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论坛上的发言/吴明瑜
前面几位讲的农业问题，我不是与大家来争，杜润生同志不仅是属于农民的，也是知识界的，是科学界的。如果说杜老被迫离开了农村工作，农民就遭了殃。那么，他在科技口受了错误打击，广大科技也就遭了更大的罪。所以我要讲一点自己的看法。
1956年2月，我从经济部门调到科学院工作，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杜润生同志，到现在40多年了。应该说我不仅只是晚辈，也是“徒子徒孙”中的一员。今天我很高兴，看到杜老95岁高龄，身体依然健康，思维依然敏捷，特别是看到农村改革展示了新希望。刚才林毅夫同志讲20世纪90年代农村的改革，一段时期我认为是停滞，某些方面是倒退，所以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很高兴。
我在杜老身边工作这么长的时间，朝夕相处多年，有三点感受。第一点，杜老不光是个才子，过去讲山西才子杜润生，他不光是个才子，不光是个好的工作领导者，他还是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家的特性表现在知行合一。他到任何一个部门去工作，都能把实际工作里面的具体问题上升到政策，最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很多思想见解，再来指导实际工作。我们在科学技术部门工作，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条。1956年2月，杜老是被贬到科学院来的，到科学院首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搞12年科学规划。当时700名科学家搞科学规划，700人，那么多科学门类，那么多建设的问题，这个规划怎么搞？全世界都没有经验，美国搞曼哈顿计划是搞一个原子弹，一个单项计划，我们如何搞综合、长远的战略性计划呢？700名科学家议论纷纷，意见很不一致，请了16位苏联专家来，也是各抒己见，怎么也弄不起来。杜老最后创造了一个我们当时非常佩服的方法，叫任务为经，学科为纬。把建设的重大问题作为经来排列，学科作为纬，把它交叉起来，这样把整个科学规划工作组织起来了。12年规划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奠定了中国科学现代化的一个基础。
从1956年到1966年，杜老领导科学院的一个政策研究班子，作了大量深层次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1960年冬到1961年4月，在他主持下，提出科学工作十四条，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文件。是第一个系统总结科技战线三年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审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认为这个文件是我国科学工作的宪法。中央在批准这个文件的批语上是这样写的：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地方都要按照这个文件执行。不光是科学界，而是整个知识界。他不过在科学院工作刚刚四年多，就为整个科学工作的发展奠定了有理论指导的政策基础。
这个文件（十四条）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和实际的关系，这是多少年来科学界争论不休的，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那儿瞎争论。第二个是知识分子政策，也是红与专的问题。第三个是党的领导问题，就是外行和内行、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他把很复杂的科学工作高度概括，从这里面提出政策思想来，而且都是创新型的。
关于理论和实际问题，他研究了各国科学发展的政策，研究自然科学取得成果的经验教训，力排众议。因为当时我们从来都是把科学和生产联系起来，科学、技术、生产联在一起，他经过1958～1960年，思想逐渐成熟，提出一个很完整的看法。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发展各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特别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实际不仅仅是生产实际，当然很多方面最终要和生产实际相联系，但并不是所有的。他说应当尊重科学工作特有的方法，一个叫实验，一个叫计算（数学推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是其他很多的科学理论都是这样子发展起来的，它是依靠实验的验证和数学的推导，不是简单地和生产结合。而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都为生产服务，当然大量的技术工作是和生产结合的，许多科学工作也是与生产有联系的，但是有一些是不和生产联系的。比如某些天文知识，宇宙的起源等，就无法和今天的生产联系，难道就不要研究吗？他在1960年就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专门从理论上阐述这个问题，在科学界受到热烈的欢迎。
再讲知识分子政策。1957年反右斗争，按毛主席那个时候的讲话，知识分子“暂时归于资产阶级一类”来讨论，《毛泽东选集》五卷上可以查得到。暂时归于资产阶级一类，好了，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到“文化大革命”中，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全面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而变成被专政的对象。杜老在1957年访问苏联，搞科学规划中苏合作，1957年年底的时候回来给中央写过报告，认真地分析了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训，指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大量地残酷地打击知识分子不恰当，认为我国不应当照搬苏联的做法。
