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称帝的是是非非
相传秦朝末年，刘邦押解刑徒前往骊山为秦始皇修陵。行至半路，遇一白蟒挡路，刘邦挥剑欲斩白蟒，那白蟒却忽作人语：“你现在杀我，将来如何回报？”刘邦说：“高山斩蟒平地（帝）还。”后来还真应验了此事，汉王朝自刘邦开基，传至汉平帝，竟被外戚王莽篡夺了皇位，公然改汉为新。
刘邦斩蛇、王莽篡汉都有史书为证，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王莽夺取汉家江山绝不是偶然，更不是什么“冤冤相报”的宿命论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儿。早年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其伯父、叔父举荐下，被汉成帝提拔任用，封为新都侯。哀帝即位后，受排挤，被遣回封国。哀帝病卒，王莽与其姑母王政君拥立平帝登基，因功赐号“安汉公”。元始三年（3），又嫁其女为平帝皇后。自此，王莽官高位显，权倾朝野。平帝驾崩后，又立年仅2岁的刘婴即位。始建国元年（9），王莽彻底废去汉帝，改朝换代，改国号为“新”，实现了其一步步篡夺汉室江山的巨大阴谋。
历来人们对王莽的登基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段夺取了刘氏的皇帝宝座。他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阴谋家、巨奸、逆臣，理应受到世人的唾弃与咒骂。而王莽的篡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王莽生来并非野心家。年少时，勤于读书，拜名师学习《礼经》，行为举止谦恭得体，穿戴形如儒生。伯父王凤患病时，他亲自服侍，以至蓬首垢面，连月不解衣带，受到伯父赞赏。王凤卒时，将王莽托付给太后王政君及汉成帝。成帝任命他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后来又封其为新都侯。初入仕途的王莽意气风发，不畏权贵，不顾亲情，向皇帝揭发了表兄淳于长的罪行，在朝中赢得了忠直敢谏的美名，皇帝将其破格提拔为大司马。
哀帝即位后，王政君劝王莽不要陷入与哀帝外戚争权的斗争中，要他辞官回乡，然而没有获得皇帝批准。一日未央宫中举行宴会，王莽见哀帝祖母傅太后的座位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座位并列，认为不合礼仪，命内侍撤去，另设他座，引得傅太后大怒，不肯赴宴。王莽因此而得罪太后，被遣回封国。
王莽在封国内杜门自守，勤于政事。他的二儿子因误杀了一名奴仆，被王莽逼令自杀。百姓为他的不徇私情所感动，纷纷联名上书朝廷为其申冤。元寿元年（前2），天空出现日食，朝中一些贤良趁机称颂王莽功德。迫于舆论压力，汉哀帝召回了王莽。
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王政君与王莽迎立汉平帝即位。皇帝年幼，由王莽摄政。这时，塞外的少数民族向汉廷进献白雉，群臣们认为这是王莽的功德感动了上苍，才出此祥瑞之兆，要求给王莽赐号“安汉公”。对于朝廷的嘉赏，王莽固辞不受，最后由太后王政君亲自下诏，封王莽三世为三公，食邑二万八千户，他才勉强接受了太傅的官职及“安汉公”的封号。
王莽自被封为“安汉公”后，权倾朝野。汉平帝选后时，王莽自觉其女与众女并列一起恐有不利，便坚拒说自己的女儿无才无德，不适合参选，太后王政君也下诏书替王莽谦让。群臣被这种谦让精神所感动，上书请求皇帝立王氏女为后。经过卜筮，得出吉相，汉廷决定聘王女为后。
为了防止平帝生母卫姬及其亲属干涉朝政，王莽在王政君默许下，将卫姬封为中山孝王后，帝舅卫宝、卫玄也赐爵关内侯，让他们永久居住中山国，不得返京。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隔离卫氏，将来皇帝长大后会怪罪下来，就与老师吴章谋划，利用王莽喜好鬼神的弱点，让内兄吕宽趁夜色把污血洒在王莽门前，迫使其改变主意。不想事情败露，王莽不仅毒死儿子，也寻个借口，将卫氏一族尽数诛灭。对朝中对此有异议者，王莽也逼其自尽。他的“大义灭亲”引得群臣一片赞颂之声，称其“为帝室故不敢顾私”。
元始四年（4），王莽之女被正式立为汉平帝皇后，大赦天下。朝臣上书说，王莽辅佐皇帝，功比伊尹、周公，应当封为宰衡，位列上公，他的两个儿子也该封侯。太后王政君亲临前殿，赏赐王莽，王莽坚辞不受。大臣认为，谦虚辞让是他的一贯作风，应当拒绝其请求。后来，王莽只要求御史为其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算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而将所得财物悉数散于众人。王莽又奏请皇帝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子筑舍万间。又征天下精通一技之长的博学之士，汇集一起，辩论学问，订正古书谬误。这些政绩，为王莽赢得了巨大声誉。朝中先后有多人上奏皇帝，恳求赐王莽“九命之锡”（古代帝王赐给功臣或权臣的九种物品，以示恩宠）。
此时，朝野上下，尽是对王莽的溢美之词。他又派使者持金币诱使塞外的少数民族臣服于汉朝，从而形成天下一统、四方臣服的可观局面。元始五年（5），汉平帝病逝，王莽假借卜筮之术，欲选立年仅2岁的刘婴为帝。适逢大臣上书，言浚井时发现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众人认为是“符命”之兆。在征得王政君同意和群臣的劝谏下，王莽摄行皇帝之事，车服出入警跸（天子出行时的戒备状态），皆如天子之制。居摄元年（6），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长沙王刘崇认为王莽专制朝政，威胁刘氏江山，举兵谋反，因势单力薄而遭失败。群臣趁机上书说，因为王莽权位过轻，才导致刘崇谋反，应该赋其尊位以威震天下。王政君下诏，命王莽以后朝见时称“假皇帝”。至此，王莽称帝已是胜券在握，废除皇帝前的“假”字只是时间问题。
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刘信为天子，扬言王莽毒死平帝，意欲代汉自立，号召天下人共同讨伐他，一时间聚集了10余万人。王莽惶恐不安，一方面遣兵镇压，另一方面颁文天下，表明自己将来必定还政于刘婴的决心。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次年，齐郡、巴郡、扶风等地出现了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进献铜匮，内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要求汉禅位于莽。王莽见时机成熟，于公元9年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汉的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为其背上了过多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伪善、凶狠、残忍，阴险而诡计多端，为了政治前途，不惜杀死自己两个儿子；为击败政敌，又多次动用与太后王政君的亲属关系。他的所谓谦虚辞让，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为自己在朝中树立威望；他的一些善举，也不过是在收买人心，为能够快速高升而获取政治资本。他专擅朝政，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为了混淆视听，还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篡汉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莽杀子，是严于治家，铁面无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恶人。他虽贵为外戚，但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谦虚谨慎，是其行事作风，并非沽名钓誉。