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洛甫，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进在老山界的山沟里。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加之深秋的连绵细雨，弄得他疲惫不堪，行动颇不方便。崎岖的山间小路，泞滑难行，配备给他的那匹马，也无法乘坐了，驮着他的东西，只得让特务员牵着，紧紧跟在他的后面。
扶着一根竹杆，洛甫默默地走着，心事重重。
三年前的一个冬夜，他和杨尚昆离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归国途中，列车带着他们越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在双城子换了车，行抵绥芬河边界，在一个秘密交通站里，他俩来一番乔装打扮，当晚，即由一个苏联同志带领他们偷越国境。他俩紧紧跟着这个不知姓名的苏联同志，心情有点紧张地默默走着，四周是皑皑的雪原，茫茫一片，凄厉的寒风打着狂舞的雪花，不断扑打着他们的脸面。严寒，包围着他们，连他俩的睫毛上都结了霜花。
他戴的还是这副近视眼镜。三年前夜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不同的是，那次走的是雪原，今天走的是山路。
他在国外学习、工作五、六年后，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回国。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他大可以将他所学的知识、本领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他所追求的壮丽的事业。归国之初，他的确也是这么想的。
他虽然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却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斗争漩涡里，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犯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成为一条错路线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条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他万万不曾预料到的事。今天，这数万部队在大山沟里艰苦的夜行军，不能说与他的一份错误没有关系，一想起这，他的心就有些难受。
他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个雪夜，那个苏联同志领着他和杨尚昆悄悄地翻过一座大山，来到祖国边界的五站。苏联同志的任务完成了，在他们一阵亲切的默默注视之后，他俩深深地道一声感谢，又继续作神秘的旅行。几经周折，抵达上海的时候，正巧旧历新年。他们在四马路一个旅馆住下，按约定的办法与党中央联系。当时，正值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上海的党组织情况较乱，他们等了数日不见有人来接头，心里着急，又不便整天待在旅馆里，于是他们分头上街，看能否碰见一、二个熟人，再作计议。一天，果然凑巧在马路上遇见一个同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学，他们是怎样的惊喜，立即向这个老同学打听党组织的情况。这个老同学将他们带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党的一些情况后，接着爽快地说：“我马上将你们报告中央负责同志。”
果然就在这天晚上，中央负责人博古悄悄来到他们的住所，紧紧握着洛甫和杨尚昆的手说：“洛甫同志，尚昆同志，现在革命非常需要我们这些留俄的同志，你们回来正是时候哇。”
洛浦紧接着说：“博古同志，那就赶快分配工作吧。”
博古用他那双聪明的秀目打量着洛甫，喜悦地说：“你是一个文化人，过去写过不少文章，就搞宣传工作吧。”
就这样，1931年的2月中旬，洛甫回到祖国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接替沈泽民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党中央的《斗争》《红旗》杂志。这一年的秋天，刚步入“而立之龄”的他便提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委员，一下子便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他才思敏捷，又善于写作，这个时候，他针对中国的革命现象，写了大量的文章，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他早年所从事和关心过的文艺与宣传方面的。这些文章，应该说有正确的，但也有错误的。比如，他在1932年2月18日发表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一文，就明显地是为王明的错误路线张目。
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洛甫也随之进入苏区，在第二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翻筋斗的两次会议，乱子闹的不少。临时中央，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瑞金，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挥的，唯国际的马首是瞻，推行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从洛甫在党内的重要任职看，他身处其中，自难逾越历史的局限，帮助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什么时候，这都是他自认不讳的事，也是他感到无比惭愧和负疚的事。
突围出来，为避免敌人的截击，白天不敢走路，象这样的夜行军，对于洛甫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晚上了。高度近视，走这样坎坷的山路，他已记不清摔了几次跤，有什么法呢？脚下的路是这么的曲折崎岖，周围又是那样的黑暗无边。由于怕暴露目标，遭受敌人袭击，部队还规定不准讲话，不准抽烟，大家只好一个跟着一个默默地走着。冲破四道封锁线以来，部队损失越发惨重，上上下下也都弄得疲乏不堪。比如象这样无休止的夜行军，有的走着走着只要一停下来，便站着睡着了。有的甚至一边挪动着步子，一边糊里糊涂地在睡觉。有的蹲在地上拉屎也睡着了。
洛甫所在的中央队的夜行军也是如此。湘西的初冬，细雨霏霏，寒风刺骨，突围前，大家虽然作了一些准备，但一年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耗尽了苏区的人力、财力、物力。即使是中央领导人，所携带出来能抵御严寒的衣物也是有限的。洛甫是个高个子，出发前，分配给他唯一能过冬的那件较宽大的棉衣套在身上，他还感到冷，一路走一路打着寒颤。头上的竹斗笠被长时间的细雨湿透，他感到头上越来越沉重，瘦弱的身体，似难以支撑。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夜行军，比起西伯利亚雪原中的秘密旅行来，更不是滋味！
