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以后，我们再次从石家庄出发。“这条路线上的人肯定对我们非常熟悉了”，当我们又乘上开往太原的早班列车时，我不由说道。苗剑秋乐得合不拢嘴，两天的睡眠已使他神奇地焕发了精神。
“他们会把你看作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说，“有许多公务在身。你是个外国人；你坐头等车厢旅行。有一个秘书，你有极大的‘面子。’”我希望他是正确的。按西方人的一般心理，我们过去三天的活动的确令人觉得可疑。
然而，我们并不打算坐到太原。前天，从唐那儿传来口讯，说他已无法在那架去西安的飞机上找个位置。他打算乘火车到潼关，试图通过这条关卡到达西安。这是在此之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最后一次得到的有关他的消息。返回北平后我才得知，他在潼关边境对南京军队丝毫无法施加影响，只好返回，并因染上了像斑疹伤寒之类的病症而病倒了好几个星期。我们虽然拖延了一些时间，但较之于其他人（正如以后所证明的），我们要更为幸运一些。
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要在太原前一两站溜下火车，因为太原——经过探询已证实——对我的朋友苗剑秋来说绝非安全之所。要是还有一架飞机从西安飞来，我们在那儿可获得通知。如果此项计划失败，我们就打算连夜乘慢车赶到侯马，然后突破天险过黄河。
在这三天里，我们三次走上了同一条熟悉的旅程，使人内心非常焦急。好在这一切都顺利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不测事件。在三等车厢里，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到了该下车的地方，他将给我们发出信号通知。
当天下午稍后，一直坐在位子上，鼻子紧贴着车窗玻璃的苗剑秋，凑过来对我说：“下一站”。我们买的是到太原的车票，因而当我们开始收拾行李时，列车员感到非常惊奇。一张两美元的钞票刹住了他的好奇心。
火车缓缓驶入一座小车站，看守它的，只有几个睡眼惺忪的警察。我们匆忙下了车，立刻穿过铁路线，就地堆起行李，等待火车驶离。那位神秘的朋友突然出现了，还带着两位铁路工人。
“跟我来”，他简单说了句。我们跟着这几个人，顺着铁轨边道前进，最后来到一辆停在铁轨转换器旁边的废弃轨道车前。我们都爬了上去，那两位铁路工人开始压动手杆。随着道岔的咔哒声，我们静静地滑向了黑暗。
天气冷得要命。我们坐在狭窄的车板上，冻得直打哆嗦；对于要走向何处，我一无所知。山风扑面而来，那两名工人在我们身后有节奏地操纵着轨道车，真令我们羡慕。似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车才离开铁路主干线，拐进了一座工厂的院内。铁门在我们身后发出咣当的声响，我们几个感到喘息都轻松得多了。
饭菜为我们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面食，烧猪蹄，甚至还为我们特意蒸了米饭。我突然意识到，对我们的这种殷勤款待，较之于我在大城市里应邀参加的那些正式宴会，要有价值得多。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次这种中国式宴会的花销，足够像这样的人家生活一年。
那晚在一个工人家的茅舍里渡过的时光，是一段美好的插曲。我详细解答着对我的服装每部分价码的询问。在门口拥挤着的一群小孩子们的注视下，我袒露起前臂，喝下一碗又一碗味道苦涩的茶水（每敬一碗，总有说不完的道歉话）。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派出去的朋友带回了消息。西安的附近在打仗；那架飞机也来不成了。我们必须连夜搭火车，加紧行动。
这位朋友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似乎认识这里每个人。在我们临行之前，他给我们准备了食物——饼干和牛肉松——以备旅途之用。此外，有点出人意料的是，他还给我们找了个仆人。他说，为了“面子”的缘故，我们必须至少得有一个仆人，而他是会被派上用场的。
我们的仆人是个面容消瘦的东北人，以前在东北军里当兵，是被该村的朋友“借”出来的。他姓李，也将跟我们一起到西安。我喜欢他们这种安排上所体现出来的出于自然的同情和理解精神。对自己的仆人，中国人的支配欲望要比西方人弱得多。尽管如此，目前在中国，大多数经营着某个中国机构的外国人，都为他们的厨师或管家所支配。他们处在一种体系的压制下，而在这种体系里，中国人却可以应付自如。