但是在1957年6月中我们开展了反右派斗争。那时民盟中央发表了一个关于改革科技工作体制的建议，署名的有曾昭伦、钱伟长、华罗庚、陶孟和、童第周、千家驹几位教授。发表于1957年6月6日，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这个建议就成为“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五六月间，还有一些科学家在各级“整风”会上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眼看一批科技界精英将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危险，科学院党组织书记张劲夫同志和杜润生同志多次商议。他们深深地为此感到忧虑，并且形成一致意见要立即向中央反映，尽可能保护这批“国宝”，张劲夫同志向周总理报告了，总理同意并要他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再请示毛主席。于是由杜老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反右派斗争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指示》。文件中提出“批而不斗”（进行和风细雨的批评，不要开斗争会），“斗而不戴”（开了斗争会，不必戴右派分子帽子）等方式，尽量保护科学家，还特别提出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新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划右派。这个文件得到中央批准下发后，中科院北京地区的高级研究人员没有一个被划为右派的，而曾昭伦在教育系统，就难逃厄运了。
然而在反右斗争、红专辩论、大跃进那个时候，一路走下来，对知识分子一直是歧视、打击的，把其当作改造的对象。所以在制订十四条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初步红”，就是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那时候红透了不能说。说初步红了，所以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用了这个概念，叫初步红，这个概念非常好，在那个条件下，极不容易啊！最后中央通过，所以叫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都要执行这个政策，就是这个道理，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初步红了。有了这一条，才有1962年周总理、陈老总在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了这一条，才有1978年科学大会邓小平重申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不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是我们自己人，所以我说当时这《十四条》奠定了我们的政策基础。
党的领导问题，这在当时说出来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杜老说我们研究所这一层，党要领导，研究所下面的研究室，党的基层组织不能负领导责任，不能说这个研究室建立支部，建立总支，就由它来领导。他说小弟弟、小妹妹来领导老头子们，老头子们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都是学科上的泰斗，中国科学院的那些学科，都是这些学者在领导，都是领袖人物，怎么能让年轻的、他的徒子徒孙来领导他，怎么好安排这个事情呢？如果在学术问题上采取这样做法非出问题不可。所以在十四条里规定，研究所一层叫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到研究室，支部不负领导责任，支部起保证、监督作用。后来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说完全赞成这一条，小平同志讲我们军队也不是一个样子嘛，也有区别嘛，团叫政委，营叫教导员，连叫指导员，就是有不同嘛，应该区别，所以就肯定了这一条。就是科学界首先打响了这第一炮。这个问题至今我都觉得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到处都是基层，到处都领导，到底行不行？你领导什么？十四条里讲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的领导、党的领导在所里面，领导要把握政治方向，你不是去干预学术，学术要贯彻双百方针。而且鉴于1958年、1959年的状况，杜老还提出学术工作、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把学术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然后将政治问题上升为敌我问题，这一下子就搞乱了。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争论，都暂时作为学术问题，先把它稳定住。当时能够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政策，极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不断在创新的理论家。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点就是杜老尊重人权。大家说他海纳百川，他不光是和同事们共事，不管老少，他都能听你的意见。他在农业部门，尊重农民，相信农民，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谁最懂得种地呢？是农民。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很遗憾，直到毛主席过世，中国粮食还是不够吃。毛主席关心农民，自己亲自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10章60条，以下简称“六十条”）等，但是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信任农民，不让农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这不能不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中国的农村改革这么多年得来的一条经验，就是尊重农民。我觉得至今这还是重要的问题。比如农村的市场化问题，过去只是靠领导的一句话就改变取消它，这怎么行？最终还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要尊重人权，要尊重农民的权利，把农民当人。在科学界里，杜老就是把知识分子当人来看待。过去把知识分子当作改造的对象，动不动就这样斗、那样斗，而他呢，在科学界那么多年，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科学工作十四条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因为他广泛听取了科学界的意见，我觉得前无古人。他那时作了大量的调查，开了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这还不够，还要派很多的调查组，去各方面收集意见，还要发动科学工作者笔谈，然后把笔谈意见都写出来、印出来，叫《笔谈集》，不知印了多少集《笔谈集》。在这样大量的意见里，集中起来取其精华，形成了这样的文件。