他的种种善举，是体恤百姓，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的所谓排除异己，滥杀无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过是巧借“天意”，而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费如此代价来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清明多了。应该看到，王莽的登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那时，腐朽的西汉王朝已很难维持他们的统治，天下也流传着刘氏将终的传言，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鲜活的血液，更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王莽的称帝符合时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而东汉宫修的《汉书·王莽传》对其多有揶揄、贬抑，这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登基后的王莽，面临着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局面。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同一宗族，严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响，大改官职器物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又更为“纳言”。为宣扬自己是“君权神授”，命大臣颁《符名》四十二篇于天下，以稳定人心。封边疆诸少数民族国王为“侯”，去“玺”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汉诸侯王为“公”，以合古制。经济上，更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多田者，剩余部分给予宗族或邻里人耕种。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铸刀币，另造“小钱”，与“大钱五十”并行于市，后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共6名28品。据《周礼》、《乐语》，开赊贷，在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等重要城市设五均官，使“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保证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始建国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对酒类、盐、铁、铸钱及采之于名山大川的诸多物品征收赋税，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进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数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纵观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意在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会。然而，盲目的“复古改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过于急功近利，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失败。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恶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使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职官制度混乱，割断前后历史联系。他改封少数民族国王为“侯”，致使边疆动荡不安。而降汉诸侯王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贵族支持。其次，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本意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分配，广大的农民仍无田可耕，“王田”政策损害了豪强地主和农民的双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币制，却由于货币重量不足、品种繁多、不易换算，扰乱了市场秩序，遭到百姓拒绝，仍暗地里以汉“五铢钱”进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导致官、商结合，恶意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所有的这些政令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反抗起义的斗争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地皇四年（23）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历时14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对于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认为他不全是“复古”，其中还包含有“革新”的内容。如他根据国家的财政收入发放官吏薪俸，灾年时则缩减官俸，以减轻百姓负担。他的“王田”政策是在承认一夫一妇占有百亩之田的基础上，才不允许自由买卖，完全不同于西周的井田制，而是一种土地私有与国有并存的新政策。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王莽的改革失败使其背上了千古骂名。客观地说，以西汉末年的形势来衡量王莽改革，它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至少其薄赋轻徭比之刘汉的重税苛役要深得民心，不然，新莽政权也不会坚持14年之久。因此，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王莽是与王安石一样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失败在于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反对，而改革中的用人不当，损害了农民利益，失去众人支持，再加上王莽后期的妥协退让及连年战争巨大经费的开支，引起经济崩溃，致使改革前功尽弃。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政策更是亘古未有第一人，胡适在1928年就评价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只是因过早地在历史上出现，才成为千古悲剧英雄。
