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王劭、宋孝王所著的《齐志》、《关东风俗传》,叙述北魏、北齐当时的事情,直言不讳,秉笔直书,各求保存正直之道,当世地方口语,由此完全显露。而现在的学者,都责难这两个人言词不洁净,语言太浅俗。其实语言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却偏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见嫫母很丑,反而责怪镜子不好了。
世间又有议论的人,都认为在北朝的许多著作中,《周史》是最好的。大概是赏识它记言的体裁,大多同于古史的缘故吧!像这样以曲意装饰的空话,完全不顾真实事迹,便称它为正直的良史,把他当成模范来学习,那么董狐、南史,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班固、华峤,肩挨肩的到处都是了。
近时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家的才能。郎余令著《孝德传》,张太素著《隋后略》。凡是编写当今的语言,都模仿古旧的文辞。如果选择语言可以仿效古语来记载,其中难于找到类似的辞语,就忽略而不取用。想来因此而废弃的素材一定很多,记得完吗?
【原文】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人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事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成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译文】
江芊骂商臣说:“贱人,你父王想废你而立王子职。”汉王对郦生发怒说:“这小子,几乎把你老子的事弄糟了!”单固对杨康说:“老家伙!你死是自有应得。”乐广赞叹卫玠说:“谁家生出这样的孩儿!”这些一都是当时轻慢的词语,鄙俗的言谈,定可在口头流传,直至于背诵;但是世上的人都以为上面两句话,不失清雅,而下面两句话,极为粗鲁质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楚、汉时代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年代相近,语言还与现在相同。已经久远的就称它为文采,还与现在相同的就惊诧它的质朴。天地能永远存在,风俗不能固定不变,后代的人看现在,也犹如现在的人看过去。但作者都不敢写作今语,却勇于仿效以往的言词,那不是糊涂吗?如果记事就要遵从《五经》,记言就要依靠拿《三史》,那么春秋时代的风俗,战国时代的风气,将与天地一同并存,经过千年仍旧一样,为什么古往今来,质朴与文采屡次变化呢?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各种人才都用就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使人受到感化;擅长著作史书的人,美恶的事情都要记载,无论语言美丑,都要传于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言辞就一定接近真实,几乎可以和古人处于同样的地位,岂止只得到古人遗留的记载而已。
叙事
【原文】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王,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已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隋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戟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
【译文】
好的国史,要善于叙事,而善于叙事的,又以简要为,王。这简要的意义是很大的呀!普遍察看自古以来最早的著作,《尚书》开始记事,所记务必精减事实;《春秋》变了体裁,记言又重视省略文字。这大概是风气厚薄不同所造成的,前后风格不一样。尽管这样,但是文辞简约而事迹丰富,才是特剐好的著作。从两汉开始,直到三国,国史的文辞,逐渐受到多而杂的影响。到晋朝以下,又有更大的发展。假如寻找它的多余句子,摘取它的琐碎词语,一行之中,一定有几个字是误加上的;一篇之内,常常有几行是空费笔墨。聚集(千万只)蚊子的声音就会形成振耳的雷声,堆积过多的轻物就可以压断车轴。何况章句不加节省,言词不加限制,就是能装它几大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叙事的体裁,可分别为四种:有直接记载才能品行的,有只记录事迹的,有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有借赞论而自然明白的。至于像《古文尚书》介绍帝尧的德行,就用“允恭克让”来表示;《春秋左传》说太子叔的状貌,就用“美秀而文”来示意。像这样的叙述,再没有加上其它说法,这就是所谓直记才行的例子。又如左丘明记载申生被骊姬所诬陷,上吊而死;班固记载的被项籍所围时纪信代君而死,这些就谈他们的节操,而忠孝自然明显,这也就是只书写事迹的例子。又如《尚书》叙述武王历数纣王的罪恶,在誓词中说:“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记载隋会论说楚国,他说:“荜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些是一概不写他们的才行事迹,只录相关的言辞,事情便显露出来了,这也就是凭言语就可以了解的例子。