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以来，梁启超的名字一直与康南海并称。可见他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
民国六年，梁先生撰文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我也曾投书表示敬慕与声援。
1922年初，我应李建勋、经亨颐诸先生之约，到北京高等师范去讲学，有一次听说梁先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大约一刻钟之后，我想他听他的，我讲我的，错了可以向他请教，不应当怯阵。语言又逐渐流畅起来。他也听得很有兴味。
诗人徐志摩编《晨报副镌》的时候，我是撰稿人之一。1925年我去山西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回京后，见到志摩，他认为我住在西长安饭店很不方便，便将我拉到松树胡同七号下榻。
梁先生是志摩的老师，每天除去研究学问，撰写文章和在清华大学讲课之外，常常到松树胡同来打两圈麻将牌，让大脑松松弦，我们虽然早就相识，但是谈话的机会不多，这次重逢，才谈及很多问题。
“刘先生！我们同游南海康先生门下，你在上海办美专的事我也久有所闻。虽然，我已被聘为校董，但对学校的事情过问极少，没有贡献，常为此不安。今天又在一起，十分高兴，希望你不要见外。”梁先生对我非常亲切，竭力想打破我的拘谨。
“梁先生是前辈学者，论学问可以做我的老师，说到同门，
太使我惭愧了。”我还是很局促。
“近来有油画新作么？”梁先生岔开了话题，尽量说些使我有兴味的事情。他也很喜欢油画。
“有。”
“明天带几张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呀！”他的语调很真挚。
第二天，我带来几张山西速写，还有北京中山公园等地的油画写生，当时在场的胡适、徐志摩、蒋百里和侄儿复聪（璁）。
胡适对绘画虽然欣赏，但谈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最倾倒的是志摩。他认为拙作有点“玄学”意味，不拘物象，不失物象，色彩浓烈。他喜欢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欣赏“力”的美，而壮阔雄奇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他诗歌有合拍的一面。他的诗和散文不仅仅是空灵，也有气度恢宏的地方，可惜英年早逝，这种风格未得到充分发展。
梁先生看着画说：“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
“调子十分明快，带有东方画的色彩，是海粟自己的东西！有意思！”志摩也在一旁助兴。
梁先生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仔细地打量。那眼角的皱纹，显得有些老态了。
“经得起反复看，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梁先生点头一笑，继续看画了。
“光有西画还不能看出全局，隔壁屋里有纸笔，再画张竹子送我好吗？”梁先生越看越兴奋。
那时候，我极少画国画，更不擅长画竹子。但是梁先生出了题目，只好丑媳妇见公婆，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上小枝，枝头撇了两片叶子。
“好！”站在一旁的蒋百里先生拍手喝采。
“不错！”蒋复聪（璁）附和着。现在他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前几年我赴港办展览，他还来看过我。他的孩子在上海，我们都盼望他能回来和亲人团聚，也为祖国统一出力。
我自知笔墨稚嫩，对朋友们的叫好只视为鼓励，付之一笑。
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竹子，便纵笔题上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1943年，郁达夫兄在南洋对我提起，他和郭沫若在上海受到封建势力的攻击，经济上又很穷闲的时候，也用这六个字来互相慰勉，表达出患难兄弟之间真正的互相理解。
几天后，志摩请朋友们吃饭，除了梁先生以外，还有闻一多、王梦白、姚茫父、胡适。
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畜牲没有入过诗。”
“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梁先生真博学。
“猪可有人画过吗？”胡适又提出问题。
“没有人画猪而出名，但可以画。”梦白先生接着说。
“你能画一张么？”志摩也在凑兴。
“就用乾隆的成句为题好了。”梁先生喷出一圈圈香烟，微笑着。
“好！”梦白很快就画成了。应当承认，猪是很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东西，用美的手段来表现，就要艺术家的本领。梦白所画，墨韵自然，浓处不死，层次分明，这是很难的。
梁先生题了那句诗，茫父也另题了一首，这张作品曾在《晨报》画刊上登载过。
这种聚会，次数很多，有一次我看到当时的青年诗人闻一多在给梁先生画速写像，他的画线条很厚实，奔放中有法度，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所以下笔不俗。这张像画像很成功，眼睛很传神，圆阔的前额显示出智慧。