到了邻近的车站，我们就能搭乘上开往潼关的慢车。我们把自己的东西都堆进黄包车，大家非常庄重地相互道了别。李带头走进茫茫夜色中。我们必须穿过一片乡间原野，在这段路上也没有一丝月光。我前面的黄包车里，苗剑秋自吟自唱：“我的家乡在松花江外的……”。
犬吠声伴随着我们悄然通过荒凉的村庄，进入旷野之中。羊肠小道的两旁，一座座坟堆隐约可见。火车在远方发出忧郁的鸣叫。我切实感到，我们的真正旅程终于开始了。
我站在四面透风、寒气逼人的候车室里。不管怎么说，就这种情况下的旅行而言，我基本算得上是装备良好，拥有长筒靴和蒙古式皮帽。苗剑秋穿着那身黑色服装，打着那副古怪的绑腿，看上去不折不扣的像个秘书；他把大衣披在身上，活像一只羽毛蓬松着的画眉鸟，同时双脚也在不停地移动。李向导穿着棉布外套，脚踏一双城市式样的旧皮鞋——肯定是他的主人穿过的，要算是我们三人中最受冷的一个。但他除了把手插进袖筒里，看上去有点怕人外，丝毫看不出感到寒冷的迹象。
列车到来了。就像在中国乡下的慢车会遇到的那种情况一样，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们奋力挤过一个与车身不甚协调的门，进入昏暗的车厢，里面顺长摆着可坐三人的木椅。车厢的厢壁是用弯弯曲曲的板子拼凑起来的，里面用麻布填补着它那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缝隙。在车厢的两端，各有一个很不起眼的炉子，以及一盏孤独的煤油灯。显而易见，我们要度过的这个夜晚是不会那么好受的。
凭借优越的战术手段，我们在座位的中心地带设法占据了一片地方，并设法尽量离火炉远一点。苗剑秋用一种普遍为大家所认可的中国方式，在我们的中间堆起了几包食物，采用这种办法能够使我们尽可能多占据一些活动空间。他把一支安在饼干筒角上的蜡烛，巧妙地掏了出来。李则更乐于站在火炉边，不时给炉子里填几块散落在地板上的煤炭，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山西铁路部门的吝啬。“阎锡山这家伙倒真会赚旅客的钱”，苗冻得哆哆嗦嗦地说：“你瞧，山西的一切都是那么唯利是图。”
在我的生涯里，那晚是我所度过的最寒冷的夜晚之一。火车轰隆轰隆地向南驶去，在小站也无休止地停上那么一段时间。寒风透过火车厢壁，发出凄厉的声响。每时每刻都有农民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炉子边去烘烤一下手脚。对含有外国人在内的我们这几个人，（同车的旅客们）失去了任何特殊的兴趣；在寒冷和难受面前，我们落到了和大家同等的水平线上。
然而，即便如此，老天也注定不让你安生。午夜时分，在一次短暂停车时，门外突然出现一阵骚动，车门猛地一下给打开了。两名身穿羊皮服装的士兵冷不丁地闯了进来，而且——对车厢里那些睡得迷迷糊糊的人们极其勉强地打了个招呼——在我们正对面的座位上清扫出一片空间。一个皮大衣裹着的胖家伙挤在门道当中。
苗瞟了一眼新来者，对我耳语道：“南京！”然后，他把外套的领子翻了上去，把帽子压到眼皮上，从而使他看上去活像电影里的阴谋家一般。新上车的这位军官是个红脸大汉，带着一个黑色公文箱，肯定负有重要公干，这才在这般时候被迫赶乘这种慢车出行。
我注意到，他是个上校，随身还带着几个手提箱。其中的一个手提箱被放在座位上，上面燃着蜡烛，由一名士兵仔细看管着。这位新来者哼了一声，扯长身子在座位上躺了下去（他是容许自己这么奢侈享受的唯一旅客）。用一只公文箱充作枕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着的报纸，就着烛光仔细地阅读了起来。
苗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窜到炉子那边，把自己的面容用炉子的阴影隐藏起来。过了不一会儿，我也来到他那里。
“你觉得我们的军人朋友怎样？”我问他。火车行驶的咔哒声淹没了我们的交谈。
他悲伤地笑了笑，答道：“他正在那份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情况。他大概要到潼关去。他可能是个专差。”
“他有可能认出你吗？”
“我想不会。但我并不因此而庆幸。”
那位上校读完了报，对着车厢四周长长地扫了一眼。他的眼光带着一种克制的好奇心，默默地盯在我身上。作为一名欧洲人，我的引人注目实在令人心烦。接着，那双目光又转向了苗剑秋。他把脑袋耷拉到胸前，装作醉酒模样。我觉得应该由我上去和他搭腔。
