了，刚到乌鲁木齐就开始流鼻血。
本来我丈夫就不同意我出来，看我这样，他就劝我回去。可我的脾气，决定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再到了伊犁，市场里转了一圈，就开始找地方摆摊。
苦！哪有不苦的。才去的时候，吃么吃不惯，听么听不懂，两眼一抹黑，我一个女人家哪有那么容易！三天后，丈夫就要回家，我们7岁的儿子还在家里。我送他到车站，他转身刚走，我就啪啦啪啦掉眼泪啊，又不能给他看到。
那时候钱还好赚的。自家做的袜子自家卖，有赚头，最好的辰光一双袜子有四毛钱利润。我天天睡不着觉啊———手里有货么，担心明天能不能卖出去，睡不着；卖得好么，心里高兴，也睡不着！我运气不错吧，一年下来，挣了？ ？二十万？那不止，上百万是有的。
在伊犁做边贸生意的外国人很多。过了两年，不是发生了金融危机嘛，本来到我手上拿货的吉尔吉斯斯坦商人生意垮掉了，欠了我四五百万块钱，不来了。我没办法，只好去吉尔吉斯斯坦讨债。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到了那边一看，我就发现了商机，我想与其让当地商人再多转一趟手，还不如我自己直接过来做，利润不是大多了？！
债没讨成，我就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做起了生意，把损失慢慢补回来。那是一个露天市场，我就在空地上搭了个铁架子，摆开了摊。
吉尔吉斯斯坦很小，只有500多万人口，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有七八亿人口的辐射面。
清华大学有位教授说的，随着欧美各国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亚市场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后一块蛋糕。
在吉尔吉斯斯坦，货币全自由的，今天带多少钱进来，明天带多少钱出去，都没关系。这个对我们做生意的人太重要了。
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位置也好。中亚的这些国家，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属于能源供应国范畴的，矿业非常发达，简直是个藏宝库，在2008年，90%的矿藏都没有开采。但是中亚各国轻工业非常弱，小百货什么的都非常需要，大部分是中国发过去的，然后95%从吉尔吉斯斯坦中转到其他国家。
前苏联解体以后，乌兹别克斯坦跟它的兄弟国家分开了，以河流或公路分界，可是亲戚就在路的那边或者河的对岸，有的村子半个村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半个村属于吉尔吉斯斯坦，那怎么分得开？
对我们生意人来说，中亚市场遍地是钱啊，一个鸡蛋，他们计划内是2毛，市场上能卖1块钱。
比如说短裤，一个压缩包（我们叫铁丝包）不到1立方，有3000条短裤吧，价值1200美金。这一立方货从中国到吉尔吉斯斯坦，走正常渠道的“清关费”就要3000多美金。你看，是货值的3倍了。
而如果是从乌兹别克斯坦，再到吉尔吉斯斯坦，一车货（海关监管车，理论上是140个立方，35吨），2004年的“清关费”是1300美金，涨到今年也才6200美金。这样一来，我们从这个途径把货进到吉尔吉斯斯坦，利润就非常大了。大量的中国货，从这里销到阿富汗，到土耳其，到中亚的其他很多国家。
司机问去哪里，我说去警察局！你不是还要抓我吗，我就是来问问清楚，你凭什么抓我。
刚到吉尔吉斯斯坦，当地本来有几个客户跟我关系挺好的，我去玩玩呢，他们很欢迎，可是听说我要在那里做生意，那怎么行？因为我跟他们抢蛋糕了。他们就找了些地痞流氓，天天过来骚扰闹事、找碴、吵架，我都不怕。谁来吵，我都陪你吵，吵到你们不要吵为止。
我隔壁摊位有个女人，长得跟洋马一样胖胖高高，嘴巴上都长胡子的，有我们这边两个男人那么壮。我的货价廉物美，抢了她的生意，她就堵在我摊位前骂骂咧咧，想让我滚蛋。我听又听不太懂，但是吵架我是看得出来的。我火气冒上来，三两下把外套扒了，摔到地上，甩开膀子就冲上去。没想到对方反而一下子被我吓住了，半天不敢动手，最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我们在外面，这种事情没少碰到，有的时候就是要靠武力解决问题。你知道吗———第二天，这个女人还主动来跟我套近乎了，说什么“你是好汉，咱们交个朋友”这样的话。
