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学大有复兴之势，不管其中充满了多少曲折和多少杂质，这总是让人欢喜的现象。民族的精神自觉，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并主动传承，这正是我们民族走向新生的必经之路。
在这其中，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渐渐成为了大家当下所关注的一个大题目，很多人都是带着现时的困惑，希望能从这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千古完人”这里，得到一些滋润心灵的启发和智慧。
不过，就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和体会而言，在接触王阳明之前，我们其实一定要弄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我们绝不能带着单纯的功利之心去他那里寻找什么成功之术，什么制胜法宝，那样的话便是偏了，起码是狭隘了——“授人于鱼，不如授人于渔”，阳明要给我们的明明是“渔”，为什么我们还偏要向他求“鱼”呢？
简而言之，阳明心学的最大魅力就是要让人的内心完善和强大起来！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具体的困难是人所不能克服的呢？还有什么成功，是我们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呢？
一代大儒黄宗羲即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诚然，不学阳明，我们还要学谁呢？
一、阳明其人及思想缘起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他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卒于嘉靖七年末（1529）。可见他主要生活在明代中期，这也是一个大明王朝由盛渐渐转衰的时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直接冲击着阳明的内心深处。
阳明生长在一个数世以儒为业的书香门第，到他父亲这一代更是高中状元，身列翰苑。显与一般家庭不同，阳明从小就被无形中灌注了一种士大夫所特有的那种社会担当精神及忧患意识。
阳明小时候个性活泼好动，已经展露出自己不服权威的思想苗头。他虽然文才很好，但亦喜武事，曾经专门学习过骑射功夫，还曾到山海、居庸等关出游。后来又曾一度钻研兵法，这为他以后平乱定叛、建立事功打下了基础。
少年时代的阳明就已抱负远大，以圣贤自期，这既是他欲以一身拯时救弊的自觉精神的体现，也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了做到“居敬持志”，他竟一改自己好戏谑的秉性，开始恭敬庄重、不苟言笑起来——当时他只有二十岁，正是青春奔放的年纪，想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他最终还是做到了！
但这才只是他求圣求贤的一个小小的开始，阳明的整个心路历程是长期的、痛苦的和曲折的。
他的弟子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道：“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
出于精神上的苦闷，阳明早年除了一度喜好摆弄辞章以外，就是长期沉溺于佛、道，“错用了三十年气力”。但是他毕竟是士大夫中的一员，他的用世精神最终还是令他对释老敬而远之。
及至被发配到了龙场，“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中者，诚知生死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
一番悟道之后，阳明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新生机会——这就是他从内心深处彻底颠覆了对理学的盲从，而萌生了自己的“心学”。
长久以来，见于程朱理学的支离，尤其是见于理学的知识化、烦琐化与虚伪化，阳明对其一直有所怀疑。
当时，世风日下，士大夫平常夸夸其谈，但做下的却尽是种种卑下龌龊之事；阳明有感于士大夫的知行分离，对此便认定了理学是罪魁。
他对理学及“科举之学”的抨击比比皆是：“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知觉。是故以之为子，则非孝；以之为臣，则非忠。流毒扇祸，生民之乱，尚未知所抵极……”“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
针对以上症结，阳明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就是力图矫治能言而不能行的虚伪士风。
阳明的功夫是很切实的，比如有一位弟子疑惑说“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就不同”，又一个也说“静坐用功，便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对此知行的难于统一，阳明便主张须在事上磨练，怕什么偏要勇于接受什么，努力克制自己，通过不断的自我暗示、自我激励来逐渐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
阳明晚年参与镇压民乱，但他逐渐领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更教人下功夫去“为善去恶”，以收点滴之功。万不要急于一时，更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否则又虚了！
因此，阳明不无忧虑道：“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二、阳明之学的诸般渊源
尽管阳明心学是对传统理学的极大颠覆和挑战，但是它还是没有跳出传统哲学的范畴，尤其它仍旧还是道德性命之学。
