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知不觉地到了1932年的元旦。
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努力，闽西苏区、赣西南苏区的大规模肃反运动，暂时平静下来。深受“赤色恐怖”之苦的广大根据地军民松了一口气，以为肃反扩大化的阴霾已经烟消云散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单纯。
元旦这天，王明“左”倾中央为了更好地肃清根据地内暗藏的“反革命”，将原有的中央政治保卫处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各省设政治保卫分局，规定其主要职责有：
第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并动员群众同破坏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二，对奸细、特务、叛徒、变节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负责对这些人的侦察、揭发、逮捕、关押看守、审讯、处理；
第三，帮助地方建立和健全保卫机关和维持社会治安，取缔一切反动会道门，肃清土匪骚乱等；
第四，在敌区与边区建立工作网，并物色人员打入敌区与打入敌军内部开展情报工作；
第五，建立和健全各单位、各系统中的秘密工作网组织，并及时检查、布置、发展工作网的工作；
第六，培训和配备各有首长的警卫员，保卫首长安全；
第七，各师、团特派员还要协助所有单位参加指挥作战，身先士卒。
当时，保卫局战士的服装与一般红军战士的无多大差别。只不过一般战士的领章是红底红边，而保卫局战士的领章是绿底红边。
按规定，保卫局自成系统，权力超过同级机关，除非“特殊情况”，可以任意逮捕同级以下的任何“反革命分子”。这样，又为继续前段肃反的错误大开了方便之门。
不久，各地方政府、红军各军团纷纷设立政治保卫分局，继续肃反。
在王明“左”倾思潮的泛滥形势中，根据地内宗派斗争、党内斗争与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给这一时期的肃反涂上了错综复杂的色彩。在中央苏区内，出现了所谓的“季黄谋反事件”；在邻近的湘鄂赣苏区，肃反工作一反前段的冷静谨慎，也走向了极端化。
1931年7月初，湘鄂赣区委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召开了湘鄂赣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李宗白、赖汝樵、胡梓、杨幼麒、孔荷宠、杨琦、于兆龙、汤昭、刘建中、张名龙、黄志竟等为省委委员，李宗白为书记，正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赣省委，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
从一开始，湘鄂赣便受到肃反扩大化的波及，陷入乱抓滥杀的错误肃反漩涡之中。
还在省委成立前夕的1931年4月，中共湘鄂边特委便发出了第一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肃反工作当作唯一的中心工作，认真执行。
随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建立了由五至七人组成的肃反委员会，从事肃反工作。肃反运动便逐步开展起来。
据王首道回忆，这几个月的肃反情况大致如下：
在“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制造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的“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名单，责令我们临时省委审理……临时省委在方针政策上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在组织上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在案情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作法，以至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省委成立后，肃反进一步升级。这年8月，省保卫局成立，由赖汝樵兼任局长，主持全省的肃反工作。
像中央苏区一样，湘鄂赣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大批优秀党员和红军战士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残酷处死。
在修水等县，肃反委员会随便捉人，刑讯逼供，任意处决，甚至某些一度主管肃反的人亦难逃厄运。到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前，全省被处决的人达5000之众，其中大部分是参加革命的富农及知识分子。
1932年2月，王震从中央苏区开会回来，传达了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指示。湘鄂赣边区的肃反暂时平静了一阵。
但不久，中央针对湘鄂赣出现的危机，武断地认定，“湘鄂赣省委仍然没有彻底转变到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上来，犯了严重的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必须予以彻底改造。
3月17日至26日，以林瑞笙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湘鄂赣省委执委第三次扩大会议，撤销了以李宗白为首的原省委，建立临时省委。林瑞笙为书记，由林瑞笙、胡梓、杨琦、蓝桥、黄加高、洪紫青、陈桂生组成临时省委常委。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除作出了一系列“左”色彩的决议外，还决定，对一切反革命团体必须采取进攻策略，严厉处置豪绅地主残余和富农等反革命派别。