“你要去哪里？”上校突然向我发问。这是旅途中通用开场白，并无具体所指。
“侯马”。
“去那儿有何公干？”我就知道下来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打算去拜访几个朋友，教士朋友”。我并不知道侯马是否有传教士，但不妨借此碰碰运气。对任何外国人来说，这是一种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在这种时刻出外旅行的唯一理由。“那么你去哪儿？”我反问道。
他用一个我搞不清楚的地名回答了我。但不难看出，他显然对苗的行为感到好奇。“我的朋友累极了”，我说。“在这种车上可睡不好觉”，说着我深深地打了个哈欠。
上校领会了我话中的含义，他再次扯长了身子，不一会儿便打起鼾声。他那贴在绿色手提箱上的脑瓜也在有节奏地晃动。公文箱紧紧地压在他的一只臂膀下面。
这一夜似乎总也过不完。每到一个大点儿的车站，总会有一名警卫叫醒上校。他会走到寒风凛冽的站台上，对那些恭候着的部属讲上一通。停车的时间因之而愈来愈长。
如此这般，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天色破晓了。时光的变化对于那些像倒下的“泰坦”般横七竖八地昏睡着的大多数乘客来说，丝毫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对我们而言，天色破晓至少使我们能够浏览一下除了“南京”上校那幅粗野的睡相之外的其他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宏伟壮丽的国家，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具有历史意义。而我们正在驶过的“汾河河谷”，以及它那从赤色大地上扑面而来的一个个城墙环绕的城市，在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上则是最古老的战场之一。远在苏格拉底之前的两千多年，这里就是许多声势浩大、风云激荡的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而这些事件大都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这里掩埋着中国的第一代国王；早在“贝尔伍夫”成为传奇性人物，为英国的吟游诗人所传唱之前，他们的坟墓就已陵夷。这条河谷的每座城市都有一段自身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在露天戏台上的概要描述，展现出了古代人们的喜怒哀乐的生活气息，从而使得每个像黄包车苦力这样最普通的中国人，都能从流传下来的中国古老戏剧里，非常熟悉地领略到他们的历史。没人知道亚瑟王的坟墓所在；史密斯的遗骸又埋在哪里？可是中国人却记得他们最早的三个统治者尧、舜、禹的陵墓，历经40个世纪的变迁，他们的纪念物依然遍布于华北和中原的各个地区。
中国历史的延续性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只有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人，才会把它那异常丰富的东方式文明看作是一成不变的。那位在“商朝”兴起于河南之前就“制服水患”，开辟了黄河河道，使那些“避水于山丘之上”的人民能够“从山丘上下来，重新耕作平原之肥沃农田”的大禹，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英雄；此外，他的出现也预示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治水”，这是一个亚洲型农业社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而在中国，则成为其全部生产构成的主要特征之一。根据关于中国历史的《核心经济区域论》一书的理论，现代经济学家们业已对历代王朝的无休止内战提出了某些见解。一旦中国经济的真正特点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到，历代王朝的兴衰就成为不仅仅是光会引起行家们注目评鉴的色彩斑斓的文史画卷。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才能够展示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往今来持续不断的一切冲突和搏斗，也才能够清楚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苗靠着车窗依我而立，给我讲述着所经过的一些城镇的名称。朝阳穿过山谷，刺破迷雾，给塔楼、树木披上了金光。列车来到了一个小站，卖稀饭和面饼的农民的叫卖声响成一片。
