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闻格斗之声，雄伟壮丽的皇城真的会不战而降吗？
——尼姆·威尔斯。引自1935年《亚细亚》杂志
有些城市就战胜了自己的命运：在肮脏的城郊里，雅典依然存在着；罗马永远是七个小丘之上的罗马。但北平不再是中国的了。
经过史无前例的短暂围困之后，这座皇城的总崩溃几乎发生于一夜之间。这一天——1937年仲夏的7月28日——宋哲元将军一反常态，显得信心十足，滔滔不绝地大谈起对日本的蔑视，而外国人则兔子般地向使馆区的避难所窜去。身穿灰制服的二十九军士兵或凶神恶煞般地躲在街头的沙包工事之后，或勇敢地大步行走在宏伟的城墙上。七月的阳光照射在光秃秃的大刀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整整一天，日本飞机旁若无人地到处耀武扬威，在城外暴露出来的中国阵地上倾泻着死亡。第二天早晨，北平人感到了一种奇异而生疏的宁静气氛。那些穿灰制服的军人已从门前撤走了，唯有沙包工事留在那里，上面插着日本旗。
就在当天午夜，宋哲元将军“热泪盈眶”地离开北平，带着他的残余部队，撤到了保定府。此后一周内，市内的中国警察也都顺从地自动解除了武装，准备应付最坏的结局。8月8日，在一批由日本使馆挑选出来挥舞着旗子的当地日本浪人和毒品贩子面前，河边将军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了他的部队和坦克。日本对中国这座古都的军事占领，终于成了事实。
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多么惊奇：这种结局早已为人们所料到，因而它的到来，反倒像是使人们松了一口气。日本的占领，“北平的失陷”，充其量只不过是摘去了一片内部早已腐烂了的表面疮痂而已。
北平算完了，有位美国诗人在一首挽歌里曾坚持这么认为。她在这首像是专为这次最后的大崩溃而即兴创作的诗中写道：
啊，当一个美丽的、皇后般的城市失去了她的尊严，
有谁为此而不感到遗憾？
如同诗人说到，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遭到了毁灭，
会痛苦地说：她遭到了蹂躏。
可是，北平并没有受到蹂躏，
就像被皮条客收买、出卖的痴妓女一样，
用肉体赚钱，根本算不上受到蹂躏。
北平啊，古老的北平，
在她漫长的遭到围困的历史上，
还从未有过，
不经过搏斗，便告苟安。
北平此时不再是至尊至贵的了，
她那幽灵般的宫殿死盯着你，
大睁着茫然无神的双眼，
以及昔日禁城皇家宫殿琉璃瓦顶上的龙檐……
昔日盘踞在金光璀璨的排排瓦顶上，那些象征帝王的龙，
看上去就像，
秋天屋顶上那一排排
等待晒干的金色玉米中的毛毛虫，
一样的温顺，
一样的无害。
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也是早已为这座北方首府谱就的“天鹅之声”。
当我于1936年初来到北平，在一所中国大学工作时，我发现雪后的北平很美，而且充满了政治矛盾，这比都柏林或但泽多。它形式上的权力机构是“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日本人于1935年后半年强制推行“华北自治”后，最终产生出来的一个机构。这场华北自治运动来势汹汹，搞得山摇地动，其结果不过是逼出了一只“耗子”。从表面上看来，虽然“委员会”的委员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宴请款待日本军事要员上，与日本亲善，但是，它终究是一只中国“耗子”，即使不与南京方面有着生死相依的联系，也仍然受着南京的保护。
北平当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而中国学生则是该国最活跃的政治因素之一。对日本搞“自治”运动的唯一真正反对者，几乎都来自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团体。正是他们组织了12月9日和16日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充分表明：华北人民并不稀罕日本人包揽下的所谓“自治”。但校方的态度——使人们再一次领略到贯穿于整个政府机构的固有矛盾——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学生们被反复恐吓、规劝，要他们远离政治，把心思更多地用于像“新生活运动”那样的娱乐、消遣上。
正如稍后不久事态所显示的那样，当时在北平，唯有学生对形势持有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们在市内和周围农村，组织示威运动，呼吁建立“救国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军训和群众组织活动，以便为他们所预见到的，日益临近的战争积极做好准备。他们是主张对日本在华北的入侵实行抵抗的唯一倡导者。残存于这座濒临死亡的城市里的唯一有生气的力量，就是这些受到严密监护，被告知要埋头读书，钻研学问，而不要过问国事的几千青年人。
