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中央黎平会议决定的方针，12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签发了关于《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命令红一、九军团编为右纵队从剑河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红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编为左纵队，从台拱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敌和川敌，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12月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开始了向具有决定的战略转移方向上的转变。
蒋介石得悉红一方面军进至贵州黎平，就担心中央红军会同湘、鄂、川、黔边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急忙命令湘军刘建绪的部队沿清水江西进，赶到黔东石阡、印法，沿乌江东岸一带布防，堵截中央红军北上；命令原在鄂、川边的徐源泉派兵到酉阳、秀山一带，同刘建绪联防。蒋介石还特别命令嫡系薛岳将所属的8个师编为两个纵队，分别由吴奇伟、周浑元任第一、第二纵队的总指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
贵州军阀王家烈惧怕红军进入贵阳，就亲自赶到马场坪，调整部署，把主力部队集中在南嘉堡、新柳、南寨、柳寨、南哨等地。
红军右纵队进入剑河后，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从施洞口北渡清水江，进入镇远县的鼓楼坪。
镇远是黔东重镇，位居湘黔要冲，有“黔东锁钥”之称。黄烈侯闻讯红军向镇远城进军时，便派黔军第四团蒋德铭的一个营赶往鼓楼坪凶战。蒋德铭部武器装备精良，认为可抵御红军，谁知，刚一交锋，就败退入城。在红军的声威之下，黄烈侯、蒋德铭不敢守城迎战，当天黄昏便带领残部弃城而逃。红一军团第十五师遂于12月25日夜间占领镇远城。与此同时，右纵队的另一支部队在两河口阻击敌吴奇伟部的一个师，防止敌军西上，有力地配合了红十五师顺利地攻占镇远。
红一军团第二师从施洞口北渡清水江，经平寨、翁谷陇、白溪，击溃守敌巾领施秉县城。
红军左纵队也分两路进军黄平，于12月28日占领黄平县城。12月9日，红军击溃黔军宋华轩团，进入余庆县城。
红军由广南寨西北进，即为两河口与牛皮山，地处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当地薛周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天步、绥宁、靖县、会同等县以阻红军北上与贺龙、肖克之红军会合。桂军以一部扼于桂湘边以阻红军南下，并以一部尾追红军。当时红军前锋已占通道县，即避实就虚而径趋贵州之黎平府。
贵州东部与北部之守军为侯之担部两个师。侯之担本为贵州三首领之一，另两人是王家烈、犹国才，兵力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其赤水兵工厂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当毛泽东、朱德部红军。故红军分路连占锦屏、柳霁、剑河、台拱，而入镇远占领通贵阳之汽车线。侯之担部可怜连战连败，直败至乌江边。王家烈部此时在新黄平扼守，但亦被红军击败，弃城而走。此时红军即完全占领镇远、施秉、黄平。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施秉、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在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这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
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城者所能想象。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军经过时，立于路边之小孩，正在发抖。而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个贫穷的地域中，煤炭却到处可得。上海卖30元1吨之无烟煤，那里只要1吊钱，而且1元大洋要兑20吊。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红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红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红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红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红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
贵州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肖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到，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询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贵州汉苗民之所以拥护红军之主张者，不仅因红军之活动的结果，亦由贵州当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贵州人民受军阀之压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象，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此次红军入黔，侯之担已勒收过两次“剿赤”捐。军队既不能卫民反而是害民，此实为共产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一入贵州，除见居民贫因之外，尚有三事，为长江流域所未见者，分别是：一为鸦片满地；一为天天下一丝丝的毛毛雨；一为处处是高山峻岭，找不一如湘赣两省之平地，更说不上江浙之平原矣。所以地图上有形容贵州地方情形之言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确符事实，入黔两月，未尝连晴天三。
短短十多天，红军进入贵州后连克数城，军心大振，部队也得到休整和补充。
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行军作战，红军很注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12月24日，李富春发布了《关于注意与苗族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宣传民族平等，欢迎苗民加入红军。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红军不打苗族土豪，不杀有声望的苗民甲长、保长、乡长，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
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坊（今草塘）。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的猴场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渡过乌江以后实施黎平会议决定的新的行动方针，决定“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古的主力部队。”
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作出一条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猴场会议是继通道和黎平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与错误军事领导者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红军被迫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广大干部战士对错误领导的不满。猴场会议同通道、黎平会议一起，为不久以后举行的遵义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