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像既多而又高大，就大多数而言，有着公式化的倾向。但从服饰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贵族妇女许多不同装扮。她们发髻上满插簪钗梳栉以及步摇之属，脸上也贴了许多花钿，这是当时的盛装。衣裙的花纹多半是小簇花鸟，可以看出是织绣或染缬而成的。这些女供养人，各按尊卑大小紧紧排列在一起，渐后渐小，远望如一团花簇。男供养人服饰较简单，都是朱色袍眼（因年长已变黑），幞头都是硬脚的。
由于曹氏家族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有联姻关系，画像中颇多回鹘公主画像。第61窟东壁南侧曹议金的夫人，头顶高髻，后垂红结绶，翻领窄袖长袍，绣鞋。这是回鹘妇女的礼服。又因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可汗兄弟相称，曹议金的女儿也有的称天公主，着回鹘装。
第98窟于阗国王、皇后及侍从像，是一组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画像。于阗国王头戴旒冕，上饰北斗七星，头后垂红绢，高鼻，大眼，蝌蚪式的八字胡，身穿衮龙袍，腰束蔽膝，双脚有天女承托。皇后头饰花钗冠，穿回汉混合装、画披。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曹家和回鹘人的亲密关系，就由于这一点，才使曹氏统治权在吐蕃、回鹘各族包围中维持了百余年之久。
在第100窟中出现了模仿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形式的曹议金与回鹘公主出行图。这两幅出行图是莫高窟规模最大的《出行图》。
《曹议金出行图》宽约1米，长1.3米，总面积约13平方米。绘于南壁和东壁南侧下部。南壁出行图中部为曹议金，戴展脚幞头，赭袍，乌靴，扬鞭乘白马，前有舞乐，后随侍从奴婢和回鹘等各族骑士。《回鹘公主出行图》与南壁《曹议金出行图》相对称、长度、宽度，面积都相同0绘于北壁和东壁南侧下部回鹘公主扬鞭乘马居主位，戴毡笠，着翻领窄袖袍，前有舞乐，后有奴婢、车马和方亭式肩舆。场面宏大，热烈排场，表现了曹氏家族豪华富贵逍遥悠闲的出游场面。
5、图案画
五代敦煌莫高窟的装饰图案，主要表现在藻井、圆光、边饰和壁画中的地毯J；。纹样主要有团龙、团凤、鹦鹉、孔雀、狻猊、莲花、团花、三角花、菱纹、回纹、联珠纹、波状缠枝石榴纹等。藻井已超越常细，往往以整个窟顶为一大盖，使石窟结构的整体感更强，更加规矩严整。，第146窟是五代时期的一座大型中心佛坛式洞窟。窟内平面方形，窟顶为覆斗形，藻井略显不规则。方井中心圆内，一条金龙曲在卷瓣莲花花心的绿水池中。水池外层以云纹五瓣花环绕，组成一朵层次丰富的五彩大团花方井，四角各画四分之一的团花，团花内各有一颗火焰宝珠。在绛红色的方井地上，每边中心地段画一对面向相对、展翅欲飞的彩色鹦鹉。方井边饰，由里向外，逐层扩大，分别是联珠纹、团花菱形几何纹、回向几何纹、莲花化佛石榴卷草纹、山形垂幔纹、彩铃垂幔纹。垂幔上挂宝珠、玉。
这幅藻井图案结构紧凑，描绘工整，层次分明，纹样丰富，画面对称，是曹氏画院的风格特点。
最初党项人依照传统的风习，崇奉鬼神和自然物因而巫术很流行。后来他们开始信奉佛教，在许多地区建有宇里面收藏佛教的各种经典。11肚纪初期，党项人模仿汉字创制了西文字一字形方整，字体分楷书、草书、篆书；字的结构，每字由一块或数小块组成分为上、中、打、下等块，每块都有含义。党项人用西夏文撰写的字书，以现存下来的《音同》、《番汉合时中珠》最为重要。《音同》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是现存最早的西夏文字书，收有6000多字。《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文字和汉字对译的词典，使用时极为方便。
文学艺术在西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乾顺创作的《灵芝歌》是党项族人的着名诗歌。现仍保留着的安西榆林窟壁画“打铁图”、“酿酒图”、“农耕图”等.色泽鲜艳如新，人物形象逼真生动，既反映了党项族人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况，也表现了党项族人民深厚的艺术造诣。党项族人使用的乐器，主要有琵琶、箫和笛，其中颇负盛名的宪笛，音调婉转悠扬动昕.扣人心弦，奏出的乐曲艺术感染力很强。西夏文化的爱展与繁荣与党项族产生的许多杰出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李继迁、李元昊，都非常注意吸取汉族先进的文化，且通晓汉语，喜欢阅读汉文的文学、法律和兵朽又能够把汉族思想文化和党项民族文化进行很好的融含发展。
西夏党项族文化在吸收发展较高的汉族文化的同时，接受了吐蕃、回鹘等兄弟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别具——格、丰富多彩的西夏文化。《宋史夏国传》记载，李元昊“善绘画，能创物始，晓浮图学”在他称帝后“自制蕃书命野利任荣，演绎成十二卷，字形方正，类八分书，而字体颇重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宋西榆林窟，都现存有大垡的西夏文题记，数量仅次于汉文题记。1959年3月.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宕泉河东岸的一个元代啤1嘛塔中.发现：部西夏文佛经，其中阁解本西夏文《观音经》为现存海内孤本，甚为珍资。此件为木刻梵夹纸本，纸质灰白柔软细密。页面长20.5厘米，宽9厘米，扉页有双面通栏印制水月观音图，图高15.5厘米，宽17.5厘米。经文部分分上下两栏，上栏有插图54幅，下栏印制经文51面零1行。全部经有西夏文256行，2324字，字为西夏文楷书，字体大小肥瘦不等，笔划粗细也不尽相同，墨色浓浅适度，印刷清晰美观，既反映了西夏统治时期的造纸技艺的精湛，又反映了其时印刷技术的先进水平，它为我们考察研究西夏佛教译经史和西夏雕版印刷术及版画艺术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党项族人崇信佛教，元昊建国后将佛教定为国教，规定一年中的四个孟朔日为“圣节”，令其所辖境内的官吏和百姓，届时对佛礼拜，举行规模盛大的佛事活动，为统治者诵经求福，并广建寺庙修造浮图。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地均有西夏时期新建，重建的，新绘、重绘壁画的佛窟寺庙，其数量和规模较其它朝代毫不逊色。
