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陌生的北京的土地，就感受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西藏的代表们心里仍有点疑虑不安：在鲜花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汉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里。
一张黑白历史照片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为了表达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敬意，西藏和谈代表团向周恩来总理敬献了哈达包裹的氆氇和沙金。氆氇，是藏族人民用羊毛捻成线而织成；沙金，是高原民族从江河里淘洗而出。敬献氆氇和沙金，比地球上有些民族进献泥土和盐，更能显示高原民族的尊崇和敬意。洁白的一叠氆氇，澄黄的两袋沙金，被敬献到共和国总理那双紧握过55个兄弟民族的浑厚有力的大手中。
4月26日早晨8点，中央人民政府的高级首长们又迎来了取道印度来京的西藏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还有担任汉文翻译的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英文翻译桑都仁青。他们由我国驻印度大使馆申健参赞陪送而来。
第二天，4月27日晚上9点，进京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也从西安来到了北京。
当班禅大师从西宁塔尔寺出发时，中央发报通知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一定不能以低于传统的中央政权迎接班禅的规格迎送十世班禅。当时，西北军区联络部把甘肃的黄绸子都买空了，处处都是黄绸子结彩，就连班禅大师乘坐的专列都裹上了黄色的绸缎。班禅大师到兰州时，甘肃省委的领导迎出10公里以外。道路两旁都挤满了群众，信教的居士就有四万多人，他们手捧着香炷跪列路旁迎候，当时的场面真可谓庄严肃穆。
班禅大师一行住在畅观楼。
北京饭店位于首都最繁华的王府井南口。
阿沛·阿旺晋美拨开天鹅绒窗帘，便可以看到涌入王府井大街的车水马龙。他的内心也如这人流如潮的街道一样难以平静。
41岁的阿沛是第一次到内地来。自从3月29日启程至今，不过短短的个把月光景。但从康藏到四川再到西安到北京，这近万里行程不啻是他人生道路一个空前的转折。
离开雪域西藏，他涉足于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异样的人，异样的房屋和庙宇，异样的交通工具，异样的城市和乡村。但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明白：“汉族”与“藏族”1300多年前就亲密联姻，“和同一家”——拉萨大昭寺前的石碑上刻着；700多年前，雪域西藏就归入中国元朝的版图——西藏萨迦王朝的金汁史书里写道。万里行程，万里观光，他开始对“祖国”这个不很惯用的词，有了一种新鲜的、亲切的感受。祖国，是与共同的黑头发黄皮肤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共同的雪山流水、同样的大地和先祖联系在一起的；祖国，是与辽阔、富饶、强大及兄弟姊妹……联系在一起的。而雪域西藏，那像故乡甲玛沟一样封闭落后的西藏，也只有跟祖国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希望，有明天。阿旺晋美从青年时代就苦苦思索和追寻的问题，现在开始有了答案，他的心头如春天的晴空一样愈加开朗了。
阿沛回忆起万里行程中的所见所闻，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阿沛代表一行路过重庆时会见了西南局邓小平等首长。4月17日，大西南的共产党首长在重庆的胜利大厦宴请西藏代表，频频举杯祝贺阿沛等代表身体健康。4月19日下午，邓小平政委会见阿沛代表一行。这位个头不高的共产党大首长，态度和蔼，四川乡音很浓的汉话诚恳而坦率。阿沛也就很恳切地说：和平解放西藏是符合藏族僧俗的利益的。达赖喇嘛在藏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争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是上策；如不得已时，打通取道印度来的代表的思想，求得藏军从沿途要塞退出，和平进藏，免得生灵涂炭，百姓遭难，这是中策。邓小平政委对阿沛主动积极的态度是很赞赏的。他再三解释：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如不能认真执行，就不能胜利。藏族同胞长期受大汉族主义压迫，对我们疑惧是有根据的。我们一定要用事实取得藏胞的信任，要认识到达赖回来，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阿沛代表等向取道印度来的代表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相信谈判是能成功的。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慧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们心头的一盏盏灯、一团团火。共和国总理的风度使阿沛十分倾慕。他想：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星斗那样让人敬仰啊！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牌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当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而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和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力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经周恩来总理事先指定的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谈判翻译工作的还有中央民委干部彭哲。因他的藏语青海方言较重，平措旺介也帮助翻译。
第一次谈判在4月29日举行，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要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谈判双方亮出了不同的观点。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提出了噶厦对于和谈提出的五条：一、西藏根本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十三世达赖出国后发生的。同美国只是商业关系；二、要求归还旧汉政府占领与解放军解放的地区；三、如有外国入侵，请汉政府协助；四、进入康区和藏北的解放军请撤走；五、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派的挑拨。
