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时期，最初信奉原始的多神教。秦初襄公时，秦人游牧于陕甘边境，有时势力可达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他们以少障之神为自己的种族之神，称之为“白帝”。当时建立了神庙，叫“西畤”，祠祀“白帝”即白虎。后来，西部和西北部一些种族视其为图腾，奉为西方之神。同时，随着秦农业经济的发展，逐渐并祀青帝、黄帝、赤帝，但“最得西北一般农民之信仰的，还是那位古典的雉神”。这正是反映当时西北地区狩猎畜牧生活的内容，显然带有一种鲜明的部落生活的性质。
秦王朝一方面有计划地繁荣都市经济，另一方面又执行一神对商业的鼓励政策，为此秦代的商人在政府的武装保护之下，展开了与匈奴和西北各地西戎之间的繁盛贸易。他们用中原出产的丝织物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所出产的马牛羊之类的牲畜及皮毛。于是“骏良狭骚”得以充实秦始皇之外厩。同时，秦王朝时的商人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敦煌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及周围西域各地诸种族发生贸易关系，因而秦始皇在统一以前就得以“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秦统一后，自然更当如此。随之而来的中西文化的互相冲击也在萌芽之中。
在秦代艺术最大的结晶阿房宫中，有着很多精巧的雕刻和美丽的壁画，据王子年《拾遗记》所载，秦始皇时有西域之一国，骞霄国人烈裔来献画。“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群物之象。以指画地，长百尺，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成岳渎列国；又画成龙凤，骞翥如飞，不可点睛，点或飞去也”。当时，希腊人的艺术、宗教已经逾过帕米尔高原与西域中国羌族的文化发生了接触，印度佛教也开始向世界展开。正像翦伯赞先生所言：“希腊文化与印度的浪涛，则已在冲击中国的西部疆界。”秦王朝强盛时期，受希腊艺术影响的西域艺术随商业而东进是可能的。
根据斯坦因的报告所载，在罗布泊沙漠中，一个较小的亭障之北，发现了许多用树枝构筑的房屋。在这里发现了用古怯卢文、婆罗门文、窣利文及汉文等文字所写的木简。还有许多美丽的漆盆、有画的丝织物、毛织物残片及木制农具等遗物。在盐泽沙漠中的另一地，又发现汉代古钱、金属器件及陶器碎片。又在古楼兰遗址附近发现一葬地，其中除人骨棺木残片之外，尚发现各种殉葬物品，有镂花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汉简、美丽的彩绢、地毡、绣品残片、堆绒毛织物和粗毛织物等。斯坦因报告中记载在盐泽的古道中，“沿途都可以找到中国的古钱、小件金属器物、珠子之类的东西”，在某一个地方，“明明白白散布着二百枚左右的中国古钱距离相隔约三十码左右，这些方孔钱都是汉代形式，似乎是新铸的一般，显然是护路人员或商人带的钱，绳子松了以后，从钱袋或箱子孔中逐渐漏了出来”。可见当时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通过敦煌这一中间站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也随着商旅们贸易的脚步开始了，中西文化夹带于商品之中，融汇于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中西文化在这一地区涌动着、潜行着。
汉代时，西域及中亚各国的民族文化，各种乐器、舞蹈等也都随之东来，敦煌作为其桥梁，始终发挥着融汇中西文化，改制加工发展中西文化，并进一步西进东传的作用。
在公元2世纪初，中原地区宦官蔡伦发明的纸，以及纸的应用和西传，由斯坦因等考古工作者在西北汉长城烽燧中发现遗存，这就提供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以更好的物质条件。
（第六节）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在中国的初传
一、佛教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代印度，相当于距今约2500年左右的我国春秋时代。佛教兴起的时期，正是古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大批城市国家兴起的时期。特别是北印度早已从青铜器时代转入铁器时代，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生产力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印度商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商人已有相当规模的陆上运输商队和海上运输商队，商品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根据佛教经典的记载，当时北印度有16个国家，其中较有影响的摩揭陀国和居萨罗国，都是佛教流行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
佛教兴起时期的印度社会，不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且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促使印度思想界呈现了空前的活跃状况，为佛教的进一步流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佛教创始人悉达多，族姓乔达摩，释迦牟尼是佛教信徒对他的尊称，意即释迦族的“圣人”。相传他是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生于现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传和北传佛教中记载各异，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65公元前485年，与我国孔丘差不多同时。据说他幼时曾受婆罗门教传统教育，29岁出家，中经6年苦行，35岁创立佛教，随后在印度河恒河流域进行传教活动，逐渐得到统治阶级上层的支持并最终在一般民众中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信徒。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反映了刹帝利和吠舍中的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等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最终发展为世界流行的三大宗教之——。
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宽称现实世界是“苦”的，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找到摆脱“苦”的道路。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个痛苦的“苦海无边”的世界，说明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即是苦、集、灭、道“四谛说”。“苦谛”是讲现实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痛苦现象，“集谛”介绍造成痛苦的各种原因和根据，“灭谛”宣扬作为怫教最后理想境界的无苦(涅架)世界，“道谛”论述了为实现佛教理想所应当遵循的手段和方法。佛教在分析现实世界的苦难和造成苦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十二因缘论，其中心的内容是，人生的痛苦是“无明”(愚昧无知）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后来的一些佛教着述又把十二因缘说与轮回说教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三世两重因果”说，论证了只有信仰佛教修行，消除“无明”，才能使人摆脱生死轮回。