“外国人”！苗突然叫道。看得很清楚，有三个传教士进了车厢——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和他的妻子，另外一个是穿着学者长袍，显得容光焕发的青年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中国牧师，那副怡然自得的派头就像是在给全中国的皈教者在做祝福祷告一般。
他们自成一堆儿，坐在门口附近，以一种传统的英国式矜持冷漠态度把自己与车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以显示他们是一伙外国人。那对老夫妇心情有点小小的不快，闷闷不乐地吃着三明治。那个年轻人用好奇的目光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然后便和中国牧师谈了起来。“他们去侯马”，苗悄悄对我说，“去会朋友。”
因为有“南京”上校的存在，而他对我们的行动开始异乎寻常地关切起来，因而形势变得复杂化了。看来侯马肯定有不少传教士。我觉得还是由我和他们先拉上关系为好。
那位年轻教士来华才一年，还有股子狂热劲儿。我们谈起了城墙环绕的山西城镇，谈起了这个“模范省”的农民生活。就是在这个“模范省”里，鸦片被地方官员们以整治鸦片为名而公开出售。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西安，转到蒋介石被扣押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使得直到刚才还骄傲得不得了，坐等别人介绍的老夫妇迫不及待地插了进来。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在这里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寻求保险，倒不如说是更加引人注目。
“张学良这个该死的家伙！”老教士的妻子怒不可遏地说，“我每晚都要为委员长的平安而祈祷。”
自从蒋介石皈依基督，接受洗礼以来，他所受到的最热烈赞美，来自于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们。而与此同时，我想到了在国民党监狱里惨遭横死的无数中国青年人的生命。我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九年的剿灭“赤匪”的战斗中，委员长漫不经心地翻开他的圣经，为其迅速调集更多的飞机轰炸中国的村庄寻找合适的理论根据。我感到，把祝福祈祷给予这样一个现代“约书亚”的，正是旧约里的那种基督精神。
我凑到苗身边。他独处一隅，看上去就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似的。南京上校使他感到非常焦躁不安。然而，整个早晨都在呼噜大睡的那位上校，突然动作麻利地站了起来，带着卫兵和行李在一个偏僻的小乡镇下了车。
狭窄的车厢顿时显得宽畅了许多。我们的列车沿着河流，穿过冰封雪冻的高山时，窗外的阳光明媚灿烂。下午四点过后，我们抵达侯马，阳光依然当空高悬。
那几位传教士在站台上受到了大声喊着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乘他们忙着相互问候无暇他顾之际，我们赶忙带上行李，穿过铁路，从围墙下面出了侯马站。一群急于揽活的黄包车苦力、驴夫和搬运工立刻把我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打从一看到这一带的情况，我们就开始料到在这样一个地方，是不会有任何汽车或公共汽车可供乘坐的。听说侯马有史以来唯一的一部“抽油大车”，是河边那家棉纺厂经理的，已于两年前被他带回上海。在我们要走的这个方向上，道路似乎还可以；我们所能利用的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是骑自行车。可是，我们随身携带的零碎东西太多了，而且苗还不会骑自行车。我们只能在黄包车、毛驴和北京的那种马拉大车中做出选择。