谚云：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在王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的登基与改革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恶意诅咒与嘲讽，但外戚篡位在中国历史上绝非他独有，隋文帝杨坚以北周外戚登上皇位，却无人说其是篡贼。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王莽，他不是无能、狡诈、伪善和妄自尊大的愚人，而是一名极具魄力，富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从消极方面讲，他也不过是一个过于依赖儒家经典而不知变通的“迂腐”皇帝，比之秦二世、隋炀帝等暴君要好得多了。
曹操为何不当皇帝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除去这些很普通的名字外，他还有个不普通的名字——魏武帝，或者叫做“武皇帝”。其实，曹操终其一生，鞍不离马，甲不解身，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挟天子以令诸侯，费了很大气力统一中国北部，虽有皇帝之实，却无皇帝之名。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死洛阳，葬于高陵（今河北临漳西南），终年66岁。曹操像当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国号曰“魏”。十一月，曹丕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至此，曹操才算有了皇帝正式名称，他的这个伟大遗愿在曹丕手里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儿子创造老子。
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其为“抑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做皇帝，是其高明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众所周知，曹操在镇压黄巾军起义中起家，建立了以“青州兵”为精锐的曹家队伍，他在占据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期间，汉献帝被李劫持，长安城被抢掠一空。一些大臣拥献帝逃至洛阳，这里的宫室也已化为废墟，百官依壁而居，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在汉献帝和大臣们走投无路之际，曹操做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建安元年（196）九月，将献帝接到许昌，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侯。自此政归曹氏，皇帝仅守位而已。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任丞相；建安十八年五月自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晋号为魏王，其位置在诸王之上。曹操儿子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称公主，王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设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之类的官职，在形式上和皇帝没有太大区别。魏王在名义上仍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皇帝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了。
曹操大权在握，皇帝之位伸手可及，然而曹操操纵汉献帝24年（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小他26岁的汉献帝废掉。尽管曹操已全面完成了曹魏王朝的准备工作，可是他还是没有当上皇帝。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甚至将其归为曹操的最大“奸谋”，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因为曹操权衡利弊，他还不能当这个皇帝。
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曹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很善于从全局、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出现了一批不可小瞧的实力派人物，如袁绍、袁术、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个个不甘雌伏，总想以求一逞。而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尚不足以荡平群雄，除尽异己。特别是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曹操感到汉室还有一定号召力，像孙坚等人，“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在后来同刘备的接触中，知道此人表面上高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实际上却是天下第一号“皇帝迷”。还有实力雄厚的袁氏集团，也在虎视眈眈看着自己。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点，是皇帝的位置。自己一旦称帝，各路诸侯就得像当年讨伐董卓一样再讨伐自己，他坚决不做董卓第二。相反，要千方百计剪除这些对立势力。在曹操看来，汉献帝尽管是个孩子皇帝，但却是最好的政治工具，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比自己称帝讨伐更加名正言顺，更得天应人。另外，曹操也清楚地知道，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可是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帖。尽管他果断地杀掉了这个阶层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等，但不可能除掉整个士族阶层。再看看本营垒的知识分子，最拥护自己的莫如荀、荀攸叔侄，可连称魏王他们都激烈反对，怎么再好意思自称皇帝？而充分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就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一步步发展壮大自己。就是到了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曹操还是没有代汉自立。比如，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为了引祸于人，主动给曹操写信，对其歌功颂德，劝他登基称帝，自己甘愿称臣。曹操让群僚传观了这封信，然后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引见《魏略》）。一眼识破了孙权的阴谋，仍然只行皇帝之实，不挂皇帝之名，堪称是聪明的算计。
为了避免重蹈他人覆辙
皇帝为万民之主，富有四海，掌管着天下最高权力，觊觎其位者大有人在。当年的董卓也是大权在握，废少帝，立献帝，犯了帝位不可轻易谋取的大忌，遭到诸侯讨伐，死无葬身之地，教训极为惨痛。再就是那个袁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竟也想代汉自立，要过一把做皇帝的瘾。但是他错误估计了天下形势，也没有弄清自己有多大本事，结果使得兄弟反目，众叛亲离，皇帝没有做成，还搭上全部家底和自己性命。