当时的北平气氛也不适于政治上的狂热。对学生们的流行观点——特别在外国社团中间——就是，他们只想在学期结束时叫学生玩弄一下政治，这样就可以避开学校的考试（显然，学生们宁愿冒警察开枪的危险，也不愿接受试场那种无法预料的前途）。庄严肃穆的英国大使馆就坚决认为，这些孩子们最多可拿到两角钱——大概是莫斯科给的——因而敢于面对机关枪、逮捕，以及目前专门用于对付政治犯的中国传统酷刑。照此看来，他们中的有些人肯定发了财。
然而这个外国社团，这个为女性小说家所钟爱的北平“社会”，自身就是个罕见而微妙的现象，而它的必然走向消逝，无疑将使各国那些把北平当作避难所的唯美主义者和同性恋者感到悲哀。当它仍然存在着的时候，它或许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这是一种与时代发展不相符的现象，像一次世界大战前佛罗伦萨的外国侨民一样，欣欣向荣地苟延残喘着。它也是一个自立自主的世界；它很少会受到“活的中国”的冲击。它的娱乐优雅而有点颓废，宛若置身于一座古都里。它是一个没有人能长大成人的世界，在这里的所谓举足轻重的大事，就是获得一次参加鸡尾酒会的邀请，或乘月色去观赏天坛公园（北平之令人迷恋，犹如牛津一样，是要命的，在这两个地方生活过的人都会被深深迷住，难于自拔）。
尽管如此，比起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有一些更富有才能，眼界开阔的外国人居住在北平。他们中大多数，也的确对中国怀有纯真的感情：但通常这种感情（我觉得）是发之于对过去的中国。他们所寻求的是古老、离奇或漂亮美丽；庙堂里装上收音机，会使他们那脆弱的感情受到严重打击；一本拉丁化的课本，会使他们对中国字的独特风貌面临取代而恐慌不已。他们会来到一个很不舒服的剧院，去听梅兰芳或程砚秋这二位在前门外享有盛誉的古老“京剧艺术大师”的戏，但发现有人企图在中国戏剧中搞点现实主义的东西，便认为是离奇古怪和有点荒诞。从唐诗的美妙篇章里，他们心满意足地领略到了旧时代的风貌；但对来自地下小报的现代无聊新闻，他们却感到接受不了。自满洲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历史的失误。
他们感兴趣的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标本，而不是中国的变化。
而北平，这个昔日帝国事业的发源地——一切都是为他们安排的。比起在席卷中国社会大动荡中飘摇的其他任何大城市来说，北平能够较少地勾起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追忆。它用庞大厚实的城墙保护着他们；用一年一度的庙会迷住了他们；用默默无言的杉树上面露出来的金色屋顶构成的街景，及远方那隐约可见的西山轮廓取悦他们。北平是中国灵魂的最后归宿——直到日本人来了，涂在它身上的那层空幻的神秘色彩才被揭开。
好啦，不说啦，现在一切都过去啦。另一个对日本的旅游贸易更加光辉灿烂的北平就要产生了；一旦时机成熟，昔日“天子”的儿子还会重登“龙位”，但许多外国人不可能在这里看到这一天。生活在北平，（哎哟！对于那些非常喜爱北平的女作家们来说）将不会像过去那样了。
临近末了，甚至北平的这个社会，也随着末日将临的各种谣传而发生了动摇。当日本军队在城墙下进行小规模战斗时，当这个帝国那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坦克沿着大街，毁灭性地挺进时，北平那超然物外的独特风貌，就再也无法维持了。中国的商人们站在店门口，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冷漠神情，观看阅兵式。听不到丝毫反抗的声音。
在整个北平，唯有学生们无所顾忌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也只有他们，自1935年12月以来，在随时都可能威胁到华北安全的武装停火协议已签署的情况下，在日本坦克横冲直撞的北平街头，敢于组织起来，发出了民族抵抗的呐喊。然而，当他们的旗帜在“牌楼”下升起的时候，在成千上万名学生来到城壕边，进入“禁城”内那些宏伟的塔楼的时候，把他们驱散、赶回去的，正是那些背着毛瑟枪，挎着大刀的中国警察。
本篇故事的内容始于1936年12月12日在北平举行的一次学生示威游行。在同类活动中，这是最后的一次。
当陕西的曙光破晓之时，身着睡衣的蒋介石将军，正慌慌张张地向临潼后面冰雪覆盖的小山丘爬去。与此相类似的一个悄然行动，也在北平的大学和中学里紧张进行。一小队一小队的学生穿过校园后门，翻过院墙，在昏暗的街灯下摸索着前进。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围着羊毛围巾；许多姑娘穿着法兰绒上衣和肥大的裤子。队伍的前哨扛着卷起来的旗子，带着一捆捆印就的传单。他们准备举行一次爱国游行，而警方可能已风闻到某些消息。
这天一大早，我匆匆吃了早饭，便和一群新闻记者搭伴追寻游行队伍。我们向城西区出发，大部分中学和大学生都集中在那里。
