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后，高宗武与周佛海走动更勤了，周佛海结交广泛，朋友中有文人，也有武将。北大教授胡适、陶希圣，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江西省省长熊式辉，抗战前曾任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的梅思平，南京行政院前任秘书罗君强；武的则有号称黄埔系“八大金刚”之一、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等等。这里消息灵通，来客也皆是有能量之人。和这些人交往，对自己宦海官场的生涯有益无损。
在常来的客人中，高宗武与陶希圣最谈得来。因为胡适名气之大，已是学术界的泰山北斗，高宗武自然要执弟子礼甚恭；而陈布雷，虽为天子近臣，口衔天命，巴结犹恐不及，但陈为人狷介方正，正色立朝，有古大臣之风，轻易不可热络；而梅思平，抗战前不过为一县令，虽有“政绩”，但九品芝麻官毕竟官阶太低；罗君强则是一个寡信善变，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高宗武对此人犹瞧不上眼。
至于顾祝同、熊式辉，或者文人与武人的气质不同，或者过于圆滑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发迹早，官味足，颐指气使，对他缺少重视、礼貌，因此也就熟而不亲，气味不投。
只有陶希圣，高宗武与他有相见恨晚之慨。陶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曾任商务印书馆编研所编辑。在这个位置上，他结交了学术界不少文人，也有了一点影响，以后又在上海复旦、暨南大学、劳动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举行庐山谈话会，陶也作为名流在被邀之列。
陶希圣长就一副阴鸷刻薄的脸，面部肌肉是从来不作笑的运动的。但此人心思极灵活，虽以学者面目出现，但官瘾极大。自古以来，归隐林中，就列为升官的“终南捷径”这一途，只不过要看你机会的把握。陶希圣正是这样一个窥测时机，等待别人钓他的大鱼。因此他察言观色，耐心钻营，投其所好，有人送他一副对联：
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
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蒂国共都骂。
他初见高宗武，即感到这位官场新贵前途不可限量，有心接纳，把他一贯端着的学者架子一抛而光，平辈论交，说了不少奉承的话。
年轻气盛、骤然得势的高宗武也自以为遇到了知音，把盏而谈，酒逢知己千杯少，遂引为莫逆之交。从此，俩人几乎天天在周公馆见面，大有一日不见、则一日不欢之感。
这帮人的聚会，绝不是品茗清谈，他们每日讨论的都是当前所发生的中日大事，论点也都趋于一致：“中国必败。”
周佛海气急败坏地说：
“前几天，蒋先生召开庐山座谈会，现在各党各派的朝野人士大唱高调，但是调子越是高唱入云者，越是居心叵测。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以外，没有人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
高宗武一击掌，十分赞同。
“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打一个比方说，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他这个比喻很形象，加上又是公认的日本通，因此，这番话很有份量。
周佛海更像占住了理，他越发放言无忌，语存讽剌：
“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人，当然晓得服从舆论，既然朝野上下，都是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他老先生就不能不附和，而且还要唱得比别人高。只有这样，才能压服反对派，争取舆论的支持。可惜啊，蒋先生用心固然良苦，但种瓜得豆，作茧自缚，最终逼他走上他不愿走的路。”
“佛海兄，”陈布雷皱着眉头止住他，这些话在忠于蒋介石的陈布雷听来，未免有点过份，有点刺人了。
周佛海脖子一梗，似有不服：
“这些都是实话嘛。”
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脸色也严肃起来，他是位老官僚，圆滑得水火不侵，知道这些话被传出去有多大影响，警告周佛海说：
“布雷先生是为你好。说话要注意分寸，已经有人说你是非战集团的主谋，还称这里是‘低调俱乐部’，专门散布失败言论。今后，我们大家也要少聚在一起，恐引起非议。”