佛教思想还主张“因果报应”观点、“生死轮回”观点和“三世”观点，早期怫教还提出以八种正确的途径，即“八正道”解脱痛苦的方法。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着，佛教教义自然也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到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分裂为“大乘”、“小乘”两派，“乘”是“乘载”或“道路”的意思，后期的佛教思想自称“大乘”，即“大道”，把前期佛教思想贬称为“小乘”。大乘佛教和小乘怫教在教义理论、修持实践、修持方法和结果、对释迦牟尼的看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区别。
二、佛教在中国的初传
怫教比较注重理论宣传和佛教教义的广泛传播在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64-公元前227年），即与秦始皇同时期，传说阿育王曾派遗传教僧侣256人分赴世界各地，宣传佛教思想和佛教教义。另传阿育王曾起佛塔四万八千，其中有二塔在中国。同时，中国也有类似传说，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载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
对于以上这类国内外的历史传说，我们既不能以为它是传说就一概否定它的史料价值，但也不能在考古工作和史料研究没有确证之前就断然承认其就是历史事实。因为，有许多历史传说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最终可能被历史遗迹和历史史料所证实；但传说终归是传说，我们不能依据传说来推断历史事实。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就现有的史料，我们还很难推断。但作为一种宗教，从它的产生发展，到它的传播并获得人们的信仰，需要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而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的传播，还要经过翻译，甚或是多次翻译的过程，才能够把其教义思想传达于广大的人们之中，自然需要更长久的历史时期。其间，一种宗教要获得政治统治者的承认和支持，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为此，怫教思想最初传入中国，得到当时中国封建政府的承认和支持，也一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怫教传入中国，我们不能不追溯到西汉及以远时期。
目前，史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佛教是经由中亚首先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经敦煌地区，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内地。佛教是随着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行动逐渐杀传的，大约于西汉末年正式传入内地，并开始为中原地区的帝王贵族所接受。其间，敦煌地区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和其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相一致的。
《魏书释老志》记述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这里的记载认为，休屠王的金人是佛像，汉武帝时中国开始流传佛教。霍去病从匈奴俘获的金人，是否是释迦牟尼的偶像，当时匈奴人是否信奉佛教，今已无从可考。但当时佛教巳经最初传入西域是可能的。
《魏书释老志》又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述身毒国：“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有人认为张骞在西域不知道有佛教，原因是张骞有关西域的见闻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佛教信仰的事。我们认为，张骞到达大月氏后是应当看见到当时印度诸神的，只是因为当时他的使命主要是联合大月氏，了解西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所以对佛教没有着意写进他的着述报告中。而根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报告，他在于阗附近尼雅废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用梵文雅语书写的一段一段的佛经”，并证明这些书写佛经的木牍是张骞出使大月氏前后留下来的，那么也就可以肯定，张骞在西域各地就已经接触过了佛教。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上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是印度传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方法，可见佛教在中西政治经济交往的同时，已经达到了传播至中国知识阶层传诵的新阶段。
汉献帝初平年间成书的《牟子理惑论》以及随后的《四十二章经序》等，都指出，东汉明帝曾遣使者，至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后汉书》亦载，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国内已有信佛的“伊蒲塞”(即不出家的男性佛教信徒）与“沙门”，楚王英曾为他们设盛馔。可见，佛教进入中国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有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佛）斋戒祭祀”，有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同时，当时人们把佛教当作一种祠祀，近似于神仙方术，并且把佛教思想理解为清虚无为、“省欲去奢”，与黄老学说相提并论，因此浮屠与老子往往并祭，而“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也很流行于世。
桓帝、灵帝之时，安息僧安世高、大月氏僧支谶等相继来到中国，在洛阳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汉人严浮调受佛学于安世高，参与佛经译着。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大起浮屠祠，造铜质浮屠像，用复免徭役广招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怫，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从而在中国第一次掀起了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高潮。
佛教思想进入了中国，敦煌地区是其首先的接收地和放大站，因为传播佛教思想的僧者、使者，都是以敦煌地区作为进入中原的首先补给停歇地的，自然，敦煌地区也就必然成为佛教思想的第一个接收地和传播地。西方的宗教文化在敦煌地区首先和中国的中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然后再进一步东进西出，为此也为随后敦煌莫高窟的凿建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宗教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