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棉织业大本营的兰开夏有两个最著名的城市：一个是曼彻斯特，记者在上次通讯里已略述梗概了；还有一个是利物浦（Liverpool），在兰开夏西南沿海的一个船业中心，有英国的“西方门户”之称。该埠沿岸接连着的船埠达六哩半之远，港内水面积有四百七十五亩之广，无论怎样大的轮船都能靠岸。英国进口货的四分之一和出口货的五分之二，都经过利物浦。该埠除在运输上占重要地位外，最重要的工业是造船，故大规模的船坞，连绵数里，坐着架空的电气火车，沿船埠兜了好半天，还看不完。但是英国的出口贸易，既跟着世界经济恐慌而踏上了倒霉之路，运输业当然随着一同倒霉。曼彻斯特到了倒霉时代，利物浦也不得不到了倒霉时代。繁荣时代，规模越大越煊赫；倒霉时代，规模越大越糟糕，越难收拾。在1993年的一年中，造船业工人有一半以上失业；船埠工人及水手有三分之一以上失业，形势严重，可以想见。
记者于11月30日上午11点30分钟由曼彻斯特乘火车动身，下午2点10分钟到利物浦。市面萧条，较曼彻斯特露骨得多。在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肄业的朋友涂长望君（《生活》的读者）到车站来照拂，并承他陪伴了两天，诚挚可感。记者此次出国最感愉快的是藉着《生活》的媒介，遇着许多有志的青年朋友，涂君也是其一。我们虽未曾谋面过，但却是一见如故，快慰平生，因为我们在精神上都早成了好友。涂君说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教授（兼院长）罗士培（ProfPercy MRoxby）对中国非常表同情，叫我去谈谈。当天下午4时左右便同往，将近该校和进了该校的时候，陆陆续续看见男女同学迎笑着对涂君打招呼，态度都很亲热。据涂君告我，该校因罗士培教授对中国异常表同情，每讨论到远东问题，总是帮中国，所以造成风气。他所主持的地理学院的男女生近百人，都是对中国特具好感的。我才恍然于许多男女生对中国人的亲热态度。
罗士培教授十年来曾三次到过中国，对于中国文化及地理问题的著作颇多，对于中国学生的事情非常肯热心帮忙，遇着有演说机会的时候，总是替中国说话。中国的好坏，自有本身的事实存在，我们原不必听见有人说好话便色然而喜，但是肯表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却也值得我们的介绍。
英国人把下午四五点钟的那顿茶点看得很重，有人说他们晚饭不吃还不打紧，下午那顿茶点是万不可少的。我们到了地理学院里的时候，正遇着罗士培和几个同事在楼上一个小房间里吃茶点，便邀涂君和我一同加入。罗士培教授说他刚接到一位伦敦朋友的信，知道我来，正盼望着晤谈。他今年五十三岁了，还是一个独身，住在学生寄宿舍里，和学生混在一起，衣服看上去也很随便，大有一个书呆子的模样，大概他的注意力都用在地理学上去了。在这天的茶点席上，却有他的一位妙龄秀美的女秘书奥德姆女士（Miss Oldham）担任“女主人”的职务，很殷勤和蔼地招呼客人的茶点。此外还有该学院的讲师史密斯君（WSmith）。我们五个人围桌而坐，我们当然很容易谈到中国问题。我忽见他（罗士培）瑟瑟缩缩从衣袋里一个日记簿上，取出几张刚从报上剪裁下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有一张是一个英国“死硬派”素有“中国通”之名的某甲写给《泰晤士报》的信，大意说，日本占据满洲，虽经国联认为不合理，但现在已成事实，时势不同，如仍根据国联意见，不注意事实，徒然妨碍世界和平云云。
这几位英国的男女朋友——罗士培、史密斯和奥德姆——都愤愤不平，我暗中觉得我们自己不长进，旁人反代为不平，徒然增加我们自己的惭愧而已！我们约谈半小时后告辞握别。
罗士培教授有个习惯颇好笑，他谈话时，仰着头，眼睛好像总是望着天花板。倘若不是他的诚恳，简直有人疑他旁若无人。我出来后对涂君说句笑话，说罗士培的眼睛总是好像望着天花板，他大概从未知道同事里面有个那样秀美的奥德姆女士吧！