那时还很少有中国人在这个市场里做生意。当地的税务人员、治安警察都黑得很，明着来跟你敲诈勒索，根本没人管。
就有一次，警察来威胁我，让我拿两万美金出来，我没拿出来，他们就把我叫去，关了几个小时。我跟他们吵，我没犯法，你凭什么关我？他们火了，乒乒乓乓敲着桌子上的枪啦刀啦，比划着说相不相信我能一枪打死你？我说我相信，可是我连海关都过来了，你有什么依据关我打我？
最后还是一个客户悄悄给警察送了200美金，把我从里面捞出来。我就住在这个客户家里。第二天，她自己出门了，她女儿拦着我，不让我出去。我说为什么，小孩说警察要抓你的。我说难不成我还不能在这里待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出了门，直接打了个车，司机问去哪里，我说去警察局！你不是还要抓我吗，我就是来问问清楚，你凭什么抓我。到了警察局，那些警察一看，头天吵过架的女人又来了，直接把大门关掉了。
好了，从那以后，警察再没来找我麻烦。
现在想想，我那时？ ？用东北话说就是“二”，我们诸暨话说就是“木勒木星”，脑子冲头了。
我公司的军火库里有各种手枪。床头柜里也藏着枪，一有动静，我一个翻身就把枪拿在手上。
我的俄语就是吵架吵出来的。我初中都没毕业，汉语拼音也不认识，英语更别提了。俄文字母30多个，别人都说我背不下来的。有一天我下决心，今天我一定要背出来，就一晚上没睡觉，把33个俄文字母记下来了。
真要吵架，外国人都吵不过我。不过即使我最恨、最火，骂人也就一句话：“你是狗，不是人。”我不乱骂人，有这一句也就够了。
俄语是你只要会发音，就能读出来，我就到处读广告牌，看到什么读什么，读得不标准，但是人家能听懂。我讲话也不管语法，什么词性转换什么的，全不管，只要人家能听懂就行了。
我胆子是很大的。一个女人经常走来走去，身上还带钱，还是时刻要注意。1999年，我每天下班都要背3万美金左右，从市场里坐大巴车，再走两公里到住处。每次我都要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着我。有一次，我刚下车就发现有两个男人跟着我。我在书摊前站下，假装翻书，用眼睛余光看他们。他们竟然也站住了。我又走一段，到另一个书摊前停下，他们也同样停下。我就明白，人家盯上我了！
我马上在心里盘算，短短的一截路，我该往哪里逃生。前面有个大商场，对面是马路，我该往哪里去？跑进商场，进去就出不来了，不行。再过去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有个出租车上车点，但是这中间隔着一排摊位，我怎么才能尽快跑到出租车上，不被歹徒拦截住？只有几秒钟的反应时间，我直接冲过去，肯定被他们截住。
我盘算了一下，先假装没发现他们，慢慢绕到摊位后面，然后突然改变方向，冲刺一样冲到出租车前，拉开车门钻了进去。歹徒发现后，急速跑过来，出租车已经冲出去了。
真是吓死人了，在吉尔吉斯斯坦，要说乱吧，也乱得很，坏人出来都是带刀带枪的。黑帮也很多。那是我头一年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走路上下班了，在家和市场之间都是直接坐出租车。
我住处的床头柜里就藏着枪。只要有一点动静，我一个翻身就把枪拿在手上。
两年后，我丈夫也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在当地办起了托运部、市场、砖厂，在当地的华人里，生意算做得最大了。2006年，我们跟外甥赵志勇一起，在另一个城市卡拉苏建起了红太阳批发市场。这个市场雇了36个保安，公司的军火库有冲锋枪、来福枪和各种手枪。
反对派冲击总统府，把阿卡耶夫赶下台，我们遭受惨重损失，今年4月，巴基耶夫又垮台了。
在那里，除了武力，就是靠钱来摆平一切。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从2003年开始，我与官方打交道就逐渐多起来。你要知道，吉尔吉斯斯坦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政治背景，根本做不了生意，黑道白道，人家马上可以弄垮你。
