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毛泽东几次交手失败后，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是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大概赤匪比我们长的地方也就在这几点上……现在我们就可以就这几点来研究我们今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
在第五次“围剿”之前，蒋介石为能消灭红军，把赌本已经下好，发誓非在新的“围剿”时“消灭赤匪”不可。
面对有不可收拾之势的燎原之火，蒋介石这一回可不同以往。他首先从训练军官入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在庐山开办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
训练团分两个阶段各办3期，每期3周，共训练了7500人。
办三期军官训练团的目的，蒋介石在7月11日对教官顾问说的非常明确：“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在这三期训练中，蒋介石先后讲了25次话。在这25次讲话中，他着重讲了他亲自编定的《剿匪手本》。此书分为“绪言”、“救民”、“气节”、“纪律”、“智勇”、“勤劳”、“战机”等部分。
在训练军官过程中，蒋介石还聘请了以德国前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70人的军事顾问团，以柏林敬察总监白朗堡为首的法西斯军官，帮助他进行法西斯统治和军队的训练。
蒋介石把赛克特请到庐山，为他即将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赛克特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
在赛克特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战略。他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推进战法，即以重兵从四面包围和逼近，然后组织庞大的进攻部队，进行短距离、有目的的进攻，攻占该目标后，立即停止前进，构筑碉堡、封锁线，各堡垒之间可以互相了望，机枪火力可以互相接应支援，待阵地巩固后，再进行下一个有限距离目标的进攻。企图通过堡垒推进战术，逐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达到蚕食革命根据地，最后与红军主力决战，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与此同时，博古也请来了一位德国顾问——李德。他的原名叫奥托·布劳恩。
李德与蒋介石的顾问赛克特相比，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得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只是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
李德的到来，给博古带来喜悦，由于他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顾问。
李德自己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说：“他到苏区瑞金的”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共产国际曾对李德职权作过明确规定，但博古对此全然不顾，把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奉为红军的主帅。
这为红军的命运罩上了阴影。
但可叹的是，当时的“左”倾领导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客观上讲，他们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殊死斗争中，帮了蒋介石的一个大忙，虽然他们不是有意的。
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于1933年下半年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他自任总司令。但是，他这次的对手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和李德。
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对于党内其它同志都不信任，而一味盲目地崇拜洋人，依靠他信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让他负责指挥军事。李德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那种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这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迎敌，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毛泽东当时处于受排挤的境地，但他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红军的胜败存亡出发，曾提出过应暂时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一带，然后集中红军主力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建议，但被李德和博古拒绝。
其实，朱德总司令总结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对红军的战术发表了详细意见，提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基本战术原则。总司令认为：
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要懂得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能以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红军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下。任务、敌情、地形时常变换，红军的决心就不同，运用战术的原则就更不同了。
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它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钳制敌人的兵力，但要主动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保障主要突击方向的进攻。
朱德还提出，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不能争取战术的胜利，战略的目的就不容易达到。战斗的完全胜利是由许多小的胜利总合起来的，不去争取小的胜利，就难以有大的胜利。要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
朱德总司令还对红军的通信和侦察工作明确了具体原则，要求兵力和部队在遂行任务时要保持通信联络，以便共同实现决心。当情况变迁而通信联络中断时，则应根据首长决心和实际情况机断专行。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各级指挥员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
但是，博古等人没有接受朱德总司令提出的“集中其最大兵力”在一个方向作战的建议，而是企图通过分离红军主力，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这种企图不可能实现的，但中革军委却在7月1日下达了分兵两路的命令。
根据这个命令，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等部队组成东方军，由军团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从广昌出发到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展开进攻。入闽以后，彭德怀指挥的东方军编制不断扩大，作战近三个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本身也受到了削弱。
红一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委。中央军主要在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战任务。
红军分兵作战，使蒋介石获得喘息的时间。为了更大规模地“围剿”红军，蒋介石撤销了赣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另外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的一种重要权术就是变换总司令部的名称，调换指挥官的职位，以期达到预定目的。
蒋介石自己坐镇南昌，就要千方百计把“围剿”红军的架势拉得大一些。这一次，这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除了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政治上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在经济上实行更加严密的封锁，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外，还向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大量借款，购买国外先进的飞机和火炮，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企图借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来“围剿”红军。
当蒋介石得知彭德怀率领东方军入闽作战时，就从容地在江西庐山这座风景如画、凉爽宜人的避暑胜地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围剿”的方针和计划。这一次，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蒋介石最初的部署是组成北、南两路军。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第三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为总指挥的第三路军18个师又1个旅为这次“围剿”的主力军。顾祝同是江苏省涟水县人，他跟蒋介石不同，不是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六期毕业生，他在黄埔军校任步兵战术教官时，追随蒋介石，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信。北伐战争中，他率军攻克福州后，担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1927年8月，蒋介石在下野以前把他调到嫡系部队的第九军任军长，后来又担任第一军军长。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又被蒋介石选调为南京国府警卫军军长。蒋介石在“围剿”红军连遭挫折的时候，把顾祝同这样一名亲信第一次调到江西前线，委任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北路军总司令，地位在陈诚、汤恩伯等亲信之上，而把何应钦冷落在一边，可见其用心良苦。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第一、二、三军共11个师又1个旅，主要任务是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我军向南发展。陈济棠跟顾祝同不同，他本人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以往统率的军队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是广东防城人，17岁时入广东陆军小学学习，1915年参加了讨袁倒戈活动，后来到粤军任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31年，陈济棠参与反蒋活动，把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担任总司令，并接管了驻广东的海、空军，他手下的兵力达15万人以上，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
蒋介石把陈济棠这样一个公开对抗过自己的“南天王”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也是无可奈何。蒋介石主要是想利用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堵住南面的“缺口”，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也没有对陈济棠抱多大的希望。朱德却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这个南路军总司令同蒋介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亲自给陈济棠写信，同周恩来一起主持同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
朱德总司令给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写信，是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在这封信中，朱德深刻分析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表明了红军抗日反蒋的态度。朱德在信中说：
近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就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在爱国的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抗日情绪的推动下，于1933年10月26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工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吉定。朱德以此为例，敦促陈济棠抗日反蒋。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且伺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亡，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待。
朱德总司令还根据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屡战失利，日趋严重的形势，坦率地在信中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的提议。
朱德在信中还希望双方顺畅通信联络，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
这封信是1934年9月发出的，当时红军准备长征了，总司令的脑海里还在思考反“围剿”的隆隆炮声和熊熊烈火，在思考信中所提到的“福建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