袁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字公路，是大军阀袁绍的从弟。他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祖上四代都有人任太尉、司徒、司空职务，掌握全国最高军事、政务、监察执法大权，官高势大，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不要说家族势力曹操望尘莫及，就是手里掌握的军队也让曹操畏惧三分。董卓专权时，袁术逃奔南阳（今属河南），据有其地，不听招呼，受到曹操和袁绍的联合攻击，袁术遂率余众割据扬州（今长江下游与淮河下游间）。兴平二年（195）冬，汉献帝被李、郭汜等人追杀，百官士卒死亡者不可胜数，袁术以为代汉自立的时机成熟，遂召集属下说：“今刘氏衰微，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引见《三国志·魏志·袁术传》）。大家见他想当皇帝，不敢回答这种问话，只有主簿阎象当场劝阻，袁术置之不理。建安元年（196）七月，袁术迫不及待称帝，听说孙坚得了传国玉玺，遂逮捕孙妻夺了这一宝贝。不久又听了术士张炯的胡说八道，说他命中注定要做皇帝。袁术自以为一切准备停当，便在建安二年正月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称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有滋有味地当起了皇帝。袁术的倒行逆施引起众人反对，他的儿女亲家吕布毁婚以示抗议，接着二人兵戎相见，袁术被吕布打败。这年五月，袁术又向阳夏（今河南太康）的陈王刘宠借粮，遭到拒绝。九月，曹操率军击败袁术。袁术投奔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被拒之门外。他要把帝号归于袁绍，袁绍不肯接受。走投无路的袁术众叛亲离，呕血斗余而死。袁术死后，妻子归了庐江太守刘勋，女儿被孙权纳入后宫，一个势力强大的军阀，因为利令智昏，擅自称帝，结果弄得家破人亡，声名狼藉。曹操亲眼看到袁术的失败过程，再联想到董卓暴尸于市、被燃火焚烧的情景，当能深刻领会这些前车之鉴，不会重复董卓及袁术的老路。所以尽管他大权在握，重兵在手，废献帝易如反掌，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皇帝。
为了避免慕虚名而处实祸
据《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记述，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在铜雀台大宴文武官员。当时，尽管赤壁兵败，可是曹操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北方，形势仍可乐观。王郎、钟繇、王粲等一批文官借机进献诗章，大力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公开劝他登基为帝。曹操看了这些拍马屁的文字，笑了笑说：“诸公佳作，过誉甚矣！”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和微不足道的期望。在这段表露心迹的话里，他一方面向大家说明自己毫无野心，只想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只图个“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足矣。想不到现在身为丞相，人臣之贵已极，还会有什么期望？在曹操看来，“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仅曹操至死不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说明曹操在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曹操也明确指出，现在有人“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同时，曹操也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要他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实在不行，恐怕一解兵权，就会被人所害。若是自己败了，则国家就会倾危，所以决不能只慕虚名而处实祸。
《三国演义》为小说家言，文中所述不可尽信。比如，据《三国志》曹操本传记载，铜雀台修建于建安十五年冬，而不是这年春天。铜雀台是曹操为小老婆建造的高级别墅，至少这一年铜雀台没有举行过此类国宴。不过，罗贯中记述的曹操这些话并非凭空捏造，其来源为《魏武故事》，有些话则直接抄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较为真实地道出了曹操的心声。分析他对百官说的这些话，不仅看出了曹操在权势巅峰之时的清醒与明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热衷权力、看重实利的心理。当时，确实有些人认为曹操蓄有异志，诸葛亮和周瑜等人就公开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在曹操属下中，也有人劝他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封国养老，以此“杜天下人之口”。曹操当然不会受他们操纵，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如果只图这种虚名，一旦失去了兵权，说不定哪天仇人就会杀上门来，他和子孙都要遭殃。而现在，自己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连皇帝都可以随意操纵，功名富贵，样样皆备，没有的只是那顶名誉上的皇冠，同样没有必要图此虚名。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儿子要做皇帝的全部准备工作，儿子做了皇帝，自己也会被追认为皇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果然在他算计之中，曹操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至，所以他不会急于做皇帝。
为了难以割舍的汉室情结
曹操被人骂为“汉贼”，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汉室臣子。细看曹操一生作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汉室情结。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他自己及儿子曹丕等，四世累受汉室皇恩，曹操讲究实际，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这是曹操终究没有篡汉自立的思想基础。从曹操一生的主要行动来看，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汉室情结。他20来岁入仕，很想为朝廷尽力。做洛阳北部尉时，不畏豪强，犯禁者杀，工作很负责任；任济南国相，整顿吏治，成绩卓著。黄巾军起，他赶忙跑去镇压，竟降伏其部众30万人。董卓乱政，曹操敢刺杀他，且在陈留散尽家财招募义兵，首先举起讨董义旗。在当时的讨董联军中，他和孙坚一样，是最没有私心杂念的将军。曹操及时提出讨董良策，众人置之不理，他一怒之下率5000人先行出击，结果败得一塌糊涂。这次失败教训了曹操，没有实力干不成大事，于是他扩充军队，开拓地盘，走上了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的道路。不客气。地说，与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孙权等人相比，曹操对于汉室的贡献最大。如果不是曹操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汉献帝，很难设想他能再稳稳当当做25年皇帝。当然，迎立这个傀儡皇帝，给曹操带来很大方便，但也造成了诸多麻烦，比如稍有举措，就要上表奏闻，还容易给人抓到把柄，无异自寻烦恼。然而曹操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就贯彻到底，至死没有抛弃汉献帝，也未修改“匡扶汉室”的既定方针，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汉室情结在起作用。他如果代汉称帝，就会彻底毁坏自己一生的声誉、名节，就会成为真正的汉贼。曹操奋斗一生，不能不考虑自食其言的后果，所以他宁愿做周文王，给儿子铺好登基之路，也决不会自己去当皇帝。