周佛海果然有点惊惧，但嘴仍强硬，他对熊式辉一揖到地：
“多谢熊主席关照，佛海无以为报。只是国难当前，不忍坐视国家沦亡。叹只叹，中国人只知自爱，而不知爱国。如果是我们认为于国有利的主张，为什么藏在心中而不说出来呢？”
他转向胡适和陶希圣：
“二位德高望重，学界泰斗，自然有一言九鼎之力，明日委座设宴款待社会贤达，两位都在被邀之列，如能借此机会，直言而谏，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胡适：“你是蒋先生亲信，说话的机会比我们多。”
高宗武插嘴道：“佛海兄以部属之地位进言，自然不比二位以嘉宾身份量重。”
胡适点点头，自认此话有理，他注意地打量了高宗武，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胆量与见识都有过人之处。
未想到在宴席上胡、陶二人根本插不上话，蒋介石神情很兴奋，他刚刚向全国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在座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连连称赞这篇文章声情并茂，悲鸣声中透露出一种雄壮的慷慨。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拚。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写得痛快！”张伯苓击节赞赏：“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宛如哀兵之沉吼，令人动容，令人同情，令人感奋，令人欲罢而不能。凡有血性者，势难坐视。”
蒋介石洋洋得意：
“政府既然决定应战，自然全力以赴，目下正组织力量，准备进行会战，以振军心，以奋民气。”
胡适、陶希圣面面相觑，那一番妥协救和的说辞在此气氛下实在难于和盘托出。胡适几次欲言又止，因为陶希圣暗暗拉住他，告诫说：
“此时不宜在蒋先生面前作扫兴之言。”
直至午宴结束，蒋介石送客时，落在后面的胡适才抓住机会进言曰：
“委座适才之言极有见地，但不妨多准备几个方案，外交路线切不可断。”
陶希圣抓紧时间插嘴说：
“外交事应找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也有见识。”
许多人这么看重高宗武，蒋介石心思一转，立即表示，说他了解高宗武，是要找他谈话的。
宴会一结束，周佛海已领着高宗武等在外面，他迫不及待地打听消息。
陶希圣直摇头：
“委员长固执得很，他正在兴头上，现在围绕着他的都是主战分子，我们的话他听不进去。”
周佛海脸色顿呈苦相：
“大事不妙！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的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要打持久的全面战争。”
“蒋先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的人，而这些人正好顺水推舟，利用蒋先生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因此，他下结论说：
“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
连陶希圣也感到周佛海说话太放肆了，实怕传到蒋介石耳中对他不利，连忙推说还有活动，匆匆告辞。
还剩下高宗武站在一旁，周佛海仰天长叹：
“浊浊尘世，世人皆醉我独醒。”
高宗武劝道：
“佛海兄不必悲观，清醒的人多着呢，汪先生不也是和我们同此忧愁吗？”
周佛海同意这句话，他评论说：
“自战争开始，蒋先生有点不能自主了，这也难怪，以他的地位，不能轻易言和。但他这种言论，却会给共产党钻空子。听说不久，政府还将与苏俄签定互不侵略条约，如若如此，则赤祸蔓延将不日可见了。唉，当朝诸公，能担待大事的，恐无出汪先生其右者。”
“汪先生对佛海兄也很推重，我曾对汪先生提起过佛海兄对他的景仰，他很感动，说到日久见人心。只是过去的往事还不能完全释怀。”
“汪先生怎么说？”周佛海急着追问。
“他说佛海兄一向是蒋先生的亲信，言听计从，中日之间这么大的事，纵然有不同意见，恐怕也不便逆着蒋先生的调子。”
“良禽择木而栖，君子择贤而交。佛海当然从善而择。”周佛海这番话也有向汪精卫靠拢之意，他还想逢源于蒋汪之间。
“宗武兄，上次联床夜谈，实在还有许多话未说，因为那时交情还未到今天之份上，所谓交浅言深。今天不妨直言我这几年胸中块垒。蒋先生何许人也？当世之枭雄。只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我等也不过是他棋盘上一颗棋子，供其调遣而已。”
