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但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让人类在气候灾难面前实现国际合作，达成“集体行动”。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这次确定各国量化减排指标、规范人类经济行为的会议，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国际经济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它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的估计，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黯然收场，仅仅达成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出乎意料的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也如此难产。尽管这份协议几乎无法令所有缔约方和与会国际组织满意，但事已至此，有这样一份协议总比没有要好。
新的起点
根据会议官方的说法，《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但谁都知道，这是外交辞令。矛盾依然存在，分歧依然很大，积怨依然很深。
因此，《哥本哈根协议》只能成为２０１０年墨西哥会议的新起点，尽管是出于无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波尔表示，大多数国家表达了加入《哥本哈根协议》的意愿。所有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预期要实现的目标都要在明年墨西哥会议上继续谈判进行。
实际上，早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许多参与谈判的政要已经对此次会议不抱有希望并把目光投向了明年夏季的墨西哥会议。更有甚者，一些与会者在参加会议之前就预计到了这样的结果。因此，从一开始，哥本哈根会议就被打上了“走秀场”的标签。这种由全世界１９０多个国家以及多个国际组织参加的政治会议，会议过程如此曲折，最终协议如此难产也在情理之中。
在笔者看来，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贡献”就是给全世界人民上了一堂气候变化知识的普及课，让普通公众了解了气候变化的来龙去脉、气候谈判的复杂性以及气候政治的残酷性。
哥本哈根不相信眼泪
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小岛屿国家无疑是有“切肤之痛”的。马尔代夫、图瓦卢、斐济等小岛屿国家正在面临“灭顶之灾”。如果气候变化的趋势无法有效延缓，那么美国大片《２０１２》中的灾难性场面很可能首先发生在这些国家身上。但是，无论是马尔代夫在水下召开内阁会议，还是图瓦卢代表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表现“愤怒”，似乎都无法推动整个会议的进程。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哥本哈根大会开幕式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名斐济代表在谈到因海平面上升而面临消失危险的太平洋岛国时泪洒会场。这一场景被有些媒体冠以“最煽情的一幕”。这是“煽情”吗？没有设身处地的感受，怎么能够理解不同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利益诉求！
在最后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全球升温限制被确定为“全球气温升幅应限制在２℃以内”。这与许多国家，特别是小岛屿联盟和最不发达国家所要求的“１。５℃”的激进减排政策相去甚远。“０。５℃”对于大国而言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但对于许多国家则意味着“生与死”的选择。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
欧美政治家不作为是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表现令人失望，美国是此次会议最大的道义输家。奥巴马总统只是重申了美国之前作出的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在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削减 １７%，并且如果最终通过立法，到 ２０５０ 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削减超过８０%。美国没有进一步作出令世界振奋的承诺和举动，并再次将其履行道义责任和法定义务附加苛刻的条件。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作的承诺，称美国会“在２０２０年前，参加全球筹集１ ０００亿美元行动”，但强调指出，这个承诺只有在就减排、透明度和资金问题“达成更广泛协议”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即便是最终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美国也只是扮演了一个搭便车的小角色。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印度、南非、巴西三国领导人开会协调立场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不请自来，直接走进了会场，开展了五国的商讨，并最终取得共识。
美国在国内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当然无法指望它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挥更大作用。两党政治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阻碍了美国在全球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决策。《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书中指责，自己的国家已经成为“香蕉共和国”。① 弗里德曼希望美国能够“做一天中国”，在这一天里，美国可以（抛开政治纷扰，抛开民主政治中最差的部分）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美国就没有对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抱有希望。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４日，英国《卫报》网站发表文章就《美国降低对在哥本哈根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期望》称，美国已经放弃了在哥本哈根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希望，正致力于在２０１０年晚些时候达成一项协议。而在这次会议上，奥巴马总统在领完“诺贝尔和平奖”后作一个毫无新意的发言后，就匆匆离去。缺乏起码的政治诚意，没有实质性的承诺，为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欧盟在此次会议上也并无抢眼的表现。欧盟国家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在 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排２０%，但是把减排３０%的目标作为一个有条件目标提出。欧盟承诺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拿出７２亿欧元作为援助资金，但并没有明确资金使用的目标。倒是欧盟议会反而在敦促欧盟领导人坚守到 ２０２０ 年在 １９９０ 年基础上减排 ３０%的目标。
日本继续充当一个追随者的角色。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首相后承诺，２０２０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２５%。日本与美国的态度一样，减排目标是有条件的，即其他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设定减排目标。
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发展中国家影响空前提高
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彰显欧盟国家的领导力，尽管目前欧盟仍然占据道义制高点。显然，欧盟的排放与美国相比太小，其对世界产生负面影响的软实力也小得多。实践证明，对世界的“外部负效应”也是一种“权力”（po w er），意味着在国际谈判桌上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权力”要转化为领导力和影响力，需要作出与之相适应的贡献。美国不愿意作出贡献，当然也就无法获得各国的尊重，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
