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字意味着传奇，这种传奇既贯穿他一生的始终，更渗透于他的全部写作生涯和生活之中。评论界对海明威向来评价不一。的确，海明威似乎是有多重身份，他是战士、拳击手、探险家、渔夫，但他更是一位有着明确奋斗目标的作家。让我们循着他的足迹，寻找具有传奇般个人魅力和经历的著名作家海明威的成长轨迹吧——
暴力与初恋
欧内斯特·密勒·海明威于1894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郊的橡树园镇，6个孩子中排行老二。精力充沛，健壮得像头小公牛的海明威，一继承了父亲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打猎、钓鱼的兴趣，这种热爱和兴趣伴随了海明威一生。当然，母亲的自尊好胜，对音乐、美术的良好感受力以及对语言文学的爱好，也伴随了儿子的一生。
海明威的童年、少年时期似乎没有创伤。他高大英俊，是校足球队队员。他学习成绩好，多才多艺，既是乐队大提琴手又是学校周刊《吊架》的编辑。海明威常常随父亲出诊橡树园北部印第安人居住的密执安湖畔。那里风景如画、民风淳厚。但是，海明威却看到一个印第安男人因为不堪忍受妻子分娩时的痛苦而割喉自杀，第一次见到压力下男人的死亡。他小时候两次离家出走，一次因为违禁猎鸟逃避法律，一次纯粹是为了“探险”。显然，“探险”使他明白世上还有莫名其妙的暴力和伤害，而在这个时代，暴力又常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从此，暴力和死亡似乎成了他关注的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海明威青少年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海明威千方百计来到欧洲战场，不幸在分发食物时被炸伤，在医院里过了19岁生日。受伤的经历，海明威终生难忘。刚回国时，海明威被当做英雄到处演讲。不过，经过多次演讲，受伤经历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他丰富的想像力或撒谎能力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
真正的爱情体验是男人成熟的必经阶段。海明威体会到初恋时种种甜蜜幸福的情愫，是在受伤入院后。一面是受战争摧残的身体，一面是受爱情滋润的心灵，这种死亡与爱情对立的恋爱经历为海明威创造了一种“战争恋爱”模式。这种“战争恋爱”模式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他在《永别了，武器》中以艾格尼丝小姐为原型塑造了凯瑟琳，同时也使他明白：爱太容易失去，男人应该寻找不会失去的东西——勇气和尊严。不是由爱情肯定的尊严，而是由勇气和男人气概构成的尊严，做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这段经历为海明威日后创作一系列硬汉子和没有女人的男人形象进行了心理上的准备。
暴力和死亡，战争的创伤，爱情的波折使海明威向成熟男人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使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着力表现这样一些主题。海明威初步成熟，但成熟是要付出代价的，它意味着伊甸园的消失，真正严峻艰辛人生的开始。海明威这段心路历程在日后创作的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胜者一无所得》、《没有女人的男人》中再现了出来。通过贯穿于这些作品中的尼克·亚当斯的成长，反映了美国一代青少年从幼稚到成熟，从无知到了解人生，从情感的蒙昧到性爱的满足，从依附家庭到独立远游这一痛苦的人生转变历程。
海明威把一枚浸透人生各种滋味的青果给别人咀嚼，他自己，则正视着人生，开始了他孤独的战斗。
硝烟与创作
海明威从欧洲战场回来的一段日子，发现自己最想干的事是写作。于是1921年底，作为多伦多《星报》驻欧记者的海明威携带富有艺术气质的妩媚新娘哈德莉来到了世界之都巴黎，在此开始了他对文学和生活的探索。
肚子填不饱，对相爱的人来说不算什么，更何况海明威远大的作家梦支撑两人的信念。这时的海明威以顽强的毅力读书写作，并很快赢得了庞德、詹姆斯·乔伊斯、斯泰因小姐和菲茨杰拉德等著名作家的友谊。在巴黎的7年求学写作，是海明威一生中个人生活与作家人格最统一的时期。1925年海明威第一本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版，这本书中一些短篇的内容，主要以他青少年时期经历为依据。