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曹操不当皇帝的理由和原因。此类理由和原因还可举出一些，如障碍尚未扫清，内部尚不稳定，时机尚不成熟等。尽管曹操是汉朝廷所有权力的真正主人，但他没有代汉自立却是不争的事实。
曹操不称帝并不是他不想当皇帝，这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曹瞒传》和《世语》都称尚书桓阶“劝王（曹操）正位，夏侯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由此看来，曹操并非只是一心一意匡扶汉室，其实他还是想当皇帝，只是蜀、吴未定，他坐不稳这个宝座。如果“二方既定”，他就会效法舜禹之轨，不客气地让汉献帝禅位。可惜曹操已至暮年，等不到这一天了。曹操死后，夏侯还“追恨前言”，以为泄露了天机，很快他也死掉了。有人对此进行了考证，以为《世语》是胡说八道，但没有否定《曹瞒传》也说过这些话，可见对于曹操的这一记载并非全是妄说。还有，曹操在看完孙权劝其称帝的信后，曾经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一句感叹：“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周文王没等灭掉殷纣王就去世了，其子姬发后来灭商，建周朝，即帝位，尊其父为周文王。曹操以周文王自居，说明他不是不想改朝换代，只是自己身体有病，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人以为，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事实上他做不成皇帝。就是轻而易举把汉献帝搞掉，他也只能做个控制一方的草头王，做不成统一全国的真皇帝，而且还要背个“篡汉自立”的万世恶名，倒不如只要实惠，不要虚名，所以才一直“谦虚”着不称帝。如果给曹操排个时间表，可以看出他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很艰难，就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算起吧：
建安元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他又紧忙让汉献帝封袁为太尉、邺侯。可是袁绍不领情，不仅不接受，还大骂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只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给袁绍；建安二年，董卓的部将张绣率部攻击曹操，袁术则公开在寿春称帝，同曹操唱起“对台戏”；建安三年，荆州的刘表公开支持张绣，向曹操发动进攻，吕布也同他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根本不听招呼；建安四年，刘备公然背叛曹操而投靠袁绍，不久，许都就受到袁绍大军的攻击；建安五年，官渡大战爆发，曹操获胜，接着就是长达7年的征伐，总算大体平定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形势一片大好，他要统一全国，不料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不客气地占领西川、荆州，从此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至此，曹操已是鞭长莫及，他没有力量和时间再搞统一了。总起来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身兼多种要职，占据有利位置长达24年，可是他没有制服各路诸侯。曹操不是没有想当皇帝之心，然而缺乏回天之力，事实上他当不成皇帝。如果曹操公开亮出代汉自立的招牌，局面将更加糟糕。曹操的精明之处，就是善于利用合法的外衣，将不合法的目的掩盖起来，虽然他不称皇帝，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想当皇帝，而且这种努力是有计划、按步骤的，既稳稳当当，又周到严密。比如：曹操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其中曹节被立为皇后。一方面用于政治上的笼络，一方面设下几个眼线，便于控制这位小皇帝。从建安十三年起，曹操就从政治体制入手，将皇帝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年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任丞相。他的所有命令先由丞相主簿司马朗传递给代尚书令荀，再由荀传给汉献帝，最后以诏书形式发出，其实却是曹操的“旨意”。十六年，曹操以儿子曹丕为副丞相，进一步抓牢了中央大权。十七年，曹操可以带剑穿鞋直接上殿，而且入朝不用小跑。十八年正月，曹操以皇帝名义合并十四州为九州，其所领冀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州，魏郡成为最大的郡，为将来的魏王国奠定了基础。十八年五月，曹操受魏公及九锡，后者是天子赐予臣子的九种礼物和待遇，通常被认为是大臣篡位的先兆。十九年正月，曹操在封地内举行耕种籍田仪式，表明魏的分封国地位正式确立。同年三月，汉献帝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并授曹操以金玺、赤绂、远游冠等物，具有了过去皇太子的待遇。二十年九月，曹操执掌分封诸侯、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得官爵者皆知有魏公而不知有天子。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晋爵为魏王，并得到金虎符，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他的调兵权。与此同时，曹操也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魏国的政治组织：任命钟繇为魏国相国，任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立太学作为培养干部的基地。曹操还在北方实行屯田，改革赋税，颁布租调制度，为今后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可以说曹操从政治、军事、组织、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好了登基的准备。到了这种地步，曹操仍不满足，动不动就朝汉献帝大发脾气，吓得这位天子苦苦哀求：“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说，你若不辅佐我，发发善心放我一条生路得了。恨不得要把皇位拱手相让。曹操自知时机尚不成熟，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宝贝位置留给了儿子。
总起来看，曹操为什么不做皇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局中的曹操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清醒。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可是却实实在在获得了许多超过当皇帝的荣耀，这正是曹操想得到的东西。
诸葛亮为什么打败仗
