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兴
1980年前后，在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里，爆发了千千万万次争论。如果说小岗村的18户农民是被迫穷则思变，在美国人韩丁和中国人杜润生的争论中，山西张庄的地分或不分，则显示着中国农村道路的理性抉择。
1981年，对于山西长治郊区张庄大队书记王金红来说，“这一年很难”。每次到上边开会，领导都讲，不管什么理由，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别的村都搞了，就你不搞？”张庄“不一致”的地方是，还在坚持搞集体化，土地没有“承包到户”。
作为当时中国农业机械生产率最高的村庄之一，张庄不愿分地是有自己的想法，与分田到户相比，使土地集中显然更加有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用，但在1980年的改革氛围下，分地与不分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道复杂的政治和民心的公式。而这个公式，不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更是从40年代就左右着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
潮流
其实，分地单干这事儿，王金红并不陌生。1977年开始，动静陆陆续续从外地传过来，“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安徽小岗村了”，而离张庄最近的例子则是山西闻喜县孙炳新。
1978年春，24岁的闻喜县南郭三队队长孙炳新大胆尝试，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60公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秋收的结果，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4000多公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次年春天，孙炳新把队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给了社员，还把牲口、农具也分了下去。南郭的其他两个生产队也仿效，全部包产到户。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邓小平发话表示赞同。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句话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后来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0月，运城地委工作组到闻喜“纠偏”，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然而1981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来到闻喜考察，又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大力推广孙炳新的经验，继续完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经过一年一变、反反复复的阶段之后，进入1981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
对于闻喜县“包产到户”的起起落落，张庄都是一种旁观的心态。但到了这一年年底，张庄也撑不住了。“我们弄这个是最迟最迟的。”王金红说，“全长治都分了，就你不分？影响责任制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显然，对于这个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村官来说，潮流所致，并非个人能够抗拒。
反复
“分了之后，韩丁来了，他很不高兴。”王金红说，“他回北京之后找到杜润生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自己的特殊性。”
韩丁，美国人，1948年参加了由北方大学教职工组成的张庄村土改工作队，并以张庄土地改革为背景创作完成了长篇纪实著作《翻身》，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铁摩尔把它与《西行漫记》和《中国震撼世界》一起视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周恩来总理称他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1982年秋天，韩丁重返张庄。他认为张庄之所以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搞得好，如果土地一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张庄“平均下来，每人每天可以生产200公斤粮食，在全省算是最高的了，和东北的友谊农场差不多。”王金红回忆说。为此，1979年，张庄被定为山西省农业机械化试点。这对于张庄来说，无疑是个巨大鼓励，“全省就两个”。
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高，按王金红的说法，张庄之所以不愿分地，还在于集体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一是工分高，其他大队一天只能合几毛钱，我们是一块。另一个是合作化这么多年，分了之后，没有车，也没有农具，就感觉麻烦。”
“1979年、1980年那两年，集体一年发26万元，每个村民100元钱，当时一辆自行车，也就130来元。建新房，我们补助100元。安水管不用交一分钱。接到家里你吃水就行了。”
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韩丁，还是王金红，都不愿意分地。韩丁是担心分地之后，机械化的成果不保，而王金红除了机械化，还担心集体化所带来的实利减少。
韩丁回北京没多久，中央省市联合调查组来到张庄。张庄的地还是分了，但作为一种妥协，张庄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到了1982年春播的时候，每人再收回三分地，总共700亩，还是由原来的机械队搞试验。已经分下去的地，按品种规划，原来种什么，现在这一大片地还种什么，方便使用机械。
分分合合
实际上，关于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张庄是晋东南最早进行土改的村子之一。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过一段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太行三地委（长治地委前身）于1948年1月，集中各县县区干部到鹿家庄整党。整党结束后，中共潞城县委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重新部署土改工作，并于2月份派出土改工作队，首先深入11个基点村开展工作。五区的张庄就是基点村之一。
而韩丁，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庄的。1947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第三次来到中国，他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地区负责一项发展计划。但是农机没有燃料，无法使用，韩丁只好离开农村的工作。当时，应在山西长治附近（潞城）成立不久的北方大学的邀请，他到校教授英文。
韩丁找到校长范文澜，请求参加土改工作，学校后来批准他以观察员身份到张庄村。韩丁踏进的第一家，就是王金红的爷爷王文斌家。王金红当时只有五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时刻。”他在《翻身》一书回忆道。
土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地。从1945年共产党军队解放张庄后，贫下中农开始分田地。仅1946年1月的四个星期内，就进行过两次大的运动，运动结果是“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1300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没收了300多亩，这些差不多占全村5580亩地的1/4，牲口、农具、粮食、房屋的情况也一样。”到了1948年，“土改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创造了基本的平等。”
这种均分土地的状况让所有人都感到乐观，就连张庄土改工作队队长蔡勤也不例外，他在调离前对农民们说，“土地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将来，我们要人人都勤劳致富。”