当年周佛海脱离中共后，即立誓与中共为敌，先投身于西山会议派，并被派为“宣传部部长”之职，只因欲赴日本完成毕业论文答辩，他才未正式就职。
周佛海是精明的，他看到西山会议派实际上只是个反共的小团体，势单力孤，没有什么发展余地，因此央求戴季陶写了封推荐信，直接投靠蒋介石，未想到他兴致勃勃赶到汉口时，蒋介石已前往江西，指挥军事去了。是邓演达接待了他，并征得蒋介石同意，留他在黄埔学校武汉分校担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宁汉分裂后，周佛海设计逃离汉口，未想船刚抵上海，就被四位密探候个正着。当时上海正进行大规模的清党活动，周佛海有“红帽子”之嫌，当然在搜捕之列。这场虚惊多年后也让周佛海想起来就后怕，因为当时执掌上海国民党特务处的是嗜杀成性的杨虎，撞到他的手中，无疑是一脚已踏进了鬼门关。
幸亏周佛海的妻子闻知消息后急忙奔走，终于请去了张治中，总算是化险为夷。不仅如此，还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并委任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从此紧紧靠上了蒋介石，蒋进亦进，蒋退亦退，操刀撰文，拉旗呐喊，追随左右。蒋介石对他也极信任、极重视，国民党两大秘密组织，军统和中统，本来水火不相容，蒋介石也有意分而治之，互有界限，但周佛海却一身兼跨，既为中统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军统的核心复兴社的领导人之一。这一份信任是其他人不具备的。此外，他还身兼侍从室副主任一职，与陈布雷一起共事，陈布雷为人宽厚，一般小事都礼让三先，因此，周佛海的极限简直是可以通天了。天子近臣，有谁敢不巴结。
但是，周佛海也有不如意处，内官虽然威风，究竟不上品味，人人争相逢迎，但内心总不吃劲，算一算跟随蒋介石这么多年来，也只外放到江苏省做了几年教育厅长。好容易熬到汪精卫被刺，汪派要员相继辞职，陈公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挂冠而去，留下来的遗缺蒋介石赏给了周佛海，从而进入了中央领导机关，补了一个实缺。
谁知这个位置还未坐热，西安事变爆发，汪精卫枪伤痊愈，又匆匆赶回来企图取蒋地位而代之，这一目的尽管未能实现，但民众训练部长本来是陈公博的，陈重整袍笏，自然顺理成章，周佛海只得悻悻然让出座位。
这件事给周佛海刺激很深，说实话，区区部长一职他并非十分望在眼中，只是蒋介石连句安慰话也没有，自己犹如一枚棋子，弃东置西；瞧人家汪精卫对底下人多厚道，为其争权夺利，不让分毫。两者相较，冷暖立判，难免今日周佛海言语之间对蒋就有大不敬了。
周佛海将手一摆，似要赶掉这些不愉快的回忆，又将话题绕了回来。
“宗武，蒋先生要接见你，必然征询你对中日战争的看法，你可是一言系天下安危，万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宗武自然知道分寸，当据实而陈。此外，你与汪先生的关系，你最好登门解释，这也说不上负荆请罪，总之他是党国元老，你去道个歉，也不算丢脸的事，联络了汪先生，也许有助于我们这些人主张的实现。”
接见高宗武的地点是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会议厅附设的一间休息室中，蒋介石端坐在一张硬木雕花靠椅上，汪精卫则背着双手，颇有兴趣地品赏墙壁四周的字画。
高宗武按觐见礼数中规矩做完那一套后，垂手站在一侧。
汪精卫满面温和，礼貌地请他坐下谈。
高宗武不自觉地看了一眼蒋介石，对方只是简单地示意一下，他这才放心地落座。
汪精卫的语调和缓平稳。
“今天请你来，不仅因为你是亚洲司司长，是中日交涉的主管。更主要的，是因为你在日本长期生活，对中日问题素有研究，希望你能从总体角度，从国策高度，为最高决策提供意见。”
高宗武是个善于辞令的人，略一思索，一篇长篇大论已在胸中打好腹稿。
“委员长，汪主席，职属见识浅薄，虽恐有辱清听，但事关国家大计，仍不揣冒昧贡献一愚见。纵观中日大势，彼强我弱乃不可争之事实。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近百年整军经武，进取奋发之心深入国民素质，扩张侵略之想笼罩官兵意识。悍勇好战，鲜少败绩。反观我国之国民，颓唐难振，连年内战，国力已耗。虽近年来，蒋委员长与汪主席同舟共济，戮力同心，国事稍有起色，但毕竟一曝十寒。欲想与日本争雄斗长，还要假以时日。因此，此时之战，非其时也。”
言罢，观察二者反应，只见汪精卫大点其头，似乎此番话深合他的意思。蒋介石则脸色愈见寒冷。
“照你如此言，中国必败无疑？”
高宗武有些惶恐，但仍硬着头皮回答：