又如《史书·卫青传》后面,太史公说:“苏建曾经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才不以礼待士。《汉书·孝文纪》结尾,班目的赞语说:“吴王濞装病不来朝见天子,文帝反而给他戟杖。”这些是列传和本纪都并没有记载的,而由史臣发表议论引出那些事情,这也就是借赞语就自然明白的例子。而且才行、事迹、言语、赞论,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不互相重叠。如果都要完全写出来,那就有更多的繁琐言辞。但是自古经史,一般多有这种缺点,能够避免的,大概不过十分之一二。
【原文】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祥,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者。”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
自兹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非不幸也。
【译文】
还有叙事的省略,可分为两类:一叫省句,二叫省字。《左传》记宋国华耦来鲁国盟公,说他的先人得罪宋国,迟钝的人认为他很聪敏。用迟钝的人称赞聪敏来衬托,被贤达所讥笑,这就是省句。《春秋经》说:“陨石于宋五。”那就是先听到陨石落下的声音,然后才看见是陨石,数一下才知道五个。增加一个字就太详,减少一个字就太略。要求适中,简要合理。这是省字。与此相反的。如《公羊传》说郄克独眼,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跛足,齐国用跛足的迎接跛足的,秃头的迎接秃头的,独眼的迎接独眼的。恐怕应该删除“跛者”以下句子,只说“分别用同类的人去迎接。”如果定要把事情说两遍,那就很费文辞,这就是烦句了。《汉书·张苍传》说:“年老,口中无齿。”在这一句之内省去“年”及“口中”就可以了。这六字成句,而有三字妄加,这是烦字。那么省句容易,省字困难,透彻认识这种思想,才可以开始谈史。有时句意已完还有多余的字,文字都重复,史书的繁琐杂乱,常常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此以后,编史的正道日趋衰微,字句烦杂累赘的作者,不断出现。他们作文的时候,大都组织文词不用片言只字,锤炼句子都要成双,长短要均匀,单双相配合。本来应该用一个字概括的,常常要凑成两个字;应该用三句成文的,一定要分为四句。到处都是重迭拖沓,不知有所删裁。因此王沈撰《魏书》受到裴松之的责难,温子升撰《水安记》被王劭所讥笑,便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不幸的事。
【原文】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全克敌之功也。若才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然则《史》、《汉》已前,省要如彼;《国》、《晋》已降,烦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恶。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则一贵一贱,不言可知,无假榷扬,而其理自见矣。右隐晦。
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而史臣撰录,亦同彼文章,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润色之滥,萌于此矣。
降及近古,弥见其甚。夫以吴征鲁赋,禹计涂山,持彼往事,用为今说,置于文章则可,施于简册则否矣。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右妄饰。
【译文】
作者的言辞虽然简略,事理都很重要,所以能够疏略而不遗漏,节约而不亏省。譬如用奇兵的人,用一当百,能够起到全部战胜敌人的作用。如果缺少突出的才能,思想又很不敏锐,费词已经很多,叙事方才周详,犹如卖铁钱的,用两个当一个,才能成为买卖的价钱。这样看来《史记》、《汉书》以前,是那样的简要;《三国志》、《晋书》以下,又是这样的繁琐。必须认定它们的美丑,分清它们的好坏。读古代史书,清楚它的章句,都可讽诵;看近代史书,语句虽有可喜欢的,但不含蓄,只能直接得到叙事的意义罢了。这就是一贵一贱一高一低,不说可以知道,用不着什么讨论,它的道理就自然明白了。
有了文章著述以后,比喻寄托就由此而生。用鸟兽比贤愚,用草木比男女,尤其是诗人骚客,使用得很普遍了。而史臣撰入史书,也同样用那些文辞,假借古代言词,翻成当今用语。修饰之滥,就从此开始了。
到了近古,更加表现突出。用吴国征收鲁国的赋税,夏禹在涂山会合诸侯的典故,拿那些以往的事情,来充今天的言语,放在一般文章中还可以,用在史书里就不行了。
从前孔子有这样的话:“文饰胜过朴质就像史官。”所以知道从事史书著述,必定借助于文辞。自《五经》以后,三史以前,用文辞叙事,是可以谈论的。可是现在的著述,与这些不同。他们的著述,有的虚加修饰,随意彩画;有的文体如同赋颂,言词类似优伶。文章不像文章,史书不像史书。譬如龟兹王建造宫室,杂用汉家礼仪,这就是雕刻天鹅不成,倒成野鸭了。
直书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