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的时期，有个世代显宦的贾氏家族，男主人叫贾回，是当时的名士，他新添了一名男婴，并给儿子取名贾谊。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他跟着文学家荀况的弟子、秦朝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他还特别喜欢道家的学说，在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
18岁时，贾谊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写文章而闻名。当时的名士河南郡守吴廷尉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十分欣赏他的才学，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
吴廷尉是秦朝丞相李斯的学生，也非常有学问，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益，眼界更加开阔，知识更加广博。
在贾谊22岁时，汉文帝登基，吴廷尉向汉文帝推荐贾谊当了博士，他是当时汉王朝所聘用的博士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贾谊具有精辟的见解，文帝很欣赏他，一年后被提升为太中大夫。贾谊当时认为汉朝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进行改革的建议。
贾谊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以代替秦制，主张是“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当汉文帝正打算重用贾谊并采用他的方案时，却遭到了官僚与宗室阶层的反对。丞相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冯敬等老臣因嫉妒贾谊而上书谗言，一年后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至长沙的赴任途中，贾谊对自己被贬十分不满，又听说长沙气候潮湿多雨，以为自己会早死。他心情悲观失望极了，在渡湘江时作了《吊屈原赋》。后来，他在长沙度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贾谊在任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一天黄昏，有一只象征不祥的鹏鸟飞入他房内，再加上长沙潮湿气候的影响，让本来心情就忧郁自以为寿命不长的贾谊更加伤感不已。于是，他就写了一篇《鹏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沧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
四年之后，汉文帝突然想起贾谊，便召贾谊回长安。贾谊回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才结束。
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他了，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
不久，汉文帝将自己最小的爱子梁怀王刘揖交给贾谊，让贾谊任梁怀王的太傅。贾谊此时除了担当太傅责任外，主要写政论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汉文帝进行真诚劝谏。
在公元前171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
贾谊担心养虎为患，便劝告说：“淮南王反叛朝廷，谁不知道他的罪恶呢？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人们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呢？淮南地方虽小，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
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
尽管如此，贾谊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感到，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
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那么，汉王朝就可以安然消除山东地区的忧患了。
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当初贾谊的这个建议和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的。
贾谊认为自己未尽到辅佐亲王的职责，他终日哭泣，第二年便在忧郁中去世了，时年仅33岁。
纵观贾谊短暂的一生，虽然他遭谗言而被贬，未登公卿之位。但是，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受到文帝的重视，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堪称文采斐然。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新书》、《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
《新书》又称《贾子》，是贾谊的政论文集，史书《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后存10卷58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实为56篇。
《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经济思想，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
《过秦论》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从秦孝公到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指出其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在行文时，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了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宗首》、《藩强》、《权重》等篇则系统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篇则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新书》中的《礼》篇，指出：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保傅》篇中指出：
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而选左右。
贾谊认为，对于太子应及早开始教育，并要选择好太子的左右侍从，包括担负教导职责的人员。他认为国家命运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这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君主教育在古代确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容经》篇中，贾谊提出了关于师傅之道的一些原则：
既美其施，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
也就是说，教师应注重施教内容的美好，同时又要考虑到学生能够达到的程度。掌握进度快慢、分量多少方面要适当。要激励、督促学生不断有所深造，又不要逼迫学生而使其感到困苦。总之，应使教学精要适宜，使学生力所能及，这样就可以“力不劳而身大盛”，这样的教学方法可谓“圣人之化”。
后来，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所著的《春秋繁露·玉杯》篇中也辑录了这段论述，表示“吾取之”，可见“圣化”的教学原则在当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