海明威是个自传性和自我质感很强的作家，从他的作品中大多可以看到本人的经历和情感。参加过世界大战的人很难忘记那梦魇般的日子，海明威在巴黎的所见所闻更使他迷惘痛心。他见到军功章在市场上廉价出售，一大批参战过的青年失去生活目标，整日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在巴黎的所见所闻和他参战受伤的经历，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写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涵义。更难能可贵的是，战争在海明威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影响了海明威一生和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的受伤的人类的象征。
到三四十年代，海明威已经享有盛名，他到非洲的青山中寻找一种新的对抗，并反思了生活的富有与精神的懈怠，以一头风干在雪山上的狮子自励。海明威与哈德莉分离后，又与第二任妻子波琳感情出现危机，但这时他的创作个性和人格个性也日益突出。他以往在作品中建立的“勇气法则”此时演绎为一种个人色彩十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正义感和使命感。纷纭多变的社会在他心目中只有正义和邪恶之分。因此，当西班牙爆发内战后，他站在民主政府一边，4次亲赴西班牙，不仅报道战况，还与民主力量并肩作战，几次为西班牙民主政府集资捐款。尽管海明威选择的世界在较量中失败了，但他却在悲剧的深谷中抛出了他以前从未写过的英雄——罗伯特·乔丹，1940年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为他的探索开辟了一块新天地。
《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是赴西班牙作战的美国志愿人员，他奉命去敌后炸桥。配合这次炸桥行动的巴勃罗游击队内部出现了分歧。因为嫉妒乔丹与西班牙姑娘玛丽亚的爱情，队长巴勃罗从一个英雄变成势利小人，千方百计阻挠行动，偷走炸桥的雷管，尽管后来认错，但毕竟给炸桥带来了麻烦。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乔丹没有畏惧，他依靠游击队的基本骨干，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然而，他却在行动中牺牲。海明威把正义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乔丹也一反《太阳照样升起》中杰克·巴恩斯的空虚迷惘，而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战士，为信仰而战死而无憾。他也不同于《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和《死于午后》的斗牛士，他们是孤独的，而乔丹则与游击队员在一起。
纵观海明威战争题材创作的变化，他经历了由迷惘空虚到勇敢抗争的过程，海明威也超越对战争的直接摹写，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表现了一种为正义而战视死如归的勇气。海明威对战争这种对抗形式的关注，集中体现了他对生活中暴力与死亡的关心。这种外在的武力对抗中对人的勇气和尊严的考验，正是海明威一生所发掘的永恒的东西。
盛誉瞥与死亡
四五十年代盛名的海明威成了社会注意的焦点。许多美国记者常常把海明威描写为饮酒、拳击、打猎和捕鱼的能手。从一些照片上看，他总是咧着嘴大笑，手上拿着酒杯，身旁挂着一条大鱼或躺着一只大猎物。他也喜欢这种形象，因为这无疑具有男子汉豪放粗犷的魄力。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制造传奇，与第三任妻子玛莎到欧洲战场和中国报道战况；开车时，头部受伤缝了57针；飞机连续两次失事，他用受伤的头撞开机舱门与第四任妻子玛丽爬了出来；他在古巴哈瓦那别墅摆擂台练拳击，当年欧洲拳击冠军恰恰在场，于是与他打了几个回合，因为嫌没有奖金而退出比赛，海明威乐得逢人就夸他5个回合便打败了世界冠军。难怪有评论家说：海明威二三十年代以文学创作赢得盛名，四五十年代则以生活传奇弥补文学创作的不足，海明威“江郎才尽”。
海明威争强好胜，这种状况令他感到一种压力。盛名是荣誉，更是负担。好在压力下的优雅风度正是海明威一生最推崇的，他一方面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硬汉子精神，一方面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着打不败的人的形象。
从1925年海明威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问世，到1957年《世界之人》发表，海明威一直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坚毅品格，顽强精神，具体体现在作品里就是那些不可摧毁的“硬汉子”——打不败的人，这正是海明威人格的写真。