“请委员长明察，抗战爆发前，委员长一直强调，‘安内为攘外之要着’，此乃至理名言，宗武犹在耳边。现在既然战事已不可避免，组织抵抗，纵为不示弱于人，也属必要之举。只是需适可而止，不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既可向国民所交待，也可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转圜之道。”
这番话说得十分婉转，蒋介石脸色的逐渐缓和下来。
汪精卫赞赏之情早已溢在脸上。
“不错，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不失为两全其美。”
高宗武这才稍稍安下心来，他向蒋介石、汪精卫介绍了日本陆军内部的矛盾分歧，表示仍有挽救的办法。
汪精卫急不可待地建议蒋介石，外交解决的途径切不可中断。
蒋介石终于同意让高宗武去试试。
高宗武激动地站起身，夸下了海口：
“感谢委员长、汪主席对宗武的信任，当此非常时期，宗武责任攸关，对日最后折冲，请交给宗武，我当以热诚，说服近卫，藉其政治力量，使事变圆满解决。”
不啻痴人说梦，一厢情愿。
汪精卫却大抱希望。
蒋介石则怀疑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接见应对完毕，高宗武被领了出去。他长舒一口气，步履轻快地走出整座建筑物，外交部的汽车停在大门外。
他正急着和周佛海见面，一想到整个中日交涉的重担将落在他的肩上，就不由兴奋异常。他可以想像到，在今后的历史典册中，他的名字将一定留在某一章某一节上。
司机已经看到他出来，将引擎发动，缓缓地向他滑来。
一个人疾趋而至，抬头一望，是蒋介石的侍卫官唐纵。
唐纵彬彬有礼：
“高司长请留步，委员长还有话要吩咐，请随我来。”
高宗武一脸愕然，机械地随着唐纵转回。
约半小时后，高宗武二见蒋介石。
休息室只剩下蒋介石一人，反常的是，他那一脸的肃杀换成了春天般的和煦，热情地招呼他坐下。
蒋介石的宁波官话说得软绵流畅，高宗武也逐渐自然起来。
“高司长是浙江温州人，可知贵乡在南宋年间出过一对贤人俊才。”
“委员长指的可是永嘉、永康的叶适、陈亮。”高宗武博闻强记，历史知识并不陌生，但不知蒋为何问这个。
蒋介石点点头，扬了扬手中一叠公文。
“有关部门转来了当地民众的申请，要为他们塑像祭祀，以彰贤者。”
望着高宗武茫然不解的神色，蒋介石接着说：
“叶陈虽为浙东事功学派代表，但他们的学问并非为天下景仰，世人所重者，乃在于其矢志抗金，不屈不挠，忠心爱国。”
高宗武逐渐明白蒋介石提这两个人的用意。
“困难当前，是战是和，皆茫茫无绪，但为人立世之本，在于忠孝仁义信，在这几个字上痛下功夫，才能不贻羞人间，不辱没祖先。”
高宗武脸上已红一阵白一阵，蒋介石句句话都似有所指。
“听说你们最近常在周佛海家聚会，可有此事？”蒋介石终于问到了正题。
高宗武点头承认，明白了蒋介石再度召见他的原因。
“你们是否对政府现行的抗战政策有不满之意？”
高宗武连忙辩解：
“我们只是在一起作些研究性的讨论，以备最高当局咨询参考。”
“哼，还责备我蒋某人钻牛角尖，在玩火自焚，上了共产党和桂系的当。”蒋介石语调中恢复了以往的威严。
高宗武暗暗惊讶蒋介石消息的灵通，这是周佛海私下里的谈话，简直原封不动地都落进了他的耳朵，这些批评高宗武也赞同，也附和过，因此不能不解释一下。
“这也是周佛海一片忠心，出于对领袖的爱护。”
“周佛海走得太远了。”蒋介石根本不听这解释，他内心确实很气恼。不错，当初蒋汪合作，他是吩咐过周佛海多与汪精卫接触，以充当双方联络的桥梁，未想到周佛海肆无忌禅地与汪精卫大拉关系，企图脚踩两只船，并隐隐有捧汪之意。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是蒋介石平生最不能容忍的。现在，周佛海做得更加过火，甚至到处对他展开了批评。
见高宗武已经诚惶诚恐，蒋介石仍然敲打说：
“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当行非常之策，一个主义，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不允许任何背离现行国策的举动。”
一字一顿，重若千钧。高宗武这才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威慑力量。蒋介石不怒自威，双目精光逼人，已令他唯唯诺诺，不敢仰视。
大概觉得教训够了，蒋介石语调又和缓下来：
“高司长还年轻，今后有许多事要靠你们，眼下中日问题在外交上的处理，就有赖于你寻找途径。但切切记住，倭人性诡，极不可靠。这已为多年交涉经验所证明。至于对日交涉方针，我在庐山座谈会上已说得十分明白。”
高宗武方才明白，刚才蒋介石当着汪精卫的面作出的那份许诺是不算数的。他让高宗武只接受他一个人的指示，去上海，打探一下日本人的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