记者在利物浦时参观了利物浦大学（建筑学最著名），大规模的船坞（有许多轮船都闲空着），利物浦的贫民窟（所谓“slum”，该处是在英国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衣服褴褛，房屋破烂，触目皆是）。此外在建筑上比较特别的是利物浦的“浮码头”，他们称为“landing stage”，因为在那海岸旁的潮水涨落的很厉害，最高时涨到三十四，低时十一，所以为搬货及搭客上下的便利，不得不有浮着的活码头。该码头长二千五百三十四，平均阔八十，高出水面六到八，用铁链系在岸旁，价值二三十万镑，工程殊为宏大，走上去简直是陆地，不觉得是在什么码头上。不愧为帝国主义对外实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的规模！
还有个尚在继续建造中的大建筑物是利物浦大教堂（LiverpooI Cathedral）。世界第一宏伟的大教堂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高四百十八，利物浦这个才造好一部分的大教堂也有三百零八高，欲抢得第二把交椅。自1940四年开始建筑以来，建筑了近三十年，尚未完工，其工程浩大可想。记者去瞻仰时，不得不惊叹该处大贫窟里的许多贫命集合起来，哪比得上这个上帝的福命啊！听说对此事捐款最踊跃的是该处的资本家。帝国主义最欢迎的是“圣经”（见《海上零拾》），资本家所欢迎的又是大教堂！
在英国的华侨，最多的是在伦敦（当另文记之）；其次要算利物浦了，有三百八十人，其中约有一百八十人做轮船上的水手、火夫及极少数的管事人（Steward，类于茶房头的职务），现此中失业者已有六十八人，此外有几家小菜馆及小商店，大概只专做本国人的生意，其余的大多是洗衣业，也仅靠老主顾勉强维持着。（曼彻斯特也有二十几个华侨，全是洗衣业，几全有了英籍的妻子。）他们大多娶了英国女子，冒着险到英国谋食的华侨，教育程度原很低，有许多中西文字都不识，而英国妻子至少受过高小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辖，惧内者居多，因为写信记账以及许多事都需要仰仗她们，利物浦也有华人集的中国街（其实叫“peelStreet”），记者也去“巡阅”一番。当然都是小店，有好几家关了门，“寄人篱下”，免不得随人倒霉了！并到该处一家中国菜馆里去吃过两次饭，看见几个中英合种的男女小孩，真长得健美可爱，和他们瞎谈一阵，觉得他们天真烂漫，性情都很和蔼。有个三岁的孩子，只头发是黑的，其余就全似个洋囡囡，可爱极了，我简直想把他抱回中国来。这家老板是个广东人，老板娘是个大胖子的英妇，他们有个合种的女儿已十八九岁，具着一副婀娜的美态，一对妩媚的慧眼，说着一嘴的莺声软语，婉转动听，听说已和一个英国人订了婚，准备明年出嫁，怎样的英国人却不知道。
涂君谈起他有个好友赵云鹏君，在利物浦大学专攻桥梁工程，也是《生活》的读者，最近因肺病进了医院，听见记者来的消息，以不得一见为憾。我说我应该到医院里去慰问他，便于12月1日下午买了一些水果，约同涂君和特由伦敦赶来利物浦陪我同赴爱尔兰的张似旅君，到医院里去看他。他住在一个大病室里，有几十个病人一排一排的沿着四面的墙旁榻上躺着，布置得很整洁。他也穿着睡衣躺着，我们三个在病室门口伸着脖子看清了他的榻位，便蹑手轻脚地偷移到他的榻旁。经涂君介绍后，我和他很诚恳地握着手，并把水果捧给他。他看见我们来了，欢喜得什么似的。我们听见他说，医生说已可无碍，身重加了两磅，不过还须疗养，也非常替他欢喜。我们除竭诚慰问外，不敢多谈，于郑重道别后，又偷偷蹑蹑地跑出了病室，已是万家灯火了。
当夜我便和张君乘轮赴爱尔兰的首都。
1934年1月4日，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