诸葛亮，字孔明，世称卧龙先生，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少孤，随从父诸葛玄生活，后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躬耕陇亩，勤学不辍，留心世事，抱定济世拯民之志。建安十二年（207），经刘备“三顾”为军师，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战略方针，其后联孙抗曹，赤壁一战而成三方鼎立局面，帮助刘备在蜀建立起独立政权。曹丕代汉，他积极支持刘备称帝，任丞相。刘备死后，辅立刘禅，大权独揽，决以政事。他曾五次率军北伐，两出祁山（今甘肃西河西北），力图统一全国。诸葛亮像他任丞相时，抑制豪强势力，励精图治，赏罚严明，并加强与西南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协作，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诸葛亮不仅是治国安民的能手，也是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奇才，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奇计妙策，层出不穷。他博望烧屯、火攻新野、巧夺荆州、智取汉中、舌战群儒、三气周瑜、六斗司马懿，还有什么借东风、空城计、八阵图等，无不闻一知十，料事如神，成为智慧和才略的化身。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对于诸葛亮的超级智者形象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可是仔细看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军事才干，却惊奇地发现他领兵打仗有些外行，越到后来败得越惨，甚至可以称他为常败统帅。
诸葛亮出山时，不到而立之年，完全是个青年书生。虽然他大言不惭地自比乐毅、管仲，却没有领兵打仗的实践经验。初出茅庐，取得了“火烧博望坡”的小小胜利，接下来便是“弃新野，走樊城”的失败，使得刘玄德携民渡江，弄得整个樊城鸡犬不宁，刘备悲伤地竟欲投江而死。如果不是左右救止，恐怕早没命了。
败走樊城之后，接着又是当阳之败，吓得刘备糜氏夫人投井而死，连儿子也差点扔掉。多亏铁哥们儿张飞、赵云舍命相救，刘备才从小路斜投汉津。如果不是刘琦将其接往夏口，刘备恐怕还要狼狈多时。
从客观上说，诸葛亮的“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的一系列败绩都与兵力太少有关，而且也缺乏可靠的根据地，所以累累如丧家之犬，被曹操追得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当蜀汉政权建立，尤其是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各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为了实现先主遗愿，精心组织了六次伐魏战争，然而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创造了战争史上连战连败的罕见纪录。
蜀汉建兴六年（228）正月，诸葛亮首次北伐曹魏，亲率大军攻祁山，关中响震，形势很好。后因错用马谡而失战略要地街亭，导致蜀军败归，诸葛亮上疏请自贬三等。同年十一月，诸葛亮闻魏军东下，关中空虚，欲出兵北伐，遭到群臣反对。他独持己见，十二月间率兵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困陈仓，其守将郝昭早有准备，坚决不肯投降。诸葛亮认为率有精兵数万，而郝昭才有兵士千人，算计魏军来不及救援，组织部队轮番攻城，苦战20余日竟不克。蜀军粮食吃光无力再战，只好仓促撤退。诸葛亮以数十倍兵力竟攻不下一座小城，可见其指挥才能如何。
蜀汉建兴七年（229）春天，诸葛亮组织第三次北伐。他派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魏将郭淮率军急救，诸葛亮领兵出击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北）。郭淮避其锋芒袭其后部，诸葛亮急得生病，得了两座空城，就匆匆撤兵退走了。
蜀汉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围困祁山，用木牛运粮。老对手司马懿率军迎击，双方战至六月，互有胜负。诸葛亮在进攻上邦（今甘肃天水市）时虽然抢收了些麦子，但终因粮草不继，不得不宣布退兵。
诸葛亮返蜀三年，精心准备之后进行第五次北伐。他亲自统领10万大军由斜谷进兵，这次接受因粮草不继而退兵的教训，实行分兵屯田，作长期打算。岂料司马懿也下决心打持久战，两军在渭南相持百余日，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除去送女衣以示羞辱外，别无良策。后因心劳力绌，病卒于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种种神机妙算和深谋远虑，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回头看看这一连串败绩，真不相信是诸葛亮所为，可是，这些都清楚地载于正史，不必为尊者讳言，诸葛亮打败仗是不用怀疑的。
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每战必胜的将军。诸葛亮虽然被装扮成了智慧的化身，但他并非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完美。从诸葛亮一生来看，自提出《隆中对》到他任蜀相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说他是个很高明的政治家，也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军事家，但决不是第一流的军事家，否则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败绩。而且有些败绩很难原谅，其后果影响了全局。
那么，如此聪明的诸葛亮为什么老打败仗呢？
缺乏实战经验，对于局势把握不准
凡是能征善战的将军，大都经过真刀实枪的搏杀，一步步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而诸葛亮只是一介书生，虽然号称熟读兵书，精研兵法，但毕竟没有经过残酷战争的锤炼，也缺乏亲自带兵打仗的实践。他在出佐刘备之后，直到白帝城托孤，从没有指挥过什么大战。博望坡说是“军师初用兵”，但实际上的烧屯之战是刘备打的；赤壁大战把诸葛亮说成神仙，但主要指挥者是东吴青年将领周瑜；刘备平定益州之战很是精彩，主谋者是庞统和法正；智取汉中是刘备亲自出马，制定作战计划的却是法正。以后诸葛亮的南征，主要是政策方面的成功。至于“七擒七纵”之事，《三国志》没有记载，连孟获这个人也没有。清代《通鉴辑览》认为屡缚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此事有无，史学界尚在争论，因而不能作为诸葛亮的成功战例。还有“草船借箭”、“空城计”、“借东风”等，都是罗贯中借别人的故事美化诸葛亮，这与他的什么神机妙算毫无关系。
此外，诸葛亮的一系列败仗，与他把握形势不准、固守陈旧战略方针有直接关系。有专家学者指出，《隆中对》对当时的形势分析是对的，使刘备迅速摆脱了困境，找到了立足之地。但是，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在形势变化以后，诸葛亮没有分清战略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其“逐鹿中原”的方针是错误的。诸葛亮认为：“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种分进合击的钳形攻势，颠倒了主力和偏师的关系。棋失一着，使刘备失去了惟一可以问鼎中原的宝贵战机。