发展中国家在此次会议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中国公开减排承诺推动了哥本哈根的进程。中国在会议之前（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就公布了本国的减排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 ４０%～４５%，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长期规划。中国的积极承诺举动带动了其他国家。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日，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向国会提交了印度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承诺到２０２０年该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少２４%。
其次，发展中国家联合抵制了发达国家建立单轨制的图谋。气候谈判一直在双轨制框架下进行，即一个是就《京都议定书》附件一所指定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制定２０１２年之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进行谈判和磋商，另一个则是就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广泛国家的合作行动进行谈判。１２月７日，欧盟集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其要素的绑定的法律协定，意在建立单轨制，通过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将两者合并，并能够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此举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发展中国家坚持《京都议定书》不可替代，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最后得到了会议的确认。由包括英国、美国和丹麦在内的几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共同起草的“西方密约”———《丹麦草案》也胎死腹中。不过，会后发布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对《京都议定书》存续问题无明确表示。这意味着在今后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激烈交锋。
再次，中国作出了必要的妥协以促成会议取得成功。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同包括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巴西总统卢拉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国际政要会谈时，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可以考虑发达国家提出的升温控制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２℃。并强调，中国愿意为全球排放尽可能早地达到峰值而努力。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这一表态是极富政治诚意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但公开承诺了量化减排指标，而且还将努力超过这一目标。
就减排的“透明度”问题，温家宝总理也作了积极的表态，他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完善国内统计、检测、考核办法，改进减排信息的披露方式，增加透明度。这实际上为推动会议取得成功作了一定的让步，体现了对话的灵活度。
应该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阶段，中国尚有１。５亿人口没有脱贫，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目前从总量上承诺减排确实是有困难的。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方面所做的工作是负责任的、积极的，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不会因为减排协议是否达成而放弃自己的责任，更不会动摇走低碳经济道路、实现科学发展的决心。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需要认清世界大势，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为应对气候变化，为国家实现减排目标做出努力。
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框架的创新
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公布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但问题依然存在。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问题；二是资金技术援助的安排问题；三是单轨制还是双轨制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减排的问题。实际上，这三大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是气候谈判中的老问题。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反映了全球治理的难题。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问题”，解决全球问题实际上就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融资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也没有税收融资的渠道，因此，全球性公共产品始终是短缺的。以往的全球性公共产品要么由霸权国家提供，要么由多国共同提供，要么由国际组织提供。提供者付出了成本，同时也能获得一定的收益。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由于没有一个“激励相容”的方案为各方所接受，博弈各方实际上认定这是一个“零和博弈”，别人得到的就是自己失去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气候谈判注定无法成功。唯一的办法是，大国承担更大责任，主动妥协、退让，照顾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和最脆弱国家的利益。而这就需要政治家具有战略眼光，充满人文关怀，并秉承对人类负责的态度。技术官僚在谈判桌上为利益而争是无可厚非的，但政治家要懂得权衡、选择和妥协，掌握如何谈判才能实现国际合作，达成减排协议。政治家如果仅仅是政客，可能连技术官僚也不如。在一个“世无英雄”的时代，我们恐怕也不能对西方政客们寄予太多期望。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框架的创新，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
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面临解体，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尚未形成，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力在减弱。在全人类利益的诸多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独自应对。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不会也没有必要挑战旧的全球治理框架，但是却可以充分利用世界秩序的变动拓展自己的国家利益，增强国家在世界上的软实力。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场生态灾难和经济灾难，也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灾难和分配不公，甚至会对国家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中国需要充分认清这一形势，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发挥更大影响力，扩展国家利益空间，提高话语权，增加软实力，为建立“和谐世界”作出自己的绿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