我们怀着强烈的受挫情绪，一致同意选择黄包车。一般说来，这种交通工具能像其他车辆一样跑得飞快，也肯定要舒服一些。我曾在一辆北平式大车里乘坐了约十分钟，那是一种围得严严实实，座位没有一点弹性的交通工具，比你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任何运输工具都要令人厌恶。我发誓决不再重复这种经历了。
我们迫切希望能够以低廉的价格租到能一直把我们送到新绛（在当地的口语里，它叫“绛州”）的黄包车，这是位于汾河另一侧的一个县城，而当晚我们必须尽量地做好这件事。李很在行地仔细为我们挑选了四个看上去最强壮的年轻人；我们可能要雇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黄河边上。我们把行李统统堆集在一个黄包车上，沿着黄土大道出发了。
我们横穿过一条宽阔的山谷，它的四周是平缓的山岩。金褐色的乡野在冬日夕阳的照耀下，令人觉得心情为之舒畅。我们经过了一些建造别致的小碉堡，它的墙上贴满了反共标语——这些碉堡是今年春天红军自陕西袭击后修建起来的。抵达汾河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新绛的城墙高耸在河北岸的黄土崖上，煞是好看。
冰封雪冻的河流上面架着一座舟桥。在舟桥的附近，有几家供驴夫和小贩们歇息的廉价小客栈。但这是一个有军队驻扎的小镇，而我们要想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必须能够住上新绛所能提供的最好住房。不等门口的哨兵向我们发问，苗君便抢先提出要求，要他们为“重要外宾”安排个干净床位。我们的名片被很庄重地接受了；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特别是如果有和他一道外出的人能够详细描述他的重要干系时，一张名片便可成为他的万能护照。卫戍部队的头目亲自把我们护送到了该镇最好的客店。
我们在一家住满士兵和到处贴着日本春药广告的餐馆吃了一顿饭，饭菜极其可口。当我们回来时，砖炕已经生上火，桌子上还摆了盏油灯，客房收拾得基本还算干净，确实使人感到愉快。李向导把我们的铺盖卷在炕上铺好，我的丝绒睡袋成了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从外面的院子里，不时传来时断时续的对话声，仆役们的喃喃报怨声，以及路对面的喝酒划拳声。直到我们隔壁的房间猝然爆发出一场可怕的争吵为止，这些声音都在逐渐减弱，令人颇为愉快。邻屋传来的是三个人的声音，两个男的和一个女人，用的是一种很难听懂的方言土语。那位女的听来倒像是在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他们在争吵谁应该和她睡觉，”苗说道。“不过声音也未免太大了。我去和他们谈谈。”
这是我的朋友第一次在我们面前显露他的雄辩才能。只见他紧了紧裤带，披上大衣，一头冲进了院子里。当我听到他用平静的语调略为责备这三个人没有良好的旅行常识时，我预计他八成要被顶回来。然而过了不一会儿、他安然而归，随之而来的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对他的尊敬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被不知疲倦的李向导唤醒。因为没有更好的交通工具，他重新雇用了原先的人力车夫。我们匆匆吃过饼干和面条的早餐，结清账后便离开了这里。
在中国，不管你起得多么早，总会有人赶在你的前头。牛车吱吱咛咛地从狭窄的街道中走过，运水的手推车发出难听的呻吟声，我们吃力地向西城门走去。牛车所过之处，泥泞的路面被辗出八英寸深的车辙。我们从城墙下出得城来，走上汾河边上的一条冻得梆硬的大路。
天气太冷，坐在黄包车上实在冻得受不住，我们只好下来步行。原来因穿皮鞋而大倒其霉的李向导（他之所以穿皮鞋，仅仅是因为要“面子”的缘故），也给自己买了双轻巧的中国便鞋，独自走得飞快，我们谁也赶不上他。他实在是感到痛快极了。我们是一支不为人们所常见的团伙，但是在中国，公路上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人。一旦有人问及，我们总能冒充传教士而蒙混过去。
走了不一会，公路便向上拐进了塬的边缘；我们下面的汾河渐渐变成了蜿蜒曲折的白带，宛若冰河一般。在我们的前面，透过宽阔的谷口，有一条山影隐约可见。“那儿”，苗费力地说，“就是陕西”。这段旅途看来还很遥远，而我们的行进速度也实在慢得可怜。