也正是在均分土地的基础上，张庄农民获得了“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韩丁观察到，“这四大自由为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样，一方面，个人致富；另一方面，为由于抗战、内战和社会剧变，经济被大大削弱的广大解放区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布匹、手工业和工业产品。”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重新分配到土地的农民仅仅在三四年后，就又开始出现了分化。1950年长治地委对15个村庄3394户农民作的调查表明，13.7%的农户卖了地，9.6%的人还在出卖劳力，这些新富农户大部分的收入要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他们占全部人口的1%。1951年对张庄附近五个村庄的调查表明，土改五年以来，有95个农民为了婚丧用钱卖出了284.11亩耕地，有99户农民买入了耕地。
而这些新出现的“剥削者”，“大部分是土改前很穷的农户，他们在土改后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如何富起来。”
从互助组到集体化
不仅仅是土地买卖的问题，分地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土地各自占有基础上的合作模式出现了，那就是农户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互助组”。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尽管互助组的模式看上去十分公平，但其中的换算却异常复杂。“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韩丁说，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
不仅仅如此，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户，显然会从这种“互助”中得到好处。韩丁举了个例子。互助组中的一个农民有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五天的劳动。农忙季节他把这头耕畜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
最后，村委会按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从牲口到大农具，最后到土地，原本经过土改分配给农户的，现在又一步步收归集体。集体化的结果是，农村又能恢复土改时的最初目的——“公平”。
为了平衡不同农民之间的个体差异，生产队还为100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一天完成满工作量的人可得十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的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四分。
但也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公平”，集体化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和福利就要用掉生产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韩丁写到。
左右摇摆
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韩丁大力提倡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推行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事关集体化生死的大问题。
还是在1974年，韩丁重返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他邀请王金红到北京见面。“请你来，是想和你谈谈张庄的农业”。韩丁说。他对王金红说自己在美国一个人种2000亩地，平均下来，每天生产5000公斤粮食。而张庄呢，每个劳力拼死拼活，一天顶多生产二三十斤。
“王金红，你可以不可以种上几百亩？”韩丁用激将的口吻说。而王金红则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没问题！”
回来之后，曾在电力基建局当工人，懂车工、电工、钳工的王金红，就按照韩丁给的图纸资料，自己找材料，自己摸索，硬是做成了喷灌系统、螺旋提升机、烘干机等农用机械，而且还参加了两次全国农机推广会。
机械化立刻让张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过去流大汗出大力也干不完的农活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村民们都开玩笑说，“这下好了，咱们轮流种地，各家干过一年，就歇上十年八年。”
但机械化能够解决生产率问题，却不能解决人心问题。粮食生产再多，毕竟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分配再平均，总还是无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集体化的时候，总的来说，是给大队干，给集体干，不是给自己干。一天给你记十分工，但要到年底才能分，腰里没有实惠东西。而有人跑副业，今天拉一趟砖，钱就来腰里了。这个最实际。”王金红说。
如果说，农民个人是因为现实利益的打算而消解了集体化的心理基础的话，那么机械化多余出的劳动力出路问题，则成为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张庄，实行机械化，一下子富裕出300多个劳力，而张庄通过自己办焦化厂、玛钢厂、砖厂消化掉一部分，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张庄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微小粒子而已，又有多少个村庄能够像张庄一样，把所有富裕出的劳动力都解决好？
有媒体称，曾有这样一场对话，在韩丁和杜润生之间展开。韩丁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张庄的情况，不能一刀切。”杜润生则回答，“你有一个张庄，我得考虑整个农村。中国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发救济粮，甚至饿死人？”据王金红回忆，“我听调查组的人讲，杜润生还说——可能没有当面——你韩丁自己在美国搞的不也是责任制？”
出路
王金红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压力，张庄的地分了。而当年作为妥协，保留搞机械化试点的700亩土地，最后也因为村内人口增加陆续承包给个人了。“因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调节一些。生个孩子，30年后才有地，怎么办？”王金红说。
2004年王金红退休了，不再担任书记。退休前，他曾去参观过南街村，说起来既羡慕又遗憾：“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集体的力量和现在的有利条件结合，现在的经营方式，效果特别好。”
但对于再回集体化，他却又表示出自己的忧虑，“从农业上替下来的劳力没有出路，机械化就不能成功。”张庄全村2000多亩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劳力。“上学一年能走几个？去外边打工，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到长治打工，挣个六七八百，一算下来剩不下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没有保障，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丢地。”
除了劳力出路，还让王金红担心是利益保护的问题，这在王金红口中是“管理”的问题，而这无论对于集体，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个难题。
他举了个例子。“水利局租了我们村200亩地，种土豆。成熟的时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东西保不住。”
但在美国，这就绝对不存在。1987～2004年，王金红去了六次美国。就住在韩丁那2000亩的农场里，“那是他私人的。谁敢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谁敢来？”而在中国，“我有1000亩地，你没有地，会出问题！会嫉妒，会眼红。”
而对于今后的出路，这位书记的回答是，“人散了，不好办了”。
（原载《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