改革开放以后，我和杜老不在一个部门工作了，但还有很多非工作上的接触，关于农村问题谈得很多，比如1980年年初，谈进口粮食调剂，他说农村土地是稀缺资源，如何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解决土地稀缺问题。谈到长途贩运问题，谈到农村商品化问题，说当时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比例不是很高的，是因为粮食、棉花这两大宗农产品就没有商品化。再讲农村经营结构调整问题，后来讲到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如何抵押、租赁、转让等。总而言之，他在农村问题上始终是尊重农民的，要让农民真正解放。我觉得这是我第二点感受，就是杜老尊重人。
第三点感受，就是刘堪同志刚才所讲的：“有一位领导人说杜老一生坎坷。”我想新中国成立后，从1955年开始受尽折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讲，从1956年、1957年以后，我们党极左的路线，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其实不只是1956年、1957年，早在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就开始了，所谓当年的“小脚女人”。杜老在科学院十年的工作，不去讲其中困难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受到的迫害和折磨，那也是别人少有的，比在农村工作部受的罪还要大。但是杜老有个信念，我记得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他在中科院青年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他说我们不要只考虑顺境，一定要考虑到逆境，逆境时你怎么生存，怎么对待，怎么生活？我觉得杜老对逆境的处理真是无私无畏。1956年因为“小脚女人”贬到科学院来，他并不因为这样子就缩手缩脚，就真是变成小脚女人了，照样是大脚、大步向前走，在科学界努力奋斗，提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对科学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反右斗争以后，后来还有其他的折磨就不具体讲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杜老一直是在这种困难局面下、逆境下，顶着逆风照样前进。“文化大革命”以前，杜老跟我谈话，说不管什么冲击过来，你一定要顶得住，千万不要自杀。“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我们科学院的政研室，首当其冲，叫杜家班子，我们有四个人，有两个自杀，死了一个，救活一个。我当时没有自杀，就是因为杜老这句话。当时我就想了一下，死了就说不清楚了。杜老说，你一死，很多事情就无法解释。他就是很坚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了多少罪啊！中国科学院第一个打倒的就是杜老，就是因为陈伯达出尔反尔。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面说过，1957年反右斗争时，杜润生同志主持起草了在反右斗争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在“文化大革命”起来的时候，6月16～17日，张劲夫和杜润生商量，是不是立即给中央写个报告，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保护科学家、保护科学界。然后就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同意，说你们写，聂老总也支持。杜老就让我们起草文件，文件写好了，周总理到阿尔巴尼亚去访问了，这个事情就委托陈伯达去办。陈伯达在6月20日到中国科学院来，20日、22日连来两天，亲自开会。他对聂荣臻讲：“你是科学界总司令。”聂老总说：“不不不，‘文化大革命’你是总司令，你负责。”陈伯达讲什么呢？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抢档案的、切断电话的、攻占机要室的，都是反革命，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杀人放火的也是反革命，就这两条。我当时在会场，他对我说，你都记下来，立即修改文件，把这两句话加上去，印黑体字。我就赶到印刷厂，印刷厂就在附近，他们会不散，等我把文件印回来。陈伯达说他把这个文件带回去，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让张劲夫向国务院汇报。陈伯达这个命令，指示张劲夫要反击，把造反派夺的权夺回来。结果，科学院杜老领导我们研究室起草个社论在科技报上发表，要反击了，6月25日要反击了，要把权夺回来。一个礼拜后，陈伯达又来科学院，裴丽生副院长陪同他到应地所。陈说谁让你们夺权的，谁让你们捉造反派的？裴说：“当时你怎么指示的？”陈伯达又说：“我说过吗？就是说了你们也不能鸡毛当令箭。”他说这叫鸡毛当令箭！他又说：“把造反派放出来，你们放着老右派杜润生不斗，斗造反派。”好家伙，一下子把杜润生打入地狱斗了十年。我就说这个历史，本来杜老到科学院时才43岁，正是青壮年龄，精力旺盛，思维敏捷，那时候可以做多少工作啊。到“文化大革命”是53岁，现在很多人都50多岁，是正当年的时候，但杜老没法工作了，非常可惜。杜老就这么一个信条，坚持他的道路是正确的，他说的是真理。到现在证明了，所谓老右、老右者，正是因为那是极左的路线，才看你是右了，其实你是走了正确的道路，那极左的人总是歪着脖子看你，总觉得你是右了。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杜老走了一条非常正确的为民造福的道路。
这就是我在杜老领导下工作几十年的几点感受。谢谢。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