中国历来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国家，产生这种观念的社会根源可能正在于专制制度的深入，因为当权力无法被有效约束和监督的时候，只能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自律。
但是，当人身处逆境时，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很多传统哲学家都回答过这一问题。
孟子认为磨难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所以人要在其中坚定信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还有一种担当天下的自觉、自信意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且“万物皆备于我”，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的呢？
阳明也是如此，而且我们可以说，他正是孟子在明代的代言人。而作为儒家后学的荀子，其学就偏于功利，这只是授人以“鱼”，所以阳明不喜荀子。
阳明认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是受孟子性善论、良知良能等学说的直接影响。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阳明更把每个人都视作一位“准圣人”，只要功夫下到，就不愁成不了圣人！
此外，阳明之学历来与陆九渊的心学并称为“陆王心学”，可见二者之间必有深厚的渊源。
在阳明还未创立自己的心学之前，他的知交湛若水对他的影响就很深，而湛若水就是一位陆氏心学的信徒。
为此，阳明赞叹陆氏之学道：“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辩，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
但是阳明的心学主要还是自我体悟、自我求索的结果，“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
自然他的主张会与陆学有很多不同，比如陆主张知先行后。在心学集大成者的阳明看来，“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包括湛若水等人在内，也都对陆氏之学有所创造性发挥。
另外，陆王心学在方法上与禅宗有些近似，这一点象山、阳明自己也不否认，但是终究目的不同。而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才能让自己的思想充满活力。
三、王学的发展及衰落
正如朱熹在世时他的理学受到打压一样，由于阳明之学对正宗理学的背离，它在初创立时也受到不小的怀疑和压制。
然而就在阳明身后百年，他的心学以其新鲜的活力，就已经取得了与理学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势头。
《明史·儒林传》即道：“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可是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由于阳明之学所固有的看重本心、简易直截等特性，比如他晚年只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人，且本质上他是没有著述的。
因此，就如一把双刃剑一样，阳明之学在其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也走上了歧途……
阳明生前是最反对知识化、烦琐化和虚伪化的（目前也有这种倾向），甚至公然的离经叛道，结果心学发展到明末时已经与阳明的初衷相背离。及至明亡，很多人竟干脆将明亡的责任归咎于阳明之学，对它大力批判，其中就包括王夫之等人。
及至入清以后，由于阳明之学提倡良知等，清廷感到理学强调外在于心的天理对他们的统治更为有利，所以开始表彰理学、压制心学，《明史·王守仁传》中就借胡世宁之口表示了对阳明的微辞。而且心学淡化权威意识，理学则偏于机械和教条，压制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满清要的正是士大夫们的绝对的服从和奴性意识！
在这里，学术的传播与发展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可见并非是阳明之学的魅力不够。
四、对后世的影响
然而，衰落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它可能会获得某种再生。
“大凡历史上一种蔚为大观的学术流派，在它衰落之后，作为思想资料，常常要被后人摄取和吸收，它的个别命题，在后世也会时常被复活。王学在近代以来的情形，就是如此。”（张祥浩《王守仁评传》）
魏源是清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从小就究心于阳明之学，所以对于王学的好感比程朱大。到了清末，政治与社会危机严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也表现出了对阳明之学的巨大好感。
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就曾指出：“先生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
谭嗣同思想较为复杂，但他认为“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故而张扬心力。
梁启超更直接称颂阳明是“千古大师”、“百世之师”，认为“晚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之下也。”
后来，章太炎也说：“余观（阳明）其学，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像著名学者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都对阳明之学情有独钟。
