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香港从来没有黄霑，当然，顾嘉辉将少了一个最佳拍档，香港人对华语普及文化的贡献也将少了至为辉煌的一页。时至今日，“辉黄金曲”如《上海滩》、《楚留香》等不止在香港仍随处随时听得到，就是在内地或海外，它们可能更受当地华人欢迎——既可借它们想象香港的黄金岁月，也因为物离乡贵，这些歌曲无疑最好用来抒发乡愁。所以，“辉黄作品”是划时代的：在那个香港人仍可以七点前回到家，以电视剧来送饭和享受家庭温暖的年代，《狂潮》、《亲情》、《抉择》、《大亨》、《强人》、《奋斗》、《家变》不只是电视剧主题曲，更是香港人人生观的集体认同。
悼念黄霑的文章，无不对他的文笔击节赞赏，尤其在填词方面。但甚少人会在那些被认为饱含“哲理性”的歌词中指出两件事情：（一）在聪敏和有心思的文句编排下，这些歌曲几乎有着相同模式；（二）所谓“模式”，便是“人生之中，任何事情都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是以《家变》有最经典的“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及“月缺后月重圆，始终都会相对衬”；《强人》有“是与非，如何分对错？弱者，强人都牺牲多”；《轮流传》有“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此中有没有改变”；《狂潮》有“是苦也是甜美，人生的喜恶怎么分”。究其原因，这些歌曲都是电视剧的附属品，电视剧的内容换汤不换药，歌曲自然不能自成一格。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歌词中的“哲理”，虽然大部分是陈腔滥调，但香港大众不止把歌词看做是顺应潮流的产物，更把它们奉为最能代表香港精神的文学、哲学。难怪黄霑的离去会被文化人们视为“香港痛失了一个精神领袖”。
感伤归感伤，但我认为实际的香港人不致要为黄霑的“夭折”痛心哭泣。纵然在我眼中，黄霑的离去确实有着“壮志未酬”的凄凉况味——撇开个人的遗憾不谈，作为音乐人，这个社会环境对他的才华发展所设下的限制，本来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不是人人愿意承认。
其中之一，可以见诸他那终于不能达成的心愿：写出一部由他作曲作词的音乐剧。黄霑生前其实可以实践这心愿，然而许多表面的理由令他的才华未能施展：市场未成熟，观众未有足够兴趣，投资者不敢贸然犯险。但在有线电视最近播出的电影《大家乐》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集作曲、写词及编导演于一身。片中插曲一首接一首推进着五个青年组Band成功的剧情，横看竖看，都是一出“音乐剧电影”。而且电影虽已事隔三十余年，那些插曲原来已深植在我们的记忆中：插曲之一的《地球圆又圆》虽然一直未再听过，但当音乐响起，它的旋律唱词马上从我的口中溜出。
不是最成熟的作品，但它有它的亲和力。不禁使我想到，既然年轻时期的黄霑已具备写作音乐剧的才情和条件，为什么在《大家乐》之后便没有继续尝试？《大家乐》又使我想起美国百老汇音乐剧坛的某些名字，难免会心有不甘：黄霑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人版本的Steven Sond-heim，那位美国音乐剧坛尖子？《大家乐》后，黄霑把他该用在这方面的才华、时间都用在什么地方去了？
历史告诉我们，黄霑写电视剧和电影主题曲去了，一首成功之后，接着写出第二、三、四首。每首都能引起共鸣，因为文字浅白，情怀大众化（如果不叫“表面化”）。黄霑又主持风花雪月的电视节目去了，我们看见他在荧幕上表演豪迈的“男子气概”：喝很多的酒，不畏惧在人前讲粗口，展示他对美女的欲望。然后黄霑忽然沉寂了，我们只能凭蜚短流长得知踏人中年的他投资失利，拍了些不怎样的电影。后来再度看见他在荧幕亮相，也跟音乐无关，而是担任“信息节目”的主持。
为什么黄霑不可以集中在音乐的领域发展，如创作他喜欢的音乐剧，而要营役在岗位不同性质迥异的幕前工作？表面理由是他“文武全才”，理所当然多方面发展，但我有以下的假设：若不是他不够相信自己，便是相信自己的代价太大了。尽管一个人若是基于某种理由而不能发挥他的全部潜能，不论是否自觉，他都是在suffer（受到煎熬）。所谓的“某种理由”，局部可能是性格使然，但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不会不知道，理想和自由并不是人人能够或愿意追求的。愈是名成利就，愈容易让人忽略追求理想和自由的重要性。
对理想和自由的追求，是具有智慧的人才能承担的挑战。光是聪明，反过来只会懂得说服自己理想和自由如何不比金钱和权力重要。香港文化的悲哀之处是，识时务的聪明人比比皆是，一往情深的智者却少之又少。因为这是一个以揾食/消费来定义人生意义的社会。看见黄霑在生命最后几年追求学问的热切，我相信他必定是有意超越自己，只不过时间所限，我们已分享不到由这股动力凝聚的成果。
黄霑走了，他终于自由了。但还有太多太多有创意有才华的人被香港的“情怀”和价值观囚禁着。近来积极歌颂黄霑一生成就（主要是创作于七十、八十年代的流行曲）的香港人们似乎仍未觉识到这一点，这才是我觉得最令人伤感和叹息的。
200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