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文献都说秦嘉“病死于津乡亭”，也就是说，秦嘉因病而亡。但连振波先生《秦嘉死因初探》（《社科纵横》2010年8月）一文认为：“‘秦嘉病卒于津乡亭’只是一个历史假象，史料记载多有矛盾。通过考证分析，笔者以为秦嘉的死不是‘病卒’，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迫害。”其理由概括如下：
首先，连文通过“虞世南《北堂诗钞》”和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重修通渭县志》对秦嘉“相互谬误”的记载，认为其死因“扑朔迷离”。“虞世南《北堂诗钞》卷一百三十六载：‘（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汉）桓帝时任郡上计掾，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重修通渭县志》依“旧志”（按：明弘治《通渭县志》及更早的县志）载：“嘉在郡抱疾，偶卒。淑即弃妆毁容，全节而终。先，嘉未死时，淑预于梦中，得一凶兆，号泣不宁，即遣仆至郡访之，嘉果死矣。淑亲往扶柩而归。”连文认为，“嘉在郡抱疾，偶卒”之说显然不符合事实；但又进一步认为：“以徐淑的明智，确实是有预感的，也实实在在能判断得到的。因此，徐淑听到秦嘉死讯，即亲往扶柩以归。”
其次，连文引“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赠妇诗·其二》）认为秦嘉“不是一个能通过显赫家族庇荫得到晋升的士族子弟”，而是因为他“博学宏词，驰声先汉”（《通渭县志·人物》乾隆二十六年），已经能够“文翰勖名节”（明张二南《平襄怀古》），“引起朝野的重视”，所以，“如西汉的司马相如因文章被征辟为郎”，与他同时代的张衡被举孝廉，与他毗邻的三国名将姜维（天水冀县人，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人）“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一样，被除黄门郎而“误入官场，年三十就英年早逝，为人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也就是说，秦嘉因误入官场而埋下了杀身之祸。
再次，连文认为秦嘉是在朝廷“悉收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少长皆弃市；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寅、司空孙朗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止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故吏、宾客免除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孝桓皇帝上之下》）桓帝顺应“天下想望异政”的愿望，任用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征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汝南范滂等“少厉清节”之士，“举奏州郡素行暴污”者，使“守令藏污者，皆望风解印绶去”，“海内翕然称之”的大背景下除为黄门郎的。“‘有直节，有义气’（《通渭县志·秦嘉传》）的秦嘉一心想与李膺、陈番等清正廉明之士为伍，澄清天下。但他难免卷入党锢之争，把自己卷入‘封赏逾制，内宠猥盛’的桓灵乱世”。“延熹二年，诏赏诛梁冀之功，封单超、徐璜、具瑗、左馆、唐衡皆为县侯，超食二万户，璜等各万余户，世谓之五侯。’（《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孝桓皇帝上之下》）”“这样，就形成了宦官专权的恶性政治态势。延熹三年，新丰侯单超卒，四侯专横。天下称其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四侯‘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无异，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固多为盗贼焉。’（同上）以致清流纷纷避祸”。而秦嘉身为黄门郎，在宫内有“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范晔《后汉书》）等职责，为皇帝近侍；且是“海内遴选的清淳之士，能否与这些宦官同流合污呢？能够肯定，秦嘉不属于宦官一党，他属于族姓跻身黄门，当然不能被宦党所容”。