为此，临时省委撤销了原保卫局分局长赖汝樵的职务，由涂正坤替任，委员有涂正坤、郑宝、曹衍安、周益春、林焕然、傅秋涛等七人。同时，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宜萍、通城、修铜、宜奉、鄂东南等地和红十六军及红独立一、二、三师建立了19个分局，负责肃反工作。
错误的肃反政策，保卫局无限的权力，加上把肃反工作同所谓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结合起来，同反对所谓“平浏观念”纠缠在一起，冤案四出。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底，共逮捕处决“反革命分子”一千六百余人，其中包括大批苏区党政军领导人：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赖汝樵、省反帝大同盟主任张警吾、省互济会副主任胡筠、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呈天骥、红十六军组织部长刘英杰、红十六军九师政委李幼军、红十六军团政委汤钊、红三师政委叶金波、万载县委书记何曾益、铜鼓县委书记王楚来、平江县委书记王直、浏阳县委书记左之前、蒲圻县委书记高飞、阳新县委书记罗冠国等。
到1933年4月，原江西省保卫局长调至湘鄂赣省，更使冤魂满地的湘鄂赣肃反运动演化到了极至。
这位受过苏联克格勃训练的保卫干部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借口请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吃饭，秘密将之逮捕。逮捕后，对外宣称袁德生调到中央工作去了，暂时由谭余保代理省苏主席。
袁德生系湖南浏阳人，192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过安源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为创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作出了杰出贡献。
审讯时，主审者给袁德生罗列了十几条罪行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苏区中央局搞的，逼袁德生承认。
审问时虽然没有用刑，但采取了残忍的车轮战法，日夜审问，致使袁昏倒了好几次。但最终没有得到袁的口供。
1934年红军突围前夕，按照命令，袁德生这位坚贞不屈的老共产党员，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被秘密处死。一同被杀的还有另外一名共产党员黄之静。
逮捕袁德生后，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朱映华、曾毅之、陈尧进、刘秉常等一些在押或未在押的所谓“反革命要犯”亦一一被处死，制造了又一起血腥的冤案。
在这种不正常的恐怖气氛下，崇阳、通城出现了这样不正常的现象：区委向县委汇报工作，在山头喊话，不敢见面，怕被杀掉。汇报完毕，最后总要说一句：“我是好人。”
人心惶恐，以至如此！
就在湘鄂赣苏区的乱抓乱杀之风四处泛滥时，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季、黄谋反事件”。
季振同，字异之，河北沧县人，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旅长。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家有耕地2000亩，却不愿在家做不劳而食的少爷。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深得冯玉祥喜爱。五原誓师后，参加北伐战争，任手枪旅旅长。二十六军调至宁都围剿红军时，他曾派政训处长胡景陶，到山西、天津等地去找冯玉祥、鹿钟麟，希望找到共产党，寻求出路。
黄中岳，又名本初、培三，河南省罗山县人。曾就学于南苑学兵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性格豪爽，为人仗义疏财，侠义肝胆。当时为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一团团长。
季、黄二人对于围剿红军，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行径十分反感，和当时的二十六军总指挥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一起，于1931年12月14日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率领二十六路军二万余名将士毅然弃暗投明，加入红军，成立了红五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的一支劲旅。
宁都起义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接见宁都兵暴的代表时说：“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战无不胜。”并当场题词。
中革军委在1931年12月发出的《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的通令》中也说：
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群众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目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更加崩溃与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批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