1952年海明威终于在压力之下又一次表现出优雅的风度和抗争的斗志，推出了令文坛刮目相看的《老人与海》，海明威在此把压力下的优雅风度和硬汉子精神表现到了极致。老渔夫桑提亚哥连续打鱼数天，却一条鱼也没捕到。第85天，他决定走得远远的，捕一条大鱼。他孤身一人出海，终于钓住一条大马林鱼。老人与马林鱼和鲨鱼搏斗了3天3夜，终于回到岸上，而马林鱼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骨架了。
无疑，海明威把他毕生的探索高度抽象进这篇小说，把大千世界的万般不幸以及人们对待不幸的态度全部浓缩在桑提亚哥捕鱼的故事里。海明威认定，人生就是一场孤独的战斗，强者对于命运的抗争乃是亘古以来最具永恒意义的悲剧，但人决不能屈服，要有勇气直面人生进行抗争。因此，瑞典科学院赞扬他在作品中把勇气作为中心主题，并授予海明威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很高兴得奖，但对得奖他又有另一种恐惧，他生怕自己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海明威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在他身上，已找不见1918年那英俊而幼稚的娃娃兵神态，看不到20年代那刻苦、腼腆，常被人误认为报纸董事长的风度翩翩的文学青年的身影，也不再有三四十年代“老战士”的雄风。他的身材仍然魁梧，但已显得肥胖而行动不够灵便了。那身结实的肌肉松弛了，40年来的伤疤密密地排在上边。岁月将他的双鬓染白，那一大把圣诞老人式的胡子使他变得面善。这时的海明威，在世人眼里是一位名作家，一位经历九死一生的勇敢的男子汉，一位谈笑风生的慈祥的“老爸爸”。但他依然好斗，他现在面临的对手是疾病，更重要的是已写不出好作品的海明威本人。他仍旧到西班牙和年轻时的旧地寻找灵感，他最后写了《危险的夏天》，但作品远不及《老人与海》，也无法跟《死于午后》相比。海明威明白了。
多年来海明威在生活和创作里崇尚与命运抗争的勇气，经过生活沧桑，他已得出了自己对死亡的独特看法。智者、强者是天生的孤独者，死亡是他们排遣不去的阴影。海明威在早年作品《印第安营地》里已表现出对死亡的关注。“他干吗要自杀呀，爸爸？”“自杀的男人是不是很多，爸爸？”，“死，难不难，爸爸？”父亲的回答并不如他的意。
多年来抗争的生活使海明威对死亡自有独特的看法：“我要打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那时我就要跟自己打，目的是要把自己当作一种美的目的来接受。”“我学会了正视死亡。死自有一种美，一种安静，一种不会使我惧怕的变形。”
1961年7月的一个清晨，离海明威67岁生日还有十几天时间，他用双筒镶银猎枪自尽了。
海明威不再写作也可以安享盛名富贵，但他天生的抗争精神使他不愿无所事事地活着。生活是沉重的，强者尤其如此。作为一个不屈的抗争者，海明威似乎少了一些老年人的淡泊宁静，他内心承受的压力比常人更加沉重，他的自杀不是对人生的逃避，在他看来这恰是老狮子与人生的最后搏击，受伤的狮子岂可受鼹鼠的戏弄？
海明威去了，但他卓越的作品仍使我们看见他。他游弋在蓝天白云之间，拥挤在狂热的斗角观众里，跋涉于每一个战火纷飞的角落，徜徉在广袤的非洲草原和青山中，荡舟于加勒比海万顷波涛里，与马林鱼一起遨游……海明威以他热情洋溢、富有感召力的声音，告诫后来人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列夫·托尔斯泰：留下
千古名篇的俄国文学巨匠“它，这个叛逆成性的，却祈求着风暴的降临，仿佛在风暴中才能安宁。”
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这首诗曾被人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伟大的追求精神，这是很贴切的。作家的一生，正是在不懈探索中度过的。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俄国图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的世袭贵族家庭。波良纳是家族的世袭领地，这里的大自然是神奇的、“独一无二”的。作家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托尔斯泰幼年活泼顽皮又多愁善感、富于幻想，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看到周围的生活有快乐、有忧伤，尤其是当看到善良忙碌的家仆穷困痛苦时，他幼小的心灵悄然萌生出羞愧和自责。这种感情从此纵贯他的一生，使他时时进行自我剖析，求得道德上的完善。
13岁时，托尔斯泰离开波良纳，到喀山。16岁时，年轻的托尔斯泰身穿海狸皮大衣，戴着白手套、三角帽出现在喀山大学。
喧嚣的上流社会生活从此抓住了托尔斯泰。尽管他故作矜持，心中对这种生活却深感兴趣。童年绚丽的幻想，恍惚不清的理想都淹没在喀山生活的漩涡里，他的宗教观念也受到破坏。然而，年轻人在喧嚣中越来越感到孤独、厌恶，他思考着周围的虚伪。《苦命人安东尼》使他深刻领悟贵族与农民两重生活的差别与矛盾。年轻人恐慌了，他扎入知识的海洋，深入研究法学、哲学、文学，阅读别林斯基、普希金、果戈理、歌德、卢梭等人作品，期望找到解决现实矛盾的答案。