他感到非常疲倦，甚至还感到有点儿沮丧。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书生、学者。象这样的军旅生涯。平生还是第一次。虽然，国外的学习和工作，还不是那么的悠闲自在，但相对的说还是比较安定。踏进国门以后，无论是在上海的十里洋场里东奔西走，还是在根据地里惨淡经营，诚然也会遇到袭来的凄风苦雨和阵阵阴霾，但还不至于象今天这么狼狈不堪！
实在太疲倦了，他也会在马背上打一会儿盹。但那是在道路比较好走的情况下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碰上艰于跋涉的羊肠山路，他无论如何是不会象疲惫的青年战士那样站着睡觉的。因为从投身革命之后，思想一直很敏锐，很活跃，爱动脑筋，爱思考问题。恰巧这样的夜行军又不准讲话，于是便给他提供了一个认真思索与反思的机会，一两年前的旧事，不期然地翻腾在他的脑海……
往事历历，就好象昨天才经过的一样。个人的遭遇，比起整个革命事业的兴衰浮沉来说，毕竟显得渺小，微不足道。洛甫对这种行军的不适应，可以说近乎是一种痛苦、一种罪过，但他都不计较。而革命到了这种处境，红军失败到这步田地，才是他最感痛心疾首的。特别是这种处境这种失败又与他不无关系，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之一的他，责无旁贷！
他可以说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干将，是那个宗派小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精通马列，又会俄、英、日、德等几国文字，学问渊博，办事干练，深得第三国际赏识。由于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必须跟着执行一条错误路线。诚然，他不是一个盲从者，任人摆布，可以颐指气使。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之所以要跟着执行一条错误路线，开始他错误地认为这条路线是对的，症结所在是他不够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教条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不能说南辕北辙，但至少是对不上口径，客观上给革命带来危害。
但事物有相同的一面，常常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中有异，异中求同，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就以几个执行王明路线的核心人物而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实际工作中的碰壁，事实教育了洛甫。及至后来，他们虽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总方针、政策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策略和斗争方式上，他同博古以及国际派来的那个军事顾问李德之间，也产生过矛盾，有时矛盾还相当激烈哩！
洛甫自然地回忆起一次与博古的争吵来。
几个月前，反敌人五次“围剿”进行的广昌战役，是一次关键的战役。因为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如果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就很危险。李德、博古亲临前线视察，对此战役寄以莫大希望，以为可以打一个胜仗，凯旋而归。殊不知敌人来势汹汹，红军支撑不住，败阵下来。
博古、李德回到瑞金后，为总结广昌战役召开了一次军委会。
洛甫虽不直接参加军事指挥，但他对战争的发展颇为关注。由于他是党内的高级领导人，前方军事情况的材料都要抄给他看。因此，他了解反“围剿”的情况。当博古扼要地报告完成广昌战役的作战经过后，洛甫按捺不住了，他在会上说：
“敌人屯兵坚城之下，占据了有利地形，兵力对比，我们又处于劣势，根本不应与敌作战。”
博古不以为然地提醒洛甫说：“洛甫同志，军委会上，你是同意在广昌地区打一仗的，今天，你又反对起来，这不变成事后诸葛亮了吗？”
洛甫说：“是的，广昌战役前的一次军委会上，我是同意打的，但不应与敌人拼消耗，如果相机行事，损失就会小些。”
博古不服气：“怎么能说是拼消耗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天下没有只打胜仗不打败仗的军事家，洛甫同志，如果你来指挥，我看也会是这个结局。”
洛甫说：“指挥打仗，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外行，但再外行，也不会和敌人拼消耗，使我军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博古动怒了，透过镜片，可以看见那双大大的带着书生气的秀目瞪得圆圆的，脸色也有点不大好扯，他冲着洛甫说：“1905年，俄国革命，机会主义者蛮列哈诺夫反对列宁，就是采取你这个态度，他有一句典型的孟什么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洛甫同志，你是否也指责我们，不应该拿起武器与敌人作战呢？”
洛甫听到博古把自己比成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双眼瞪得大大的盯着博古，脸上立刻泛起一阵红潮，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提高了嗓门说：“博古同志，我不能接受你这种污蔑，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告诉你，什么时候，我都坚持这种看法，广昌战役，不应和敌人死拼！”
这次军委会，就是在洛甫和博古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争论中不欢而散的，与会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德等人，一个也没有发表意见。
广昌战役的一场争论，洛甫和博古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嗣后不久，博古为了争取洛甫，对洛甫说：“李德最近说，我们都是莫斯科回来的，中国的事情，需要由莫斯科回来的办，我们之间应该消除前嫌，很好地合作。”洛甫听了，觉得此话颇有意思，含笑不语。
他们之间，既然出现了分岐，就很难愈合。洛甫是个坚持真理的人，本来他对李德的指挥早就有一些意见，他对广昌战役的不满，一半冲着博古，另一半应该说是冲着李德的，于是他对博古传达李德的带有浓重宗派情绪的告诫，很不以为然，当然也就没有照办。博古感到洛甫不大听话，与他过不去，于是开始排挤洛甫。1934年1月以后，博古将洛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要他担任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对于博古来说，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将洛甫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排挤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