同时，中央还决定给予领导宁都起义的董振堂、赵博生以全苏大会所制定的最高荣誉的红旗勋章，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随后，红五军团驻扎在秋溪进行整编。为了迅速将其改编为优秀的红军队伍，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负责人派曾在西北军工作过的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派肖劲光任红五军团政委，何长工、黄火青、左权三人分任十三、十四、十五军政委，协助进行红五军团的整编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中整编、改造和教育，经五军团初步成长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对此，肖劲光回忆说：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党对这支起义部队制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恩来、稼祥等领导同志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当时党处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之下，在改造部队的具体方针政策上，特别是以后对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处理问题上，都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和失误，我们在工作中也不能不受到一些“左”的影响。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是坚决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特别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正确的指示去做了，对大规模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今天看来，改编是成功的，红五军团以后成为红军中的一支重要军队，便是最好的证明。但王明“左”倾中央的错误做法，尤其是将错误的肃反政策运用于红五军团，枉杀季振同和黄中岳给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沉重的教训。
还在改编初期，“左”倾机会主义者就提出“只要兵，不要官”的“左”的口号，将一些要求参加革命的军官拒之门外，不久，又派人到五军团进行“反对军阀”的斗争，进行肃反。
其时，各军团均成立了保卫局，与政治处成为平行机构，抓人、捕人、监禁，采取逼、供、信、罪不当罚的事常有发生。而红五军团起义前是军阀部队，就如坐在刀尖火口上。一时间，从军官到士兵，人人自危。
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同保卫局乱捕乱杀的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尽量保护五军团革命的干部和战士。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曾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秋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到西北，与邓小平一道，进行冯玉祥部的革命宣传工作，在西北军中深孚众望，对赵博生、董振堂的思想转变影响极大，为宁都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宁都起义后，刘伯坚在接受改造二十六军的任务时，就深知其中的艰难，这不单单因为二十六军原是军阀部队，存在许多毛病，还有来自党中央“左”的干扰。尤其是后者，令刘伯坚忧心忡忡。
这天凌晨，熬夜修改一个未署名的剧本《英勇上前线》的刘伯坚从椅子上站起来，正准备出去活动手脚。这时，一位年青而陌生的战士端着一盆水走进来。
刘伯坚正在为剧本物色角色，见这战士眉清目秀，十分机灵，便亲切地问这位陌生的小战士：“你叫什么名字？你能不能演戏？”
那战士放下水盆，心事重重地说：“报告刘主任，我叫黄镇，原是团部的宣传，现在不能演戏了。”
伯坚十分诧异：“为什么？”
“有人确定我是‘军阀’，是‘黑秀才’，要送我回家。”黄镇提心吊胆地说。
伯坚脸色一沉，追问道：“你多大年纪？家住何处？什么学历？原任何职？”
“19岁，家住安徽桐城，祖辈务农，美术学校肆业，原二十六路军军训员。”
刘伯坚听说有人竟将一个小小的军训员当作军阀，荒谬绝伦，不禁哭笑不得，心里也逐渐沉重起来。
他决心尽己之力保护好这位有才华的小战士。于是派人叫来黄镇的团长和政委，对他们说：
“我们决不许把同志内部是非之事当作敌我矛盾，决不允许借整顿部队搞打击排斥，残酷迫害。黄镇同志能有多大年纪，就能当军阀？简直是胡闹！”
不久，刘伯坚便把黄镇提拔到政治部工作。
解放后，已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黄镇对刘伯坚烈士的女儿刘虎生说：“要不是刘伯坚同志担保，我连参加革命的权利都没有。刘伯坚同志生前不愧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是我的启蒙老师，要不是他善于做团结教育人的工作，说不定当时有许多起义过来的官兵只好被迫离开红军。”
刘伯坚就这样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正直去保护受冤屈的红五军团的军官和士兵。但在那个“左”潮汹涌的环境里，他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小了。
1932年5月的一天，红五军团指挥部来了几个保卫局的干部，宣读了中央保卫局命令，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正在研究作战计划的总指挥季振同和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及其他几名起义军官。
原来，黄中岳所率领的一些士兵出现了反水和叛逃事件。先是十五军二营刘营长带了几个人偷偷逃走，临走给黄中岳留了一张便条：“本初，我想回家。我把马留给你。”
不久，原二十六路军特务营的一个连队，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企图重投白军，还没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连队解散。
这两件事的发生，对刚刚从军阀部队转变过来的红五军团来说，本属难免，但嗅觉灵敏的保卫局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谋反事件，背后一定有人指使。推理之下，便将怀疑的目光对准了还有残余军阀思想的季振同和黄中岳身上。