蒋介石早年思想比较激进，但自“五四”以后，他的思想焦点却集中到了传统上面，开始对阳明、曾国藩等人大力推崇起来。在1932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更号召大家要把阳明的心学奉作中国的立国精神。及至以后，蒋介石始终视阳明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可惜的是，最近几十年来，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抛弃了太多有价值的传统的东西，以阳明之学为代表的心学也在其中。这是需要弥补的，而且需要尽快的补救。
五、对世界的影响
墙内开花墙外香，就在十七与十八世纪王学在国内受到空前的冷落和批判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东邻的日本，阳明心学却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与中国类似，朝鲜当时也是专制制度的稳固时期，所以王学没能在朝鲜传播开来。但是时值日本的幕府制动摇时期，异端思想抬头，王学取代朱学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日本王学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中江藤树（1608——1648）。中江37岁时购得阳明全书，读之深相契合，由是舍朱子而归阳明。虽然他在几年后就去世了，但却有开风气之功。
第二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三轮执斋（1669——1744），第三时期是王学发展的极盛时期，代表人物是佐藤一斋（1772——1859）。
一斋的门人众多，其中不乏佼佼者。他的再传弟子中，大多成为了明治维新的中心人物。“中日不少学者都认为是王学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并非虚语。”
其实，日本人推崇阳明之学，并非是单纯的功利心使然，因为王学本身就是积极用世的，它活跃了知识阶层；“由于王学主张万物一体，知行合一，心理合一，修身行己，事上磨砺，简易直截，适应了日本德川时代志士仁人要求变革社会的需要，使王学于17、18世纪在中国被摒弃之时，却在海东日本国盛行起来。”
像日本海军大将、曾在日俄战争中击败太平洋舰队的东乡平八郎，他表示“一生俯首拜阳明”；更有很多强人，声言愿做阳明门下一条走狗……
这些并非单纯只是对阳明完美人格的崇拜，也不是对心学的盲目崇拜，而应该是对“阳明精神”的一种高度推崇！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阳明精神”，答案可以在本书中寻找。
阳明之学在欧美华人圈也有些影响，但不及日本大，毕竟西学的强势也是有目共睹的。
六、关于本书的写作宗旨
我当年因多种原因，不得不从学校退学，后在家闭门读书数年，那种孤绝的心境是此生再也不愿体会的。
我历来对全才充满向往之心，王阳明就是这其中之一。余秋雨的书使我早就记住了“王阳明”的名字，但还是不太了解其人其说，及至后来通过不断的接触，才终于如发现了偶像一般。
还是在06年时，由于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与激动，我曾一度萌生过撰写其生平的热望（除了阳明之外，倒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以及没有多少闲暇，尤其我的学力有限，想法也只能是一个想法。
后来，在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阳明之后，我越发感到——其实阳明的一生比他的学说还吸引人，还精彩，也更直接、更有说服力；而且本质上说，阳明如同孔子一样，是个“述而不作”的人，他的一生才是他真正的著述！
所以，研究阳明之学，首要还是应该对他的一生有所深入的了解；而如此一来，大家也许就会觉得：其实，阳明之学并没有那么神秘，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通过仔细探究阳明的生平，我们应该不难感到他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毕生追随、效法的榜样，是我们汲取心灵之力量的源泉。而且阳明的一生也是在慢慢成长之中的，他的成长之路本身，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大的一座精神宝库……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违背阳明的宗旨：心学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把他的学说知识化，琐碎化，虚伪化，甚至神秘化，把他看作神一样的人物，那都是错误的。
我们心中应该坚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阳明！
其实，就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一次我感冒生病达一星期之久，相当痛苦（有人也许会以为我这是小题大作，可是自己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身边又无人照顾，加上种种焦虑之事，心情几乎坏到了极点。
我自己将入而立之年，青春已逝，顿生衰老之感，可是四顾茫然，内心的悲观和隐忧不时咬蚀着我本已脆弱的心：也就是在这病中，我似乎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威胁，感到了命运的无常和人力的渺小，遥想家中亲人，怎不黯然神伤？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不能不想到阳明：换作是他，又将如何呢？阳明处此，亦复何道？
也正是因为这样想着，我的内心才稍稍觉得有些安慰，对待命运也就有些坦然和从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