我们在一个路边小店里吃了午饭——它肯定曾是个专供商队投宿的旅馆，里面有着这类旅馆的一切传统东西——包括跳蚤在内。我从来对虱子怕得要命，而苗则对此一点也不在乎。这真令人感到惊奇，因为我来时注射过防斑疹伤寒的疫苗，他却没有。此后不多久，我们便经过另一座县城的围墙——稷山县。到禹门口——这个黄河的渡口，我们还有一半路程。太阳离落山还早呢，剩下的路程要好走多了。
不过当晚我们并未抵达黄河边。当一抹晚霞依然悬挂在陕西那边的小山之上时，我们正好快到河津，这是我们这一路上的最后一座像样的县城。晚间在中国旅行是不大常见的，尤其在这个通常以土匪闻名的两省交界的地方。我们决定留待明天再过河。
我们就在所遇见的第一家客店里停下来喝茶。但这家客店的屋子实在太脏，我的心不由得沉了下来。苗在这里表现得却十分出色——他向该处的卫戍队长提出要求，坚持要受到更好的招待。那位非常年轻、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的卫戍队长承认，该城再没有更好一点的客店。他建议我们去拜访一下县长，然后就住在县衙内。不过已为时过晚，不适于进行礼节性拜访。最后，他灵机一动，把我们引到街上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个棉花商，也是该城最大的富翁之一。
一座不起眼的临街店铺那沉重的大门打开了，我们走进一座堆满棉花的院子，白色的棉花与灰色的院墙隐隐相映。这家店主外出未归，但我们受到了他侄子的接待。他毕恭毕敬地对我们尽了主人之谊。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一间天花板上刻有图案，配着漆光家具的屋子里，睡在砖炕上。即便是从各方面对中国都有所了解的苗君，也对我们住所之豪华感到惊异。我们对所受到的欢迎表示感谢。但拿这家的富有和我们沿途所见村庄那一目了然的贫困面貌相比较，对我们也不无启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穷人和富人这“两种民族的人”之间的差别像中国这样的悬殊。
第二天清早，我们看望了那位友好的卫戍队长，向他请教了在禹门口渡河的问题。他给我们打了保票，说渡河是不成问题的，河道上面冰冻得很结实，我们轻而易举地便可徒步过去。地方官员一般来说不会找麻烦。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感到他这么说是故意把问题说得容易一些，免得我们失望，从而使他所建立起来的我们受到友好欢迎的美好印象不致遭到破坏。但我们正急着离开。我们距黄河边只有两小时的路，主人竭力反对我们给仆人付钱，当然我们留下的要比他们应得的多得多。我们感到都有点不顾一切了，因为过河就是韩城，有一辆汽车安排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我们终于来到了可随时到达自己目标的距离之内。
天气十分晴朗，但就在我们快到河边时，开始刮起了风。我们很快便得知，禹门口这地方终年有风。车夫与扑面而来的疾风进行了英勇地搏斗，到了最后，我们都下来步行。这条路逐渐缩减到只有一辆牛车辙那么宽。
远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条伟大河流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大自然中感到了它的存在。又干又硬的黄尘被疾风吹打在我们的脸上，在眼角、鼻孔里凝结成小土块。距河口一英里或一英里左右的下游方向，看得很清楚，峪口的开阔地面上堆集着一个巨大的黄尘圆锥体。这是被疾风从河床上吹来的尘沙，像通过一个漏斗那样受到两侧山丘的夹击，聚集而成的。
我们下到了黄土塬的最后一级地面，平展展的地面上乱石横陈，寸草不生，零零落落的田地和数百个墓碑散布在它的中间。似乎那里没有生命在成长，那里便成了祖先们安息的好地方。
由此向南望去，汾河沿着河谷的另一端绕过黄土崖，汇入了黄河。由此向北——巍然高耸于眼前的——是山西境内的最后一座山脉。黄河的峡谷就位于它的后面。禹门口在这片山脉的尽头，就在黄河西岸那排小山嘴的对面。
我们从小山的边缘绕过去，这时疾风突然被挡在了山那边。我们走进一个狭窄的村庄街道，街道上尘土能盖住脚面，两边是深黑色的小石房。前面就是高耸的峪口，我们不由得加快了行走速度。顺着街道往前走，我们突然进入一片开阔地，道路上的鹅卵石在此没入了沙中。黄河在我们的脚下奔流，黄褐色的浊水夹杂着嘶嘶作响的冰块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我们脚下奔腾。
“Tao-la！”（到啦）苗大声喊道，大风吹得他言不成句。“我们终于到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