19岁时，他带着制定的乡村计划，没毕业就离开了喀山大学，回到波良纳，继承了这片庄园，成为这块美丽土地上的年轻主人。他着手经济管理，农事改进，试图改进农民的生活。同时，无法遏制的对真理的探索促使他自学地理、统计学、外国语、音乐、绘画、医学、文学……他急切地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然而，面对农事改革的失败、农民的贫困，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苦，日记中记满他猛烈鞭挞自己的话语。
1851年，23岁的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参军入伍，经过考试，获准尉军衔，后至中尉。高加索自由的人们以其朴素、直爽、旺盛的生命力吸引了谙熟上流社会虚伪和矫饰的托尔斯泰，他从士兵和山民身上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优秀精神。高加索年代是作家精神复苏、文学方面成长的时期。他读书、记笔记、打猎，创作欲望日益强烈。他写下了中篇小说《童年》、《少年》，短篇小说《伐森》、《袭击》，并构思长篇小说《哥萨克》。
《童年》是作家的处女作，在当时俄国的最进步的杂志《现代人》上发表。编辑涅克拉索夫（当时俄国诗歌的领袖）第一个肯定了他的才华，盛赞小说字里行间流溢的真诚。是的！托尔斯泰开始他伟大事业之初就为自己提出了真诚写作的要求：“……发自肺腑的声音即使较为粗陋，嗓音嘶哑，曲调最为平凡，但当听到这声音，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则是热泪盈眶。”
26岁那年，托尔斯泰回到波良纳，不久又到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克里米亚战争的战火正在那里燃烧。一种献身的精神鼓励托尔斯泰亲自参加了战斗，“危险常常从身边掠过”。他为俄国士兵的英雄气概所惊叹，他领悟到普通人是比其他人更爱祖国的真正的英雄。他为自己制定新的准则，必须从精神上完善自己。他写下子《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战地作品，为俄国文学中士兵心理描写奠定了基础，涅克拉索夫肯定了他这一更加深邃清醒的真实化倾向。
1855年，27岁的托尔斯泰以军事信使资格来到彼得堡，这位在文学界已知名的青年军人从此踏入了俄国文坛。他加入《现代人》文化圈，与俄国当时最优秀的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巴纳耶夫、涅克拉索夫等成为朋友。喧嚣的彼得堡使托尔斯泰莫名地孤独，连他也不知道心中到底在渴求什么。1857年，他到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旅游。8个月后，回到波良纳，便沉迷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管理。他想劝说农民赎回土地，但农民不敢相信一个贵族老爷的善心。托尔斯泰决定办学校唤醒农民的意识。他出资办学，招收农民子弟，甚至出国考察西欧教育。波良纳学校的声誉传出图拉省，传到彼得堡，甚至国外。
作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学使命。他写了《一个地主的早晨》、《琉森》、《精年》，完成了《哥萨克》。从1862年至1869年又写出了天才史诗、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小说以1807年国外战争和1812年卫国战争为背景，以四大家族生活变迁为主线，展示了战争前后1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和各个阶层的生活，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作家以从“自我道德完善”来消除人世罪恶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小说艺术上炉火纯青。这篇伟大的天才作品的成功并非偶然，作家付出了他所有的真情和精力。正如作家对新婚妻子索菲亚所说：“你认为写作是无代价的吗？不，每个工作日都把一块肉浸在墨水里。”