从“汉政府”这样的措词，就可以看出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党中央政权的隔膜，对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误解与不正确态度。对于这样的“五条”，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答复如下：一、英美干涉我国内政是露骨的，阻止西藏和谈代表赴京谈判即是明证；二、巩固国防极为重要，必须进军；三、我军进藏后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和达赖地位不予变更。达赖不应出走，以免失去原有地位；四、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达赖应保持原有地位，不予变更；五、西藏地区内部各派系关系，应本着团结精神协商处理，我们不主张报复。
和谈，是一项充满毅力和智慧的事业。
谈判的双方如果没有不同的观点，就不会坐到桌子的两边；如果双方没有共同利益寻找，就不会面对同一张桌子。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而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阿沛首席代表提出进军问题是焦点。因为噶厦政府曾交代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中央和谈代表并未勉强，建议休会两天，安排西藏代表参观，观看文艺演出。孙志远代表甚至请列席谈判的平措旺介和乐于泓到北海公园附近吃烤肉串去了。
但在那休会参观的两天中，西藏的和谈代表却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据土丹旦达代表回忆，那两天，他越玩心里越急，越看演出越感到不安。他担心解放军像清朝皇帝派到西藏的军队那样，到拉萨后就夺噶厦政府的权，一切包办代替，又天真地怕解放军利用休会时间，长驱直入，开进了西藏。于是便找阿沛首席代表，请他询问中央的意图。
这期间，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既然噶厦政府发给代表团的授权书中明文规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那么，中央人民政府派军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藏族人民，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噶厦政府暗令谈判代表不准应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也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和谈。自己既然是噶厦任命的首席全权代表，在重大问题上就有权会同全体代表临机应变，作出正确的决定。于是，他唇焦口燥、苦口婆心地说服了所有西藏和谈代表，并特别注意征求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的意见，好不容易才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同意将“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条款写进和谈协议。
悠悠的暖风吹拂着北海岸畔的垂柳，与高高的白塔相映衬的水波变得越来越绿了。
5月7日，举行第三次谈判，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对于在谈判的第一天中央印发的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西藏和谈代表提出了一些疑问。基本上是关于领导权的。李维汉首席代表对西藏代表提出的疑问作了明确解答。西藏和谈代表基本上表示满意。
但是，随着谈判的深入，新的分歧又暴露出来了。
5月10日上午举行第四次谈判，李维汉首席代表提出，在协议里写上“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条件。
平措旺介把这句话翻译过去后，西藏和谈代表一下子沉默不语。
阿沛首席代表紧抿嘴唇，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有位西藏和谈代表居然挺身站起，捋起袈裟，看着中央和谈代表，比划着大声说：“我们有噶厦政府，再搞个什么军政委员会，不是在脖子上再骑上一个人吗？”
“我们回去了！”
一看这个场景，大家都僵住了。
中央和谈代表一个个神色沉着，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李维汉请代表们回北京饭店休息去。
回到北京饭店后，西藏和谈代表中有几个人还在吵吵嚷嚷。等他们嚷够了，平措旺介说：“你们说一说，将来那个军政委员会的大头领是谁？还不是达赖喇嘛吗？怎么能说脖子上又骑上一个人呢？”
吵嚷很凶的几个西藏和谈代表回过神来，不禁面面相觑：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呢！
后来阿沛首席代表与平措旺介等又做了大量工作，一一打通西藏和谈代表的思想，总算将“军政委员会”一款也写进了和谈协议。
此后的一天晚上，平措旺介去见李维汉。
李问：“这下子他们卷起铺盖了吧？”
平措旺介答：“不，李部长，经过说服，他们还是同意了。”他把经过情况详细汇报了一番。
李维汉高兴得眉开眼笑，立即走进套间，门也未关，里面不一会便传出他打电话的声音：“主席，主席，我是罗迈！平措旺介来了，已经说服了西藏代表，同意建立军政委员会了。”
主席在电话里不知向李维汉说了些什么。从李维汉走出套间满面红光的神情看，毛主席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更加艰难，更为敏感的却是另一个谈判问题。
还是在谈判开始前的4月27日，班禅大师抵达北京，西藏和谈代表经过商量，只派了最末位的代表桑颇·登增顿珠和两个翻译前往车站迎接。
“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藏族的民谚说明了班禅仅次于达赖的崇高的地位。西藏和谈代表团以低规格欢迎班禅，在藏族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回溯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数十年来的历史，这又并不奇怪了，更何况到谈判开始，噶厦政府连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还未予以承认呢。
由此可知，当中央代表提出，要把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列入协议的时候，西藏和谈代表是怎样忌讳了。这个问题成了谈判中极其敏感、极其艰难的一个问题。