我们本来跟前任总统阿卡耶夫家族关系搞得很好，合作做一项生意，就是把所有的袜子贴上一个激光商标，只有贴上这个商标，才能在他们国家卖，通过这个对袜子市场进行垄断。我们印了2万多件。没想到那年，有反对派冲击总统府，把阿卡耶夫赶下了台，我们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还有很多华商的货物被烧掉了。
他下台了，我们也只得重新找关系。在这个小国家，人口只有绍兴市这么多，弄来弄去，当官的就这么些人。有一段时间，这个国家总共有75个议员，我面见了50多个，当然我也花了不少钱———不是几十万美金？ ？是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花出去了。
这样，我们跟总统巴基耶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这么说，我们在国外的资产大部分都跟他和他的家族有关系。
可是政局不稳，政府官员更迭频繁，对我们做生意影响很大。当地的税务、警察经常趁机敲诈华商。税务收你一万块钱，可能五千块进了他自己的腰包。警察也经常以查护照、海关收据为名敲诈，以前给他们一两百索姆（相当于人民币一二十元）就可以打发，现在涨到了一两百美金。
过年过节，都要带着钱去打点安检局、公检法等部门，人多的部门给一千美金，人少的部门给五百美金。否则，平时就会被骚扰。
我们投资建设了红太阳市场后，把卡拉苏的大多数华人商户集中起来，我们统一出面，跟各种势力建立起关系，尤其是我们跟巴基耶夫总统家族关系非同一般，不管是谁，就不敢对我们乱来了。
由于今年4月开始的暴乱，巴基耶夫垮台了，我们的损失很大。有一座金矿，跟巴基耶夫家族合作开发的，前期我们已经投入了2700万元人民币。现在看来，这笔投资打水漂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多年赚的钱都砸在了吉尔吉斯斯坦。
为了帮华商把税费降下来，这个状我一定要告到底，大不了你们给我盖黑章，我再也不来！
可能是因为我来得早，资历深，大家选我当了吉尔吉斯斯坦南方华商商会的会长。可以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卡拉苏，华商最多时有六七千人，大部分人都得到过商会的帮助。在国外，不比在国内，是吧？你有什么困难来找我，劳动卡、护照、签证上有什么问题，我是一定会帮你的。
2009年4月，为了帮华商把当地的税费降下来，我们跟政府谈判。本来每个摊位是收1.45万索姆（相当于300多美金）税，可是当地政府要按人头收，不是按摊位收。这样，税费就相当于涨了好几倍（这个事，跟我们自己的红太阳市场不搭界的，我们这个市场因为有关系，比一般的税费还要低）。
为了这个事，我得罪了不少人，包括议员、议员的兄弟、议员的女婿以及总统的亲戚等，你想想，这些皇亲国戚都是在税务等重要部门任职的。我们几千个中国人写了联名信，并把好几个部门告上了法院。
一个议员往常跟我关系很好的。如果把他们搞倒，他们是要坐牢的。证据？我手里当然有证据的，他们那些内幕、私下里的交易，我都有证据的。这些“中央干部”的手下就来威胁我，还调虎离山，把我支到了首都，同时他们带了一帮人，赶到了奥什，把我下面的十几个会长召集起来威逼利诱，放出狠话：“明天杨彩平就会被关进去了？ ？”
接到副会长的电话时，我很冷静，我说你们什么话都不要说，就说这件事跟你们没有关系，跟南方商会也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杨彩平一个人干的。
你想，我杨彩平说到底是跟总统关系很好，没事的。如果别人被搞进去，什么罪名都可以往上栽，说不定就搞死了。我豁出去了，这个状我一定要告到底，大不了你们给我盖黑章（驱逐出境），我再也不来！
我没路可走了。我把他们的安全局、检察院、税务局全都告上去了，移民局没告，移民局对我们中国人还比较客气。还有九处（专门管外国人护照的机构），我也告上去了。最后，还有很多部门悄悄给我打电话：“小杨，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告上去？ ？”
那几个月，我过的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每天出门我都带着六个保镖。人也瘦了一大圈。在法庭上，我非常气愤，用俄语跟他们对话。我说，你们这样子搞法，你们是不是不想要中国人在这里做生意？你们这个国家如果不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可以走。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赢了。那么多华商等在法院外面，我出去的时候，响起一片掌声。