另外，在敦煌地区及附近地区西夏时期石窟寺庙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元昊吸收了唐宋官服制度，改革衣冠，创造了颇具民族特色，又融汇中西的党项族官制服饰。贵族穿着“圆领窄袖四襟龙袍”，“庶民则衣青绿，以别贵贱”，这是洞窟西夏供养人像服饰中反映的西夏服饰文化与西夏社会严格等级制度的历史写照。
在西夏统治敦煌地区的近二百年中，敦煌地区的佛教事业兴盛，文化艺术事业不断发展，基本保持了“与中原无殊”的发展水平。这一时期敦煌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汉族、党项族、回鹘族、吐蕃族等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民族团结的结果。
敦煌莫高窟现存元代新修和重修洞窟二十多个，保存的许多艺术珍品，是元代沙州文化发展的标志。第3窟的千眼千手观音菩萨；第465窟的照镜、画符、群众听法图；窟顶所见各种伎乐、持花菩萨等，都堪称为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教艺术的佳作，同前代的作品相比是毫不逊色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蒙古族自身的文化渊源。
随着蒙古族国家的建立及经济的发展，其文化也进一步繁荣起来。13世纪初，蒙古族曾使用畏兀儿体蒙文，即采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即位后，命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1269年颁行。这种蒙古字字形复杂，不便书写，难学难用，只是蒙古贵族的特用文字，没有在民间普遍流行。元朝后期，畏兀儿体蒙文又逐渐通行。《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是13世纪写出的蒙古族历史、文学巨着，是研究蒙古民族发展、社会生活的重要着作。
这一时期的蒙古族舞蹈、音乐、绘画、雕塑、造型艺术，既发扬了自己民族的传统，又吸收了其它民族的特点，不但在内容方面大大丰富充实了，而且形式和风格上也有了进步。其壁画、图案、雕塑、雕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绘画和造型艺术的创新。蒙古族在这一时期，还从汉族人民中学会了印刷术。医药学方面也有了进步，有了适应社会生活和不冋气候地理特征的疾病治疗方法。在宗教方面，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先后进入蒙古地区。对敦煌莫高窟的新修和重修就是其容纳重视佛教的最好说明。
元蒙统治敦煌时期，十分重视发展中西文化交流，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至元一年(公元1274年)着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沿着古“丝绸之路”，到达敦煌，游历敦煌全城后，留下了美好的祝愿，他的《行记》里有详细的记载。
（第四节）西夏、蒙元时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
一、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艺术概述
党项族西夏民族政权处于各民族政权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中原汉族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受汉文化的影响最深，其融于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西北敦煌地区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西夏文化艺术在我国各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汉、藏、回鹡、契丹、女真等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经验融合在一起，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貌。现存敦煌莫高窟西夏时期洞窟，多数是由前代洞窟改建和补修而成，有：第6(重修）、16(重修）、27(重修）、29、30、37、38、69、70、78、81、83、84、87、88、97、140、142、151、164、165、169、206(重修）、207、223、224、229、233、234、239、245、246、252、263(重修）、265、281、291、306、307、308、309、310、324、325、326、327、328(重修）、330、339(重修）、344、345(重修）、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6、363、365(重修）、366、367、378、382、388(重修)、389(重修）、395、399、400、408、409、415、418(重修）、420(重修）、432(重修）、437(重修）、450、460(重修）、464和491窟。