《战争与和平》完成了，作家并没有轻松，他内心又产生某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渴望，“想要什么？我究竟想要什么呢？”作家对自己害怕恐慌起来，这一时期，他的精神探索极为紧张。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并未给农民带来自由幸福，相反，触目可见，到处是贫困和掠夺。他所期望的人人道德高尚、幸福、心满意足的理想在俄罗斯大地上像个遥远的梦。这一时期，他对哲学、植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宗教等的研究，甚至他最喜欢的打猎、种树、和农民一起劳动等活动都无法消除他心中的痛苦。他渐渐明白“教会同福音书的教义并不相符”，教会是不幸者的敌人，而自己所属的阶级没有能力来拯救俄国，只有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力量。他是那样深入体会普通人民的生活以至背离了贵族阶级，完全站到宗教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
1873年至1877年，作家花了4年时间写成伟大著作《安娜·卡列尼娜》，塑造了一个被上流社会扼杀了青春、生命的安娜。安娜的悲剧是对整个上流社会的控诉。但是，作家的思想是矛盾的，小说中仍宣扬着他的“自我道德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完成这部小说后，作家的精神危机加深，他停止了一段时间的创作，甚至想自杀。
1881年，托尔斯泰一家迁往莫斯科。作家当时已闻名于世。好朋友、崇拜者伴随着上流社会的娱乐生活一下充满了这个家庭。托尔斯泰深感痛苦和厌恶。他写道：“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那个阶级的生活。”他接近人民，去参观监狱、听审讯，去收容所和贫民居住区访问，还组织赈济灾民的活动。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托尔斯泰大胆地向统治者的世界发出炽烈的控诉，《教育的果实》讽刺贵族；《黑暗的势力》揭露金钱的罪恶；《克莱采奏鸣曲》揭露贵族婚姻的虚伪；《我们该怎么办？》、《舞会之后》……天才作家对黑暗现实揭发的声音响彻上空。1884年，一种念头越来越顽强地控制着他：放弃贵族生活。“只有一条生路——同农民一起劳动”。写作间隙他就像庄稼汉一样满面泥垢，耕田耙地、制皮靴、盖房，他说：“永久的和最高的幸福就是三样东西：劳动、忘我精神和爱。”
1889年至1899年，作家用10年之力完成了不朽的长篇小说《复活》，提出了那个时代最深刻和最复杂的问题。托尔斯泰没有一部作品像《复活》那样，对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批判那样有力，也没有一部作品像《复活》那样无情地暴露教会、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伦理的罪恶。列宁为此称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同时，托尔斯泰在书中也寄寓了他探索一生的真理，即“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这种爱的哲学，真诚纯洁感人至深，然而在生死存亡的社会斗争中它毫不实用。沙皇给俄罗斯大地笼罩的是奴役和贫困。
托尔斯泰的思想博大精深，复杂矛盾。他又以矛盾的目光来看待1905年的革命。他赞同消灭沙皇，却不主张用暴力，希冀于爱和改良。这种矛盾性也正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矛盾，正是那场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
《复活》触怒了社会，酝酿了多年的加害作家的计划出笼了。托尔斯泰被革出教门，开除教籍，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诽谤。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竟寄来绳子，让作家吊死。然而作家赢得了人民，安慰和同情的礼物、信件从国内，从世界各地飞往波良纳。
晚年的托尔斯泰生活在波良纳，生活很困难。作家不要伯爵头衔，拒绝出任法庭陪审官，公开声明放弃财产所有权和版权，要求全家人过普通人的生活。这些都引起了家庭矛盾，妻子常和他冲突。托尔斯泰难以容忍，终于在1910年10月28日深夜，乘一辆轻便马车离家出走。秋雨绵绵中，这位82岁的老人病倒在乌拉尔铁路线的阿斯塔沃小站，11月7日与世长辞。
尽管政府力图封锁作家的死讯，但成千上万的人还是赶来为作家送葬，农民们举着旗幡走在灵柩前面，旗幡上写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关于你的善行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些失去亲近的人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农民的心中”。
作家安葬在波良纳老扎卡斯峡谷的小丘上，坟墓上不立十字架，没有放墓碑。然而，世界人民永记他，自那时到现在，通往坟墓的小道上寸草不生，踩满了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