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夜郎王与汉使日：‘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夜郎国君对汉朝使者说：“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呢？”这样，“自大”的名声二千多年以来就一直戴在了夜郎头上。然而，有关夜郎国的历史情况，知道的人却并不多。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但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确存在了250多年，“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致贻笑两千多年。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10余万”等情况看，他确实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然而，“夜郎古国”距今毕竟有两千多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化外“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不是很详细。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的，时过境迁，已经不是当年旧地。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没有人详细知道了。
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牂舸十六县问答》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贵州西南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群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而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不过，围绕古代典籍有限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已经很难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很多都有难以自圆之处。
新中国成立以后，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史记》、《汉书》都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
人们可以期待，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不一定能将两千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发掘出来，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物、遗址重见天日，并且为人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相关材料。
此外，从民族学的角度切入，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是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
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中，就有关于彝话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研究，也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因此，“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辅初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考古工作者们为探求夜郎古国投入了大量心血，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体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