敦煌莫高窟西夏早期改建了前代不少洞窟，几乎没有开凿新窟壁虚画风与归义军时期相衔接，酷似妇义军后期的”绿壁画”。曹贤顺时代的画家及其后裔仍继续在莫高窟作画其表现形式更加程式化、简单化。西夏早期壁画承袠了沙州曹氏所设地方画院的余绪，和宋代壁画一样艮有严谨、写实的作风。
西夏中期莫高窟艺术接近甘州和西彳、的回鹘风格。103年前后，在莫高窟改绘了一批石窟。佛、菩萨与僧俗供养人的造型矮而丰腴，鼻隆颐满。由于运用了长锋硬毫的笔，使线描匀洁，何笔端起落收敛变化较少，使人感觉装饰味浓厚，生动表象的画意有所欠缺。同时，装饰图案的团花纹样显着减少，边饰多用连珠纹、曲水纹、云头纹、忍冬莲花卷草纹。由于色彩上出现了以赭石、铁朱、大红等热色作底色，与石绿、石青形成鲜明对比，纹样的变形渐趋饱满，沥粉堆金和泥塑贴金已经完全消失，藻井蟠龙用色晕染。
西夏晚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受到金、蒙古和南宋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密教风行于西夏，藏式佛画开始流行，影响到了宽高窟的艺术风格。出现了彩塑供养天女题材，制作不甚精细，圆塑兼施阴刻线纹，整个造型端美，颇有虔诚自然之态，和壁画一样，具有西夏的时代风格。
敦煌地区是较早受到蒙古族元朝统治的州郡，紫元王朝十分重视对瓜、沙的经营，移民电垦，恢复水利，发展生产，为其文化的发展、艺术的创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蒙元王朝统治者同样倍奉佛教，大力倡导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莫高窟蒙元时代至今尚仔洞窟有：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另外，还修筑了宕泉河东岸的几座塔。除去西夏传下来1的汉密画派之外，又增加了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同时，元大都朝廷对敦煌宗教事业的关注，敦煌佛教艺术，也受到喇嘛教中的萨迦派的影响。蒙古族元代时期的敦煌莫高窟亦有佛教艺术的佳作，某些方面同前代的作品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二、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建筑艺术
党项族西夏政权和蒙古族元王朝，钸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敦煌莫高窟现存这一寸期洞窟九十余窟其中西夏八十余窟蒙元时期十余窟。
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大都是利用前代的旧窟加以改造营建的，在洞窟建筑形制上很少西夏时期时代的特点。
党项族立国之前，就是一个崇奉佛教的民族，立国之后在国家最高统治者倡导和示范宣扬下，佛教在西夏境内普遍流行，频繁地在敦煌莫高窟进行佛事活动。虽然当时莫高窟断崖上所开凿的佛窟，已经基本饱和，但西夏仍然在此继续修建寺庙，营造佛窟，朝山巡礼，诵经拜佛。其中，西夏时修建了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也是莫高窟所发现的所有窟前建筑遗址中，最大最宏伟壮观的窟前建筑遗址。
西夏初期在重新装绘第130窟窟内大部分壁画和甬道全部壁画的同时，在窟前修建了殿堂，增塑了四大天王像。其窟前殿堂阔5间，达21.6米，进深4间，达16.3米。地面全部用花砖铺盖，其纹饰为西夏时期流行的八瓣莲花纹和四角云头纹。
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是最集中并较有系统的西夏石窟建筑。这批洞窟中的建筑、彩塑及大量花砖和其它艺术作品，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不可分割的别具一格的、具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艺术遗产。是考察研究西夏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形象资料。
蒙古族元代在敦煌莫高窟所开洞窟多半开凿在北段，给北段荒凉冷落的石窟增加了些神秘的色彩。元代洞窟的形制式样变化不大，只是佛坛安置在窟中心，作圆形阶梯式，四周饰有壸门彩绘，这种圆坛是元代的创造。这种主室方形有中心圆坛的洞窟，为敦煌藏密洞窟的典型形式，坛上再塑像，四壁壁画满绘密宗图像。另外，元代新开洞窟仍用前代方形覆斗窟顶和主室长方形后部有中心柱的形式。
三、西夏、蒙元时期敦煌莫高窟彩塑、壁画艺术
西夏和元代在敦煌莫高窟的塑像很少，主要是在前代洞窟中进行重塑、改塑。这一时期的造像艺术因开凿很少和文化艺术氛围的变化，其艺术水平呈下降的趋势。
西夏时期彩塑现存作品有佛、弟子、菩萨等，还有释迦牟尼、多宝佛并坐说法像，其面貌丰润、衣纹流畅，犹有唐宋时代余韵。后来，考古发掘并认定的第491窟为西夏时期新开凿的洞窟。其供养天女像，额头宽阔，相貌朴实，着双鬟髻、大袖襦、云肩、长裙、蔽膝、两侧带旒的“褂衣”。造像风格如宋代，着装为当时中原贵族的礼服。从此窟中可见，西夏莫高窟的塑像制作，是以圆塑为主，衣纹、发纹刻画阴线，手指、衣带、花钿模制，粘贴于塑像上。塑像的敷彩比较简单，仅用土红、朱红、石绿墨、淡黄等色，尤以红、绿两色用彩居多。
1、佛像画（尊像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