季、黄突然被捕令董振堂、刘伯坚震惊异常。他们都十分了解季振同。季虽然有着旧军人的习气，但那颗赤热的爱国之心肝胆照人，他不满意蒋介石的黑暗统治，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才一起参加了宁都起义，走向了光明。起义后不久，便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怎么会背叛革命？
董振堂、刘伯坚飞马赶到瑞金，见到了叶剑英、朱德、董必武等同志，陈述了理由，要求中央认真调查，搞清楚情况再说，不要偏听一面之词，要重证据。大敌当前，出师未捷，不可不明不白地杀掉一个军团指挥干部。
但他们口头的分辩又如何能阻止“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屠刀？1934年6月，季振同、黄中岳被处死，红五军团战士无不悲痛万分。
听到这个消息，董振堂悲愤莫名。赵、董、季、黄是宁都起义的四位领导人。也是肝胆相照、抗日救国、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去了三位。赵博生占死沙场，季、黄又蒙冤而死。
孤身一人的董振堂陷入了极端的痛苦和怅惘之中。
然而，他所面临的考验远不止这些。
先是政治委员肖劲光突然被调离、受审。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
原来，肖劲光从红五军团调到闽赣军区任职后，对王明路线搞的那一套“全面防御”、“短促出击”，以及“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很不赞同。可是，李德和“左”倾路线领导人手握大权，他们不许任何人违抗他们的意志，更听不进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
那时，肖劲光同志所在的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但部队都调到别处作战去了，他根据敌人进攻的形势，估计敌人可能进犯黎川，就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光泽、资溪一带，消灭进犯黎川之敌，而不应死守黎川，但遭否定。李德命令肖劲光一定要守住黎川，但又不给黎川派兵，反而在敌人进攻前数日将黎川仅有的一个闽北独立师调走了。肖劲光手头只有一个60人的教导队和几支装备落后的游击队。
就在这时，敌五军周浑元部以三个师的兵力进犯黎川。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和我后路即将被敌切断的危急关头，肖劲光断然决定撤出黎川，把部队转移到新的作战区域。
黎川失守，明明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消极防御、指挥失误的结果，却归罪于肖劲光同志。
黎川失守后不久，肖劲光奉命率部队参加八角亭战斗。肖劲光先率部队与敌人接触，激战两天，将敌阻于八角亭以东森林地带。第三天，红三军团主力投入战斗，发起总攻。但总攻失利，我方损失惨重。于是，敌人在增援部队和飞机的配合下，向我阵地发起攻击。阵地被突破，敌人突围至浒湾。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同志对战斗情况作了调查，认为肖劲光同志并无过错。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却将肖劲光撤职，调总部审理。
在审查肖劲光的诸罪状中，还有一个所谓丢伤员的问题。那是在八角亭战斗中，部队伤亡极大，有200名伤员需通过敌封锁线送到后方。肖劲光决定派一个营的兵力负责掩护，在夜间通过。当夜绝大部分伤员安全通过，只有十余副担架因掉队了，在天明前未能通过，为敌劫去。
1934年1月，“左”倾中央组成临时法庭，审判肖劲光。将肖劲光判刑5年，开除党籍，并宣布无上诉权。
有一天，刘伯坚和董振堂专程去看望肖劲光同志。只见他关在一间土屋里，脸色蜡黄，身子干瘦，但精神状况很好。他坚定地说：“我无罪。”
肖劲光还告诉刘伯坚、董振堂，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聂荣臻同志都来看望过他。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但是，董振堂并未因此心里好受一些。这期间，有人在战场上拾到了国民党的传单，印着董振堂“反水”的反革命信件。
持着这封信，董振堂忧心重重，知道难逃保卫局的审查了，弄不好，连命都得白搭进去。
刘伯坚安慰董振堂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我已向周恩来同志作了解释。请你相信党，党是相信你的。”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在战场上接连失利。为推脱责任，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又归罪于红一、三、五军团的将领身上，由此再次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
红五军团遵照“左”倾中央的指示，强攻硝石、资溪，未果。“左”倾路线领导人不去检讨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却将失败的责任与那张所谓董振堂“反水”的传单联系在一起，欲置董振堂于死地。
幸好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顶住了这股邪风，才使得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没有成为错误肃反的牺牲品。
没有遭受季振同、黄中岳的命运，董振堂并不感到高兴。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亲眼看到季、黄二人的冤案得到昭雪。
1937年1月，董振堂血洒甘肃高台沙场。临终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仍是这一心愿。
直到1982年，季、黄二人才终于得以平反。
安息吧，两个忠正的灵魂！历史，是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