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3岁那年，我在城郊上高小。有一天，学校在电影院包了一场电影，每个人交5分钱。前一天向母亲要时，母亲不给。那时候，5分钱是一个鸡蛋的价值。老师说，如果实在没钱，交一个鸡蛋也可以。母亲不给钱，我就准备偷一个鸡蛋去看场电影。结果母亲比我聪明，把家里的鸡蛋锁进柜子。早晨起来，母亲早早坐在鸡窝前纳鞋底，守着她那三只老母鸡，我再想偷也无处下手。奈何只好背着书包去上学。
下午两点，学校整队出发。长长的队伍恰好要从我家门口经过。我便提前跑回家，抢过母亲手中的扫帚把大门外细细地扫了一遍，又淋了一桶水，洒湿地面。
我看见黑压压的队伍在一溜尘土中向我家逼近，便又一次摊开手掌，向母亲要那5分钱，脸上堆出可怜的笑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
电影是《宋景诗》。看了电影回来要写作文。我的作文，一向是年级里的范文，我怎么能不看这场电影？再说，让班上的女生们知道我看不起这场电影，我还有什么面子？母亲口袋里绝对有钱。父亲当医生，每月有工资，但她这会儿和我较上劲了，就是不肯把手塞进口袋里。
队伍从我家门前过去了。老师问我，我说马上就赶上来。老师看我母亲时，她还笑嘻嘻地和老师打招呼。那意思是说，你们先走，一会儿我让他追上去。可是，等老师和队伍都远去了，母亲的脸却又阴了下来，一扭身进了大门，不理我了。
在那个时代，在我那个年龄，非常清贫的精神生活中，一场电影绝非等闲小事。我跟在母亲身后，又一次摊开手掌说：“妈！你今天给我5分钱，我长大了给你50块钱！加100倍还你！”
母亲回过头来：“我不指望你那50块钱。”
母亲是个河南人。在陕西，河南人一律被称之为河南蛋，向来以蛮横刁顽不讲理，而让本地人鄙视。过去，在学校里，谁要是敢骂我一声“河南蛋”，我会上去拼命。就在那一刻，我真想冲着她也骂一声：“河南蛋！”
我跑了。那时候，我没有任何资格和母亲争长论短。我才13岁，才上六年级，我只会给家里打猪草，只会在厨房拉风箱，我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就是说，我也只能往野地里跑，而不敢往城里跑。
正是初秋时节，半人高的玉米叶子抽打着我的脸，抽出一道道血痕。我跑到玉米地顶头，趴在一眼水井边哭了起来。我想，我会长大的，我长大了也一定会挣钱，我难道真的挣不来50元钱吗？那时候，我觉得人要长大，是一个很漫长很遥远的将来。
同学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我却趴在井台上想，我如果长大了，当我挣上50元钱，我该如何去报复自己的母亲。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发誓，我将来一定要自己拍一部电影。
19岁，我当兵两年，这之前，身子正发育时，碰上了低标准瓜菜代，就像一棵苗儿正拔节时突然断了水，个子没有蹿上来。1.67米的身高，成了三等残废。没有身高也就没有力气。甩手榴弹35米及格，胳膊甩肿也只能甩34米。看来吃军事这碗饭危险：这辈子咋办呢？靠什么挣那理想中的50块钱呢？
于是便有战友对我说，你脑子灵活，又会讲故事，你就凭你的脑子在世上混饭吃吧。
鸡有爪子，猪有大吻，我却有脑子，不妨试试看。因为除此别无选择。
那一年秋天，青海省文联办了个创作学习班，竟然让我混进去了。有一天是王吾增讲课，他会写散文，也会写小说，更会写电影剧本，他是那会儿在全国很叫响的一位作家，中午讲完课，大家便围定他问长问短，一下错过了吃饭的时间，王吾增便说，我今天请大家吃饭，粮票你们自己掏。
说完他让大家静一静，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空烟盒，两手一撕，展在膝盖上，十分钟不到，便写了一首诗。诗写毕，又给和他相熟的李编辑写了一张预支稿费的条子，便让我骑车去报社交稿子领钱，其他一伙人到古城台一家饭馆里坐等。我拿着王大作家这首写在烟盒纸上的作品，怎么也不相信就会换成钱请十几个人吃饭。若能这样，那世上挣钱也就太容易了。不料李编辑见了那纸高兴地说，正愁没稿子发哩，王吾增真够意思！他像拾了个金元宝似的上下忙了一会儿，就把钱递到我手上了。我现在还记得，那首诗的稿费是38元5角。那时候，一碗优质清汤牛肉面是一毛八分钱。这一首诗竟值200碗牛肉面！半个村子的人都够吃了，而且能吃饱。