还是在西藏和谈代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指示，一定要把团结的工作做好。李维汉在班禅即将由青海来京之时，通过平措旺介、乐于泓做阿沛等西藏和谈代表的工作，说明谈判要谈班禅与达赖的团结问题。当时不用说西藏代表了，即使乐于泓与平措旺介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九世班禅逃到内地，算来已有28年，现在十世班禅迟迟得不到噶厦承认，双方的隔阂如巨大的冰谷，岂能靠一席谈判填平？
西藏和谈代表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要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再说“十条公约”中也无此问题。他们要求班禅问题另行商定，否则他们要请示后再谈。李维汉郑重地指出，班禅问题不能从协议中去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30年来没有勾结帝国主义，没有出国，这是一个界限。西藏代表推说这次来京谈判，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没有交代他们谈这个问题。况且，九世班禅圆寂后，从青、康、藏地区共遴选了3位班禅灵童，到现在为止，谁是真正的班禅大师的灵童，不仅噶厦没有表态认定，连中央政府——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共产党中央——都还没有正式颁发封文，如此，十世班禅的合法地位何以确定呢？讨论班禅问题又有什么必要性呢？
整整一个星期，谈判陷入僵局。
西藏和谈代表提出的问题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九世班禅大师圆寂后，从青、康、藏地区确实选了3位灵童。除了青海灵童官保慈丹外，另两位是从西康省理塘县和昌都地区八宿县找到的。在青海、西康、西藏的3位灵童中，究竟确认哪一位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这在噶厦政府和班禅堪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3个班禅灵童僵持不下，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使这一问题迟迟不能定局。现在，噶厦方面否认了班禅灵童官保慈丹，拒绝将班禅问题列入和谈协议，实际上削弱了西藏政教上层的爱国主义势力，自然是中央和谈代表所不能同意的。可是，提到现在的班禅未按传统惯例经由中央认可，这也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时遍查各种历史封册，就是没有十世班禅的。
如果说谈判已经被加上了一把无形的铁锁，那么钥匙到底在哪里呢？
谈判的任何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这是几乎一切重大谈判的常识。殊不知正是严格的保密制度，妨碍了去寻得那把珍贵的钥匙。
5月15日深夜，李维汉限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第二天必须把班禅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搞清楚。范明不敢稍有迟疑，午夜两点多钟驱车畅观楼询问此事。没想到堪厅原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有先见之明，他将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都带在身上。原来，早在1949年当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快要撤退时，计晋美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中以重金进行活动，请求批准班禅灵童。李宗仁代总统终于在1949年6月3日在广州颁布封文：“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生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随即派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坐床大典。同年8月10日，在专使关吉玉和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主持下，在塔尔寺普观文殊殿前大讲经院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大典。
真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有了这一纸封文，一切情势都变了。第二天举行第五次谈判时，中央和谈代表将各种证明都摆在了西藏和谈代表面前。他们面面相觑，默默无言。
本来，十世班禅受国民党中央正式册封一事，西藏地方当局不可能全不知情。由于这件事发生在国民党仓皇溃退之际，在偏僻青海的一个寺庙里举行的仪式确实可能鲜为外界人所知。但噶厦政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故意装聋作哑，导致北京和谈中出现上述的一幕，也实在难为了这些西藏和谈代表们。
这时，李维汉首席代表说：你们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而班禅是西藏僧俗人民尊贵的领袖，明天休会，你们去朝拜大师吧！
第二天，5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代表连同他们的随员，前往畅观楼，拜见了年仅14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大师。他们完全是按照西藏历史上参拜班禅大师的礼仪，行了献曼札（塔供）的大礼，显得毕恭毕敬，无比虔诚。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5月19日下午举行第六次谈判，中央和谈代表说明协议上要列入班禅问题，是讲对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指出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这样，西藏和谈代表同意了，终于达成了协议。
谈判是什么？
谈判是力量与意志的较量，智慧与知识的竞赛，又是隔膜心灵的沟通，共同利益的寻找。成功的谈判，则是谈判双方友好地逐渐接近，终结暗淡的历史，开拓光辉的未来……
二十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他很关切地问；阿沛为什么脸色那样苍白？是不是谈判太紧张，生病啦？谈判期间他举行了几次酒会。有一次，陪同西藏和谈代表的有郭沫若、李济深、陈叔通、许广平。周恩来举起酒杯说：“今天犒劳大家的，是天津的资本家朋友送来的陈酒。这些天谈判，你们辛苦了！”
李维汉自然是十分辛苦的一个。他在每次达成一条协议时，常常这样说：“现在总结一下，商量一下，这一条是不是这样写……”按照他的口述记下的文字，最后定稿时几乎一个字都不用改，令西藏和谈代表们惊叹不已。他还是个不耻下问的人。有一次他问一位藏族干部：“‘啦’在藏话中是什么意思？譬如丹增啦，益西啦……”对方答：“在藏话中这表示亲近，亲切，比叫‘同志’还亲昵一些呢。”“噢，噢！”他恍然大悟。从此，他一直叫“阿沛啦”、“平旺啦”、“彭哲啦”。