此时，街头已挤满了司空见惯的那一堆堆小贩、打水者，以及看上去漫无目的的行人。街头叫卖的吆喝声，木板车轮轴挤压的吱咛声，构成了北平特有的晨曲。我们的汽车驶过了几所学校的门口；警察用步枪交叉着封锁住校门，阻拦里面群情激昂的学生。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一个宪兵——也就是特务，在诸如此类场合，他们那穿黑色皮夹克，骑摩托车的身影总是很熟悉的。他们是别动队，专门训练出来从事这种工作，与在中国所有建筑物门前游逛的那些可亲可近的公众安全保卫者截然不同。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我的朋友唐说。唐是个年轻的美国记者，曾经见过去年12月的几次示威游行活动。“附近不会再有什么警察了，因为大多数中学的学生肯定都走光了”，他使劲抽了口烟，摸着胡子把茬的下巴说。早晨的空气中含有霜冻气息，有点寒气袭人。
越过西城的南北大街，我们和第一批学生不期而遇。他们走得飞快，故意专走背街小巷，每个拐角似乎都有三三两两的学生闪现出来，插入队列中。在这支零零散散的队伍前面，骑自行车的巡视员警惕地察看着周围的动静。一旦有警察在某一地段出现，队伍便很容易散开，过一会儿再重新集合。
我们叫住了一位看上去挺认真的年轻人。他身着中学校服，戴了顶有檐的帽子，挟着一包油印传单。
“你们在哪儿开会？”唐和颜悦色地问。
这个男孩疑虑地皱起了眉头，然后把脸转到了一边。这时一个女学生跑了过来，她个子不高，刘海搭在眼皮上，急忙为我们辩解：“这是外国记者——我们的朋友”。她说着把一捆海报和五颜六色的漫画塞进我们的车里。“我们一到西四牌楼，就在那里开会。北大的学生正从东边开过来，群众大会十点在景山后面召开！”
说完，她向我们挥了挥手走开了。学生们意识到有了听众，便喊起口号：“中国绝不会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都是些非常年轻、无忧无虑的孩子。当这些队伍在大街上汇合的时候，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西四牌楼下面的十字路口上，站有警察岗哨，但尚无宪兵。
我们一直等到主要游行队伍的排头出现——此时约有三四千人之多——并开始穿过大街，向东开去。旗帜举起来了，歌声唱起来了，十字路口鬼使神差般地聚起了一群人。苦力们拼命稳住足使一匹牲口穷竭其力的手推车上的货物，擦去淌落到眼角上的汗水，挺直腰板向前观望；从市场上招来的那些小学徒们，也跑到旗帜下跟着呼喊。
在前进着的游行队伍里，总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令人感到兴奋——在柏林腾伯尔霍夫区和莫斯科红场所发生的那两次引人注目的事件，正是如此。然而，比之于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所有那些被吹得震天价响的五一街游行，比之于莫斯科举行的“团日纪念会”，我觉得中国学生游行队伍，更能够使我为之激动。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他们怀着最后的一丝希望，这是一种为争取微渺的希望而奋不顾身的形象。当天他们所面临的唯一问题——也如同他们在过去历次活动中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就是在他们未被粉碎之前，在先被恐吓，续之以机关枪代替语言的计划实施之前，他们究竟能够行走多远。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毅然决然地自愿前去冲破警察封锁线，面对枪林弹雨而毫无惧色——其中许多还只是年龄在14岁-18岁之间的中学学生。
12月12日，正巧也是段琪瑞的丧葬日。这位臭名昭著的前皖系军阀首领——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北洋政府”头目，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正在他的故都被掩埋。“段帅”是1926年3月18日下令枪杀北平游行学生的元凶。在学生们被诱入他官邸外一条狭窄胡同时，正是他下达了对学生的开枪令。当这群学生惊慌失措地从段琪瑞卫队枪口下逃出时，近百具尸体堆积在胡同的墙壁之间，学生们的鲜血浸透了地面。这一天导致了段琪瑞政治生涯的结束，但他的葬礼依然很排场，并未受影响。
也许是由于从城外一所庙里往西山去送葬的人群引走了市内的大部分警察，我们所追随的这支游行队伍，此时至少已有五千人之多，而且进展得很顺利。前面就要到景山公园的后门了，民族大学的一支分队，正在那儿等着与我们这支队伍相汇合。
一小队宪兵终于出现了，与游行的队伍并驾齐驱。他们显然在伺机发起攻击。到了某所女子中学校门外，机会忽然来了。一些学生从队伍里跑了出来，跑到庙门口招呼里面的女生们出来参加示威游行，这时游行队列出现了漏洞，警察们刀出鞘，枪上膛，猛扑了过去。