连文还举了“在秦嘉之前，尚书朱穆看到宦官恣横，权倾海内，前后上疏，援引汉家旧制：‘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族姓。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后，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参与政事……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孝桓皇帝上之下》）。结果是‘帝怒，不应。’（同上）朱穆也是‘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卒’（同上）”的事例，认为“秦嘉的处境……命运与朱穆是何其相似？”并说“在东汉末年，包括名震一时的清流名节之士，如李膺、陈番、孔融等，哪一个不是丧命在宦官和军阀的屠刀之下！秦嘉作为一个‘千载照冰雪’（明张二南《平襄怀古》）的清流名节之臣，岂能免祸于这场政治灾难？”“由此可以判断，秦嘉的死不是‘病卒’，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迫害。”
对连振波先生的大胆质疑精神，笔者表示敬佩。但对秦嘉死于“政治迫害”的观点，窃以为，尚欠说服力。
一是连文所引文献说服力不强。
第一、“虞世南《北堂诗钞》”说有误。虞世南，隋末唐初越州余姚（今属浙江省）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书家”。主要著作有书法论著《笔髓论》、《书旨述》以及《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群书理要》五十卷、《兔园集》十卷等，今存《虞秘监集》四卷。虞世南平生并无“《北堂诗钞》”之作。所以，“《北堂诗钞》”恐是《北堂书钞》之笔误。然查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六，并无“（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汉）桓帝时任郡上计掾，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的记载。可见，连文此处所引文献有误。
第二、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重修通渭县志》有关秦嘉的记载有疑点。《重修通渭县志》有关“嘉在郡抱疾，偶卒”的说法与历来文献对秦嘉病死于津乡亭的记载完全不同。明万历年间的《重修通渭县志》已去彼时一千四百余年，期间此说无载，其后，包括清乾隆年间、光绪年间的《通渭县志》皆去此说。可见，万历《重修通渭县志》有关秦嘉、徐淑的说服力不强。对这个记载的后半部分，即“先，嘉未死时，淑预于梦中，得一凶兆，号泣不宁，即遣仆至郡访之，嘉果死矣。淑亲往扶柩而归”的说法连文深以为然。亲人间有时候有难以言说的第六感觉，大事将临有预感，这些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她何以就那么肯定地“判断得到”呢？史料无载，连文亦无进一步说明。根据下文，揣测作者思路：徐淑因这个噩梦，在分析了当时的政局后，认为丈夫可能已经被人陷害而死了。其实，对于历史的真相，后人要远比当事人看得清楚的多。徐淑作为这个事件中的当事人，以女儿之身，在封建制度下，处于远离政治中心的西北一隅，不可能对政治极其敏感，也不大可能对时局看得那么清楚。退一步讲，如果这个记载是真的，也可以这样解释：徐淑早就知道丈夫有病，得此噩梦之后，即有此念。当然，这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想。但是凭借令人生疑的论据和直觉的判断而得出的论点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二是对秦嘉仕途的理解欠准确。连文引《通渭县志·人物》（乾隆二十六年）对秦嘉“博学宏词，驰声先汉”的评述和明代张二南《平襄怀古》对秦嘉“文翰勖名节”的诗赞，认为秦嘉“已经能够引起朝野的重视”，从而和司马相如因文章被征辟为郎，张衡被举孝廉，姜维“仕郡上计掾，州辟为从事”一样被除黄门郎而“误入官场”。
首先，“黄门郎”之说有误。查《后汉书·百官》，并无黄门郎之职。据《后汉书·志第二十六·百官三》记载，与“黄门”相近的职务名称有“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但均为“宦者”担任。又载：“黄门侍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据史料记载，秦汉时，宫门被漆成黄色，所以宫门又往往被称作“黄门”，称呼中有“黄门”二字，就是指在宫中办事的意思，所以“黄门”二字多为宦官之职所用，上述小黄门，即为皇帝的近侍宦官，而黄门令，就是宦官头目。但是，“黄门侍郎”不是宦官，而为郎官之一。郎，通“廊”字，意即宫殿廊底之官。秦汉时，郎官给事于宫门之内的，称黄门侍郎，其职责是充任皇帝的侍从，传达诏命。自汉代设为专职以后，历代都沿用。可知秦嘉的职位应为“黄门侍郎”。
其次，秦嘉所任“黄门郎”一职，并非如司马相如、张衡和姜维一样“已经能够引起朝野的重视”而征辟入朝被除的，而是一种惯例。汉代郡国上计掾有被拜为郎官的惯例。关于这一问题详见第三章第二节《〈赠妇诗三首〉的创作年限》，此略。
再次，至于“驰声先汉”乃是过誉。秦嘉和张衡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以诗留名，和众多诗人一样，为后人所重，当时名微；后者以名留诗，和众多名人一样，为当时所重，后世名盛。否则，这样一对“驰声先汉”的伉俪怎么会在《后汉书》无传呢？这或许反而是秦嘉、徐淑《后汉书》无传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拿现在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这对伉俪，岂止是“驰声先汉”，说他俩“驰声中国文学史”也不为过。故托虚词以证实事，难以服人。