还有西蜀的一系列败仗，也与诸葛亮过时的战略方针直接相关。汉献帝东迁之后，原先富足的秦川一带变得经济凋敝、人烟稀少，民力财力日显穷蹙，难以支持刘备大军逐鹿中原。可是诸葛亮昧着心眼，仍然主张坚守秦川，而又无力东进，真是得不偿失。战略要地荆州上通宛洛，下控孙吴，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蜀军在此兵力不足，又偏放了个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关羽。偶有一二个胜仗，冲得头脑发昏，关羽不仅失了荆州，连父子二人性命也给丢了。而上庸、江州的蜀兵为什么不救？诸葛亮的英明预见到哪里去了？实践说明，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马谡丢街亭，都与诸葛亮未能洞悉秦川、宛洛的形势有关，和他不能正确把握全局有关，照他这样指挥作战，岂有不败之理？
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
这从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可以看得出来：“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引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这个评价比较准确恰当，完全符合诸葛亮布阵打仗的实际。
所谓“奇谋为短”，这是有事实根据的。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安西将军夏侯镇守长安。此人懦弱无能，惟怯不前，是魏之西线的薄弱环节。如能一举攻下战略要地长安，势必导致中原震恐，战局大变。为此，蜀国大将魏延及时向诸葛亮献上“子午谷奇谋”。他说：夏侯怯而无谋，自己愿领兵五千，从褒中（今陕西褒城）出发，沿秦岭东走，再由子午谷向北，不过10天可到长安。夏侯见我蜀军突然而至，必然乘船迅速逃走，这时的长安城里只有御史、京兆太守一帮文官，就好收拾了。请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出斜谷，只需20天就可胜利会师。这样长安可指日可下，而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了。（事见《三国志·蜀志·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陈述的作战方案堪称奇计，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写了这段，只是有所增饰。可是诸葛亮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不如从坦道先取陇西，十全必克而又无危险，坚持西出祁山，以和诸戎。想不到街亭一败，全局皆输，眼看着三郡归附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这种难以原谅的败绩，诸葛亮要负领导责任。就诸葛亮北伐来说，只有这次夺取关陇的可能性最大。这次战后，魏明帝立即把无能的夏侯调走，改派大将曹真镇守这一战略要地。曹真之后司马懿接班，诸葛亮从此永远失去占据长安的机会。这次失败，非同小可。
不只这种关系全局的大战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就是对于绝对劣势的弱敌，他也蹈常如故，缩手缩脚，结果打成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并以失败而告终。比如第二次北伐围攻陈仓，对手郝昭只有兵士千人，而诸葛亮兵力十倍于敌。他先用云梯冲车攻城，被郝昭用火箭和绳连石磨击破。又用百尺井阑射城中，以土块叠垒，想直接攀登。郝昭立即复筑内墙，以拙制笨，挫败了蜀军攻城计划。诸葛亮无计可施，命人再挖地道，企图偷袭进城。不料郝昭同样掘壕横截，诸葛亮的打算又成泡影。一个弹丸之城，昼夜攻打20多天竟不得手，蜀军精疲力竭，不得不狼狈后撤。诸葛亮号称足智多谋，除去这种拼消耗的办法难道别无良策？看来他确实“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如此呆板的统帅，怎能不打败仗？
有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
刘备偏安一隅，格外看重人才，除去他的两个桃园兄弟之外，尚有赵云、马超、魏延、法正、郭攸之、费祎、向宠、简雍、李严等，文武皆备，众星灿烂，曾经盛极一时。而到诸葛亮执政，在用人方面大大逊色于刘备，结果人才寥若晨星，青黄不接，怎么能打胜仗？在选贤任能方面，诸葛亮最明显的失误是不能宽容雄才隽士。对于有才能的人，诸葛亮使用起来十分谨慎。比如老将军赵云，身体尚可，连当个高级参谋都不准，使其抑郁老死。又如李严、廖光等人，俱有干才，而且身负重任，诸葛亮一味求全责备，反对有不同意见，偶有过失，就撤职查办，或置之“闲散”。再如彭，是庞统和法正联合向刘备推荐的能人，因其有些骄傲，不拘小节，诸葛亮便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可用之才越来越少，帐下缺乏独当一面的将军。诸葛亮分身无术，难怪要打败仗了。
再一点是他不善于用人之长。世上没有全才，军事将领也是这样。用将之道也要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多打胜仗。而诸葛亮明知这个浅显道理，却难做到这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对待马谡和魏延。刘备曾对诸葛亮有过专门交待：“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诸葛亮听了当耳旁风，“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引见《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附谡传》）。以为马谡可当大任，让他守卫街亭，败得一塌糊涂。诸葛亮只好挥泪斩杀，承认有失先帝知人之明。实事求是地说，马谡也是杰出人才，他是战略家，而非领兵打仗的将领。诸葛亮南征，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又比如魏延，是刘备通过战场严酷考验，亲自提拔起来的将才，对于领兵打仗很有经验。刘备迁治成都，需要有位大将镇守汉川，众人以为必是张飞，张飞也以心自许。谁知刘备任命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众人无不吃惊。可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可是到了诸葛亮时期，“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自己短于奇略，放着有奇略的人不用，打了这么多败仗也就不奇怪了。
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对部属放松批评教育
诸葛亮身为丞相，总理全国各方面政务，应办好丞相应该办的事情。但他事必躬亲，不分巨细，连公文校簿都要自己校对，对别人总是不信任。蒋琬、费祎都是他看重的人才，诸葛亮对他俩也不放心，从未让蒋、费负责一个区域或一支军队的全面工作。他本人也以为统一天下的工作舍我其谁，因而连续五次率军北伐，不辞劳瘁，万事包揽，部下积极性难以发挥，造成从上到下的迷信和普遍依赖心理，每个步骤都要依靠丞相的所谓“锦囊”妙计，而且不能提前打开，只能临时抱抱佛脚。像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机动灵活性可言？怎能随机处置问题？这种教条主义者指挥的军队，怎能不打败仗呢？
诸葛亮向以赏罚严明著称，可是他也区别对象，并不是对谁都严格要求。像对刘备的铁哥们儿关羽，就格外迁就姑息，使他愈加骄傲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马超归汉之后位列“五虎上将”，关羽很不服气，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人才可谁类比？”对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言行，诸葛亮不仅不加批评教育，反而无原则奉承关羽，说马超“当与翼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得了这顶高帽，愈加目中无人，大意失了荆州，造成千古之恨。