霎时间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许多跑着躲避这种突然袭击的姑娘，被长袍绊住了脚摔倒在地上。那些停下来想扶助他们起来的学生，则被警察用刀把痛打，或用脚狠劲踢。尽管警察尚未开枪，但已有好几个人被捕——他们是预先被暗探指认出来的学生领导人。警察突袭时机掌握得很好，这支队伍暂时被驱散了。
但这只是个暂时的停顿，警察人数太少了，造不成什么大问题。其他几支队伍距此还不到半里远，于是学生领袖便把我们这支队伍重新组织了起来。我们已经能看见对面的旗帜，听到他们的呼声。
“你想他们能成功吗？”我问唐。我们现在开始步行，忙着拍照。他猛地伸出手指向前面的门楼一指：“看那！”
前面塔楼门前站着约三十人的一队宪兵，堵在两支游行队伍中间。他们携带着步枪和机关枪，显得很紧张。情况看来愈发危险了。
我们匆忙赶到队伍前面，队伍正停下来召开紧急会议。两支被隔开的主要学生队伍相距只有几百码——合在一起足有一万人之众。这是罕见的机会，在街头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人，而要对付这么多的学生，警察的人数又显得实在微不足道。然而，这一方有枪，而且看起来他们现在就可能使用；而另一方前程远大，来日方长，不值得以此招灾冒险。于是他们决定撤退。
命令开始在队伍中传达。有人嘀咕着反对这道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走散，就等于要求敌人对自己发动进攻——但秩序井然，队旗掉转了方向，庞大的队列开始移动。“大事不好！”有人在我身后悄声说道。
果不其然，一队精悍的“皮夹克”跑着逼上前来。他们意图很明显——从背后偷袭这支行动迟缓的庞大队伍，使其因发生拥挤而造成混乱。走在队尾的学生提心吊胆地望着身后，但并未掉队。警察加快了他们的袭击步伐。这情景看来就像要搞一场大屠杀。
就在那位警长——一个身躯肥大，端着大张机头的毛瑟枪的汉子要下攻击令时，一个奇特的调停方式产生了。在警察身后出现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学生。他平静地走上前来，显得正大光明。在从警察身边经过时，他笑微微地对他们慷慨陈词：“同胞们，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我们并不反对你们，只反对小日本鬼子，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你们也一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番话说得丝丝入扣，通俗易懂，因而产生了神奇的效力。警察立刻停止了行动，狂怒的表情从他们那傻乎乎的宽脸膛上消失了。学生们不失时机地齐声高呼：“爱国警察万岁！”从此而后，理所当然地没有什么事儿发生。
中国有许许多多像这类真戏假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演说家具有如此超凡的力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是感情最丰富的种族之一；而且只要时机得当，恳切的呼吁总是会在他们身上发生效力的。中国人对人生平时采取一种淡泊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日本人中间，也许要更广泛些。不过，他们有时也表现出一种豪迈的气质，这种气质会奇异地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反而言之，这种气质也会变为极端冷酷残暴。那天稍后不久，同样是那些被学生当众用言语打动了的警察，对那些为他们的善意举动而欢呼的学生，发动了野蛮袭击。当队伍从大街拐进小胡同时，他们骑着摩托车从后面追了进去，那些挑出来准备逮捕的学生，被拖到死胡同里，打得昏死过去。在整个这段时间，日本官员从一辆使馆车里一直监视着他们的行动。
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就是北平所能见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事实上，甚至在整个华北，这几乎也是最后一次振奋人心的公开政治活动。在这座濒于死亡的都市街头，如果说这些半大小伙们举起民族抵抗标语的壮举曾令人为之感动，那么，这也预示着某些非常事件的发生。
中国的未来——这句话现在看来并非完全是陈词滥调——寄托在中国青年人身上，因为除了这些年轻人，其余的一切都在从根上腐烂，正在走向死亡。