最后，“误入官场”说亦有斟酌之处。秦嘉先后担任过上计掾和黄门侍郎两个职务。前面已对黄门侍郎做了说明，下面对上计掾做一简单介绍。上计掾是从事上计工作的一个职务。所谓上计，即是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送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状况的一项工作。据王晓明《吕氏春秋通诠·知度》（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上计，战国、秦、汉时地方官于年终将境内户口、赋税、盗贼、狱讼等项编造计簿，遣吏逐级上报，奏呈朝廷，借资考绩，称为上计。”按照汉制：县令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亦名“集簿”），呈送郡国。郡国根据属县的计簿，由郡守、国相再编制郡、国的计簿，上报朝廷。朝廷据此评定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西汉时，上计者有的是各郡国守、相，但一般上计者多系郡丞与长史。东汉卫宏《汉旧仪》说：“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疾苦。”即其明证。当上计的郡丞与长史代表郡、国上计朝廷时，还有专门办理上计事务的“上计掾、吏”及“卒”随从。朱买臣就有过“随上计吏为卒”的工作经历。
朱买臣……家贫……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匄之……上拜买臣会稽太守……初，买臣免，待诏，掌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视之，还走，疾呼曰：“突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有顷，长安厩吏乘驷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汉书·朱买臣传》）
从朱买臣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事实：第一、各郡国上计时，郡丞（亦云“守丞”）带领上计掾及上计吏组成一个上计使团，由“卒”驾着“重车”，直赴京师本郡邸居住，等待朝廷的召见。说明上计的人员不止一个，上计之事是由郡丞、上计掾、上计吏等人共同办理的。第二、上计事务由郡丞全面负责，上计掾和上计吏是守丞的下级，佐理上计之事。
可见，秦嘉在任上计掾一职时乃是一种级别较低的吏，还算不上官。到了中央政府，虽被授予黄门侍郎一职，然据东汉卫宏《汉官旧仪》：“黄门（侍）郎，属黄门令，日暮入对青锁门拜，名曰夕郎。”可见，秦嘉在任黄门侍郎后乃是由宦官充任的黄门令的属员，地位较低，可能仍在吏的范围之内。既然算不上官，何来官场？充其量也仅仅是“职场”而已。
三是对秦嘉的性格理解有误。连文说秦嘉是一个“一心想与李膺、陈番等清正廉明之士为伍”，欲“澄清天下”的人。但《通渭县志·秦嘉传》“有直节，有义气”的说法与连文“一心想与李膺、陈番等清正廉明之士为伍”的内容不见以前任何文献记载，诚不足信。“海内遴选的清淳之士”更是无从说起。
汉桓帝时期，由于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特别是后期的宦官专权，导致官场腐败、政治黑暗、社会动乱，这既阻碍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也伤害了士人的忠正之心。于是他们面对现实，或消极隐遁，或积极抗争，从不同角度抒写自己的人生。一些人如李固、杜乔、郭泰、贾彪、李膺、陈番等，拯世救民，臧否人物，抨击时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成为一个与宦官相对立的群体。另一类人则既不苟同，也不合作，而是逃避现实，明哲保身。如：李固、杜乔被害后，其弟子郭亮、董班、杨匡一同归隐，“终身不仕”。
其实，我们从秦嘉的“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临路怀惆怅。”（《赠妇诗三首·其一》）“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赠妇诗三首·其二》）“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僶俛当去……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与妻书》）等诗文中可以看出，秦嘉把即将开始的工作看成是一种奉命出差，言辞中流露出的是一种极不情愿。这与欲“澄清天下”，“一心想与李膺、陈番等清正廉明之士为伍”的“清流名节之士”的形象是格格不入的。若非要往上述两类人群中归类的话，窃以为秦嘉或许更倾向于后者。
综上所述，连文关于秦嘉死于政治迫害的观点难以服人。关于秦嘉的死因这里仍依“病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