还有，诸葛亮无视部属之间的矛盾，明知有碍工作也不管不问。最明显的要算魏延、杨仪这对搭档。他俩一文一武，才能都很出众，可是两人互不买账，闹得不可开交。对此，连东吴的孙权都看得很清楚，预言他俩相处日久必为祸乱。诸葛亮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加以调解，又不批评教育。在他死后，杨、魏二人终于火并，魏延被人冤杀，并夷灭三族，杨仪也遭流放。这种自相残杀，比打败仗还要可怕。
关于诸葛亮的败绩及其原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尽管这些败绩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但要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诸葛亮是人不是神，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力求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关于对局势把握的问题。《隆中对》是千古奇策，不论前期后期都没大的问题。三国初期的益州是大有用武之地，荆州是进军基地，两者地位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诸葛亮并未主观地颠倒轻重次序。对策中关于主力出秦川、偏师出宛洛的钳形攻势，是基于荆、益二州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但是刘备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加之关羽发生的重大失误，导致《隆中对》后期难以实行。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方针放到三国时期特有的战争环境中考察，是蜀汉统一天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只是由于在具体环节（如失荆州、失街亭等）上出现了差失，才使整个形势发生逆转，但不能因此说成是战略方面的错误。同时，诸葛亮对于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也无可指责。对形势判断错误并因感情用事导致惨重失败的是刘备（如东征之役）。诸葛亮屡屡北伐，是为了完成先主之托，且有成功希望，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有分寸的。
关于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之失。诸葛亮确实事事小心谨慎，从本身原因来说是性格使然。从客观上说，蜀汉国小民少，兵员有限，经不起大的损失，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他不用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是认为此计太“悬危”了。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而被司马懿所擒之事，使诸葛亮好不容易进行的策反工作付之东流。魏延提出的设想，“悬危”处是过低估计了对手，若是夏侯闭城拒战、以逸待劳，蜀军则必败无疑。诸葛亮明白自己的实力，清楚后勤保障情况，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决不冒险。再说，“子午谷奇谋”效果究竟如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后人多是分析评论而已。不能以为可以侥幸成功，就埋怨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或指责他“奇谋为短”。相反，惜兵慎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正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关于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问题。诸葛亮执政时期同刘备在世时相比，确实是人才较少，英才尤其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诸葛亮选贤任能有误，也并非他不善于使用人才，主要是与他用人的指导思想有关。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侍候的是懦弱无能的刘禅，一方面他自己以“相父”的身份小心辅佐，另一方面他怕有才能的人不忠于平庸的刘禅，必须防止在他百年之后有人篡权夺位。所以他在用人方面的主观倾向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多用文士，少用武将；重德有余，用才不足。像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是个可以统揽全局的人物。因为他瞧不起刘禅，难免做点出格的事情。“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杀了刘封，刘备痛哭流涕，可是为刘禅除了一大祸患。诸葛亮的败仗虽然与人才不足有关，但也有另外好处，终刘禅之世，蜀汉没有出过篡逆之人。平庸无能的阿斗，却能安坐天下，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诸葛亮的算计。只要稳住大局，打几个败仗又算什么？
还有人批评诸葛亮自以为高明，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了广泛听取部下意见和建议，诸葛亮特意设了“参署”机构。他说：参署的作用就是“集众思广忠益”，有了问题，要反复讨论，以求得正确的决策或结论，这就好比丢掉破草鞋而捡了珍宝，何乐而不为？成语“集思广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时，有了过失，诸葛亮也能主动承担责任。如街亭之失以后，在总结教训时他提出：“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希望大家经常指出他的缺点错误，以便吸收众人的忠虑良策。打败仗有多种原因，不能说诸葛亮听不得不同意见。
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其一定道理，既不是为诸葛亮的败绩开脱，也指出了他存在的一些问题。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和评价他别的方面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摆一摆诸葛亮的这些败绩，并不损害他的智者形象，是把他由神变为正常的人。诸葛亮有这么多败绩，为什么难以察觉，反而认为他是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呢？这与罗贯中的那支生花妙笔很有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写一次次具体战斗的胜利，详写无比高明的预见，细写调兵遣将的过程，活写对手的虚弱狼狈。而对于每次战争的结局，则是一笔带过。就是诸葛亮的失败，也写得令人钦佩。或演“空城计”，化险为夷；或增灶设疑，败中取胜；或突然撤退，神鬼莫测。这种有详有略、有虚有实的春秋笔法，掩盖了诸葛亮的一次次败绩，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近乎神仙的诸葛亮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