多年之后，我调到西影文学部，和王吾增坐在一个办公室，成了他的学生，也成了他的同事。再问起这事，他说“文革”前《人民文学》的稿费最高，千字可开到32元。一般省报对著名作家可开到30元，那首诗25行，20行算1000字，啊——也算一行。再问，他便说，其实那首诗是前一天晚上就构思好了的，当时表演只是为炫耀，吓一吓我们这帮业余。
这条挣钱的门路太光辉太灿烂了。
我开始在稿纸上填格子。
在长长的十几年“文革”中，我写了十几公斤稿纸。这中间我学过中医，学过按摩，也学过花卉园艺。还学过吹糖人，学过捏面人，有一次，还差点儿跟一个修脚师傅走了江湖。一礼拜六天当工人，一天当农民。那时候，意念中，我在自己面前烧了十壶水，用的全是“五行真火”。闲了就用手摸一摸，看哪一壶烫手就准备提哪一壶。朝朝暮暮，这十壶水都烫不起来，只好去挣工厂里的那40大毛。
1977年10月，在南大街碰见作家丁树荣。丁树荣告诉我说，明年真的要实行稿费了，他才看过文件。
丁树荣为人沉稳，他说看过文件，那就不会有假。当天晚上我就给《解放军文艺》寄去两篇散文。两个月后，《奉献母亲》发表了，寄来一张稿费单，12元。我收到稿费单的那一刻，觉得自己拿到了一张毕业证，拿到了一张出师证。我身上长出了鸡的爪子，猪的大吻。我那十壶水中终于有一壶开始烫手了。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这辈子就提这一壶，剩下那九壶都不要了。让给那些没爪子没大吻的人吧，谁爱要谁要。
12元，在1978年春天，进粮店能买两袋面。两袋面100斤，一家四口饿不死了。稿子果然能换钱，给王吾增领钱那次就相信了，这次却更加相信了。
我可是陕西“文革”后第一个收到稿费单子的人。上午收到稿费，下午便去找贾平凹。可怜这位后来名声显赫的大作家，当时竟没有见过稿费单子。他拿起稿费单子，一次又一次问，这是汇款单么，怎么会是稿费单子？在我们的意识里，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应该非常隆重，怎么就像平常给家里寄钱一样，是一张平平常常的汇款单？他说他每月给家里寄钱，都填写这样的单子，一点儿也不稀罕。
可那确实是一份稿费单，上面有《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的大印。
其后不长时间，作家徐剑铭也收到出版社的一张通知单，让他到财务科去领一个相声的35元稿费。他去霸河滩找陈忠实，陈忠实那时在公社当头，正领着一群农民在河滩上战天斗地学大寨。他见徐剑铭来了，便把指挥权交给别人，招呼徐剑铭到家喝开水。没有写成喝茶，是因为陈忠实那时候家里连一点儿招待朋友的茶叶都拿不出来，可见其家徒四壁的窘迫状。到家后，他俩便在铺一领芦席的炕上坐了。忠实夫人便数落起炕上的两个大男人，整天舞墨呢弄文呢，顶个屁用，给客人连把椅子都没有，一句话提醒了徐剑铭，便立马掏出那张通知单说，嫂子呀，从前是白写，往后有稿费了！大嫂子接过那张出版社的通知单，拿到亮处，一字一字地看了几遍，扬起手在大腿上拍了两巴掌说：“俺忠实啥时候能拿到这单子就好了！”
陈忠实那时候已发表过不少东西，稿费一分没见过，收到过几次卡片，拿着卡片可以到指定书店去领几本书。“文革”那阵子，书店有啥书？领几套《毛选》，谁结婚了，拿一套当礼送。
如今的陈忠实和贾平凹，都凭写文章成了百万富翁。
我1961年从美院附中参军，1995年从西影编剧的位子上内退下来，查了一下我的工作日记。34年，从部队，到工厂，再从省委到西影，工资收入一共是62400元。这么多工资，到北京买商品房，能买十几平方呢，支一张床用不完，还可以摆一张桌子呢。夜静思量，遗憾的是给国家的贡献太小了，一生价值，只有十几平方米，太渺小了。
那么我挣了多少稿费呢？从1978年元月到1999年12月，我挣了622400元。有趣的是，我交的个人所得税，绝对超过我的工资，两相抵消，也不知道谁欠谁？
1993年，70岁的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打一种进口的球蛋白针剂，每支360元。我那时正在一部18集的电视剧组当导演，一天三次抽空到病床前探望。360就360，只要能减轻母亲的痛苦，我一次就买了5针。拍一部戏挣的钱，几乎全部都花在母亲身上了。
我就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复了我的母亲，孝敬了我的母亲。
如今母亲已过世，每每到她老人家墓前祭扫，我就默默地说：是您老人家在无意中刺激了儿子的生命力，几十年前恨您，现在却要感谢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