“好啊！”我大声喝采。
“我不是画家，您和王、姚二位先生才是科班出身呢！”闻一多指着梦白、茫父和我，谦逊地笑了。
他知道我和郭沫若、徐志摩都很亲近，叫我也写新诗。我说：“我只爱看，不打算写。”他讲起屈原、李白，直抒己见，有很高的修养。
“你也画一张，好嘛！”志摩又出新题目了。
“不，梁先生累了。”
“不要紧，画吧！”梁先生很有兴致。
“刘先生，我画得不好！”一多非常谦和地说：“你快动手吧！”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我拿起铅笔勾了一张速写。这张画被志摩拿去，寄到《上海画报》上发表了。
在松树胡同，我还见过梁实秋，他是来看梁先生和志摩的。话不多，语调缓慢。听说他在学术上已有成就，编的词典很见功力。在松树胡同见面的朋友，健在者除上海的孙大雨先生，只有他一人在台湾了。我希望他能回到故乡来，到北京、上海讲学，看看故园风景，大陆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提供给他研究。
梁先生还为我写了一把泥金扇面，内容是陈其年的诗。一次他很恳切地对我说：“明天我回家，你也乘火车一道上天津去小住几天好吗？”
我欣然同意，那把扇子珍藏了几十年，直到“文革”时期才丢失。
志摩等人把我送到车站。这次坐的是头等卧车，两个人一个车厢，可坐可卧，窗明几净，空气新鲜。北方的原野辽阔，没有南方的沃野那样青翠，却更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思。
我们说到了谭嗣同(壮飞)，梁先生皱着剑眉，立起徘徊。车轮发出隆隆的响声，我正有点后悔，恨不该触及他的痛心处。他抬起右手，轻轻地拉上窗帘，手并没有放下来，用缓慢的语调说：“戊戌年九月廿一日，康先生已经离京出去，他住的南海会馆被查抄，我对壮飞放心不下，便跑到浏阳会馆去看他，要他立即出走，以避娜（那）拉氏的加害。他昂首望天，慨然有赴死之志，说话一片赤枕，闻之使我泪下。大意云：‘吾辈前日欲救皇上，铁错铸成，无法可救；今日复欲救康师，虽已出京，生死未卜，再见无期。忧愤填膺，惟死而已！’谈到天黑才匆匆告别，我没有回到下榻之处，住进了日本使馆的一间密室，次日壮飞提着一箱手稿来看我。我说：‘日本友人希望你东渡避难，徐图后举。’他说：‘任公请携吾文稿去东京，以图将来，吾一死以报圣主。各国变法，皆曾流血，中国不能例外，请从弟殆，唤醒同胞则国事有望焉！’我说：‘君死固重泰山，而株连伯父，长者无辜，于心何安？’对曰：‘昨晚兄去，即仿吾父笔迹作书，叱弟不忠不孝，从此断绝往来。信置于枕下，故意使荣禄鹰犬获得，当不致牵累老父。身后之事已托付大刀王五，平素爱佩之凤矩宝剑，亦赠王君。此公任侠，可以信赖。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乃相抱饮泣，三去三回首，28日，壮飞蒙难……。”
谈到惨痛之处，他流下泪来。
我在少年时代看过谭嗣同先生的《仁学》一书，对他非常崇敬。他的献身是否必需，也允许后代讨论，但他为救国救民视死如归的精神，异常悲壮。崇高人格，足以激发当时年轻一代改革社会的激情，所以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才虎虎有生气。
“梁先生在反袁世凯称帝时，知识界对您非常景仰！”我说。
“那件事已成过眼云烟。正因壮飞死于袁项城之手，对此奸雄面目，非泛泛之认识，人只要将生死置度外，无话不可说。杨晢子辈为袁贼利用，受其密旨，起草万言书，曰《君宪救国论》，为袁黄袍加身张目，旋即成立‘筹安会’！严几道先生陷身其中，苦不得脱身，他获得文稿后即钞以示予，予思戊戌后诸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民国肇造不易。复观泰西诸国史册，建共和后，改帝制者无一能持久，可谓称帝者必亡。乃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斥‘筹安会’诸公，文方脱稿，有人向袁项城告密。
袁惊且惧，嘱晢子送来二十万元银票一张，为吾父祝寿，交换条件为此文不发表，否则将遭不测。戊戌之际，予未殉变法，愧对壮飞。今为四百兆生灵计，岂复营身家之私？乃将银票退回，晢子亦郝然而去。次日，袁指派心腹谓予曰：‘先生曾亡命十余载，此种况味，亦曾饱尝。何必自苦？’予答曰：‘予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乐于此而不愿苟活于污浊之空气中也。’文出，不胫而走，以其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耳。今往矣！”梁先生掏出手帕，擦着眼镜。
“那篇力作一问世，先生清名，高于清末！”
“为此饱经颠沛流离之苦，讫今思之，历历在目！”任公先生轻叹一声，良久无言。
我请他谈谈流亡情形，他沏上铁观音茶，边饮边叙，绘形绘声，可惜年代久远，已难以详细追述，只能述其大略了。
1915年腊月廿五日，蔡松坡将军按在天津予及蒋方震、戴戡、黄溯初等人决议，准时在昆明宣布独立。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击四川，沿途百姓欣然相迎，一则帝制不得人心，二则护国军纪律森严，所以一举攻克宜宾市。袁贼令曹锟、吴佩孚率部顽抗，次年2月，蔡军暂退大州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