路上全是蒙着脸端着枪的人。没有枪的拿着斧头、铁棍、刀具？？没有好人坏人，都是疯子。
6月11日，吉尔吉斯斯坦又发生了骚乱。
那天我外甥赵志勇（任公司董事长）正好在奥什，奥什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城市，离市场所在的卡拉苏有30公里。晚上他在城里的宾馆住。凌晨两点钟，他被枪声惊醒了，起床一看，街对面集装箱市场已经乱成一团了，人们跑来跑去，枪声乱七八糟。他正好是处在骚乱的中心。
当时我在卡拉苏，已经接到了内部消息，说发生骚乱了，死了很多人。我赶紧就给外甥打电话。打不通，他关机了。这时候他已经走不了了，整个城市一片混乱。一直到第二天，那个宾馆200多号中国人困在里面，停电停气，不能煮饭吃，没有食物。
我千方百计找人把吃的送进去，可从卡拉苏到奥什，那30公里是送命的一段路。我让饭店做了一千多个包子馒头，送不过去。直到第二天傍晚，我通过地方武装找了一辆车，带了五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赶到他住的地方，五个人下车站好了岗，再打电话把他叫下来。车上的子弹、饼干、水，都备得整整齐齐。
那一路上，全是蒙着脸端着枪的人。那个时候，那些人都失去人性了，街上的房子都被火点着了，还有人在店里抢东西，没有枪的人都拿着斧头、铁棍、刀具出来了？ ？没有好人坏人，都是疯子。一路上，我们都故意把车窗打开，让冲锋枪枪口露在外面，让他们知道我们也是有武装的，这样才一路有惊无险地通过。
这时候，红太阳市场已经成了华人华商的庇护所。外面在打枪、烧房、杀人，有人哭着给我打电话：“我们隔壁着火了？ 快点来救救我们！”这时候，我不可能不管的。我不去，还有谁去呢？当地的司机不可能单独去的，这个时候谁都想躲在家里不出来。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找来了警察局的人、移民局的人、地方势力的人。都是全副武装，带着枪支弹药出去的。接了一趟又一趟，每接一趟，我都对他们说，只这一次，下次不去了。可是下次电话响起的时候，我又去恳请他们，再帮我一次。
到最后我的喉咙都哑了。
真的要感谢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人，大使王开文和他夫人谷平，真的非常非常好，他们随时跟我保持着联系，凌晨三点还在打电话问我接到了多少人。我也配合他们作出撤离的方案。
撤侨的中国包机到了，我手里拿着三只手机、一本通讯录，在巷子里喊：“有中国人吗？”
6月14日晚上，撤侨的中国包机到了，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集中在奥什的北京宾馆。在机场等待的一名大使馆秘书和一名武官开车去北京宾馆，途中遭遇枪击，子弹打碎了车窗玻璃，划伤了他们的脸和手。我手里拿着三只手机、一本通讯录，在巷子里喊：“有中国人吗？”最危险的一次，一个炸弹就在距离我不到50米的地方爆炸了。
送大家去机场时，前面是装甲车，后面是坦克，都是地方武装端着冲锋枪护送我们过去的。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我几乎是整晚整晚不睡觉，手上好几只手机响个不停，我也不知道护送了多少次华商到奥什机场，但是每一次我肯定都在带头的那辆车上。
6月17日凌晨，我丈夫也跟其他147名华人一起，坐包机从吉尔吉斯斯坦回到了乌鲁木齐。这个时候，已经有1300多名华商安全回国了。我还是没走？ ？那些回国同胞的商铺和财物也没有人管，我要把这些事都做好。我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丈夫，一个给一直合伙做生意的外甥赵志勇，最后一个给大儿子杨利丰。我跟大儿子说，如果我回不来，你要照顾好弟弟。
今年我大儿子22岁，小儿子也8岁了。
幸好，我们现在都安全回来了。
我还去不去吉尔吉斯斯坦呢？当然还要去，我们的产业都在那里。但是将来我们肯定要把重心转移回来，千好万好，还是家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