近年来，在中国舞台上，学生运动所发挥的作用，是个历史性问题。在一个一直保持着尊重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里，学生所维持的——虽然经过不知多少反复——就是要政治上的自由权力。他们对此最为重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在经历了最耻辱的不幸岁月之后，学生们使得民族独立精神长存不灭，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上海“五卅”示威游行，以及1931和1935年12月的运动。在一个连虚有其表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甚至都不存在的地方，学生示威提供了一个非“官方”的公开舆论表达方式。学生在中国是一个事实上的反对派政党，具有独立的公众支持。人们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们，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唯有他们用清晰的声音表达了民意。
12月12日在北平举行的示威游行是一次成功的行动，虽然还没有完全收到所预期的效果。这是一次针对日本入侵绥远，日本海军陆战队武装占领青岛和上海逮捕“救国会”七位领导而掀起的一场群众抗议活动。这是一次为了谋求更进一步加强反对外国侵略的行动，同时也是在国内为争取最低限度的政治自由而发出的强烈呼声。
日本在北平的官员把这一事件看得很严重。他们坐在“参谋总部”的小汽车里，在所有路线上对游行队伍都进行了跟踪。他们对处境最为难堪的中国官员宋哲元将军发出警告：如果他不调来中国军队“维持治安”，日本驻军就要介入了。所以，当天下午很早就可见到被驱散了的游行队伍，而最大的一支分队——约五六千学生的一股——被诱入煤山公园的广场上，由好几营廿九路军看管着他们。
这是一个唯有在北平才能够见到的奇异景象，警察和士兵严密守卫在沉重的公园大门内，令人印象至深。而在五锥形的山脚下，昔日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吊死的地方，那些被看管着的学生却在举行群众大会。大门正对面，“禁城”内那些金色瓦铺就的宫殿里，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在低声开会；警察的警戒线洒满街道，在警戒线的外围，则聚集着一堆堆一群群急于打探消息的人。
学生们被告知宋将军要来和他们谈话，他们对这种保证一度也感到快慰。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最后他们又得到通知，宋哲元在西山参加段琪瑞的葬礼。天色渐渐黑下来，山头五个亭子的影子，在冬日的余晖下已经显现出来。
我在一个中国同伴陪同下，等候在园门外；不允许一个人进去或出来。“我不想等了”，我们的朋友最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要等到天黑，宪兵才会放出这些学生”。以前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宫殿门口的官员们中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北平市长到了。一些穿着丝绸长袍的人闪开一条道。有个矮个日本人，很得体地穿了件配有天鹅绒领子的深色外套，正在气冲冲地说着些什么。怎么回事？
“市长要对学生训话啦”，一个头戴俄国羔皮帽的胖侦探大声宣布道。我看着我那位中国朋友惊讶地问道：“这种情况常见吗？”
“我也不清楚”，他答道，“快看！他来了。”在大队警察的严密包围下，市长正飞快地穿过大门，园门随即又被紧紧关上。
市长讲了很长时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事后我才得知，他发言并不那么合题，但他的态度却出奇地友好。里面赞成和反对的呼声融合在一起，透过笨重的大门，引起了拥挤在门外听众的极大兴趣（此时警戒线已撤除）。
最后传来了一阵欢呼声。园门大开，泰德纯市长像来时一样匆匆而去。有人谣传：“学生们还将到外面列队游行。市长叫他们随从返回各自的学校；可以举着自己的旗帜，唱着自己的歌而无须担心。”当官的似乎也生了怜悯之心。原因何在？没有人猜得出来。
学生们欢呼雀跃着涌入昏暗的街道；警察士兵早就消失了踪影。东、西两支学生队伍贴着皇宫的城壕向前迈进，沿街突然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口号声回荡在古老的城墙下，鲜明的旗帜在街灯下闪闪发光。
人们所熟悉的民族救亡歌曲在夜空中荡漾，行人中有些人也跟着唱了起来？当最后一队学生走出这座空旷的公园，把它抛给了阴影，抛给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那不安分的幽灵时，我听到了一首新的歌曲。这首歌节奏明快强烈，有点像“马赛曲”。
“他们唱的是什么？”朋友转向我，他的眼睛在薄薄的眼镜片后闪现出光芒。
“这就是红军进行曲。这首歌以前在北平街头还从未唱过。”
几小时后，一个学生拿着份赶印出来的海报，来到我这儿。当他把海报递给我时，双手在颤抖着。
“你听说了吗？今天早上，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杀了。”
我们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