阿沛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本来就清瘦的面孔变得更加清瘦苍白了。他自知肩上的担子像挑着两座山。幸好是他正当盛年，精明强干，眼前的难题一个个都慢慢解决了。为了在返藏后让达赖了解谈判的详细情况，西藏5位代表开会时，他尽量让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参加。
当时患有肺病的列席谈判干部乐于泓，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健壮如牛的平措旺介在签字仪式结束的当晚，突然虚脱晕倒……
北海的水波由碧绿变成黛绿，垂柳由嫩绿转成浓荫，暮春的燕子衔着春泥，穿过柳荫，飞入某座古旧的王府去了。700多年前尼泊尔高匠阿尼哥建造的北海白塔，反射着公元1951年春末新鲜的阳光……
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亚细亚神州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
1951年5月23日。
这一天，北京的天空湛蓝湛蓝，丝丝白云微微飘拂，中南海上碧波粼粼。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微粒，还有隐隐约约的歌声。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了签字仪式。
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留下了当时的真切场景：怀仁堂迎面的高壁上，悬挂着巨幅的五星红旗，两边的壁灯如倒挂的白珊瑚，壁灯上各佩有5面小型国旗，被灯光映得十分鲜亮。灯下各放一盆葱郁凝重的万年青。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有两位代表似乎已经先签完了名字，正在加盖自己的印鉴。阿沛首席代表俯视着协议正本，盖印十分庄重用力；另一位留着长须的代表凯墨举着印章，千钧在握的神态呼之欲出……
中央代表签字用的毛笔和西藏代表使用过的竹笔，都作为珍贵的文物，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协议共有十七条，因此又简称“十七条协议”。最主要的是：
（一）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现西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的统一。（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四）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五）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六）实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统一，主要是达赖和班禅两方面之间的团结。（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八）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
成群的鸽子拍打着白如瑞雪的翅膀，飞上了北京5月的蓝天。嘹亮的鸽哨，向长城内外传播着喜讯。
由于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从1951年5月23日这一天起，本世纪初叶以来在帝国主义羁绊下对祖国若即若离的西藏，重新回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那120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土地，巍巍喜马拉雅，滔滔雅鲁藏布，那百万黑头发黄皮肤的骨肉同胞，都一起回到中华民族温暖的大家庭里。而在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呻吟的西藏，为了能摆脱那千年不变的黑暗制度，甩掉极端贫困落后的帽子，为了和整个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兄弟一起，奔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终于跨出了极其可贵的第一步。
1951年“五·二三”——从这个闪光的日子出发，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将要和平进入西藏，守卫祖国西南边疆，保卫百万藏族人民和亿万中国人民的幸福；这一支坚不可摧的正义之师，也将保卫亚洲大陆的和平！
中南海怀仁堂的签字仪式即将圆满结束时，倏然间，5月的蓝空响起一声焦脆的春雷：“轰隆隆……”
雷声震撼着古城，震撼着天地。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们先是一惊，继而都面露喜色。于是，有一封据说请中央人民政府代发的电报，化作闪闪的电波，射向湛蓝的天穹，用比白鸽的翅膀迅捷千倍的速度，飞向远在西藏与印度交界的亚东，飞向浓荫环绕的东噶寺庙里那个18岁的达赖喇嘛：
“……协议签字时，天上打了雷，这是龙在吼叫，实在是一个圆满之兆，我主雪域从此和平安康幸福隆昌……”
达赖喇嘛于5月28日来电，完全同意将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西藏和谈代表们一个个欣喜若狂……
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天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他们骑在高头大马上，轻轻堵住了出国的咽喉要道。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制服的清瘦的中年人。他跳下马来，环顾四周，俯视亚东镇，舒展了一下双臂，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法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跨雪山，涉冰河，洒热血，埋白骨，“昆仑山上号角鸣，野营灯火映天红”，遵照“十七条协议”的有关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滚滚铁流从云南、川康、青海、新疆，向祖国的领土西藏滔滔奔涌。五星红旗飘扬在喜马拉雅山，招展在雅鲁藏布江……
千条江河千支歌，战歌、悲歌、壮歌，可歌可泣。
每一个战士都是一个雄健的音符，每一座雪山都是一支瑰丽的乐章。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东方的“耶路撒冷”——拉萨。
但是，更加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斗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