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
外国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包括合办企业、合营企业、外国全资企业）是从1980年设置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始的。此后，1984年又开放广州、上海、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外资企业在法人税、土地使用费和原材料进口等方面享受着各种各样的优惠措施，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外资在沿海地区的投资。
受1989年“天安门事件”影响，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度陷入低潮。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地区和领域的扩大，欧美和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进入实质性增长阶段。特别是受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栙1993年对华直接投资急剧增长（1992年、1993年的对华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150%）。此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华直接投资再度减少。但在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后，对华直接投资再度增加。
1990年，中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为66亿美元，实际投资金额为35亿美元。2001年则分别达到692亿美元和468亿美元，年均增长27%。根据联合国贸易开发会议（UNCTAD）的统计，2000年对华直接投资为407亿美元（实际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且，大部分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约640亿美元），实际上也是面向中国大陆的。若将该部分也计算进去的话，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外国企业在中国扩大生产、引进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起了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表现出了以下特征：
第一，从产业来看，以制造业为中心，但对服务业的投资呈不断增长态势。1990年以前，从设立委托加工贸易企业开始的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90%集中在制造业。原因是由于实施以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出口为目的的对外开放政策，给了制造业更多的外资优惠政策。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城市的增加和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在金融、零售、房地产等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2000年时，制造业占直接投资的比重减少到60%，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到30%左右。
第二，从投资国别和地区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来自欧美国家的直接投资急剧增长。在1994年占中国直接投资总额50%～70%的香港地区，到2000年下降至36%。
以IT产业为中心的大规模投资的增加，使欧美企业的对华投资比重增加。美国投资占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91年的4.6%（协议投资）和7.4%（实际投资）分别增长到2000年的12.6%和10.7%；欧洲国家直接投资的比重也由1991年的6.3%和5.6%上升到2000年的14.6%和11.5%。
第三，吸收直接投资的地区集中在沿海地区。到目前为止，政府给予沿海地区以最优惠的引进外资政策，加上沿海地区良好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等，使外国企业对华投资集中于沿海地区（到2000年，集中了投资总额的88%）。其结果，在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第四，从引进外资的方式看，从对外借款转变为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由于对外开放集中于一部分沿海地区，投资环境也不完备，所以1991年以前，对外借款超过引进外资总额（协议引资）的一半。1992年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领域的扩大和限制的放宽，直接投资急剧增加。直接投资占引进外资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60%迅速上升到1993年的90%，此后一直维持在70%～80%之间。
二、直接投资的作用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1978年以后，除了受“天安门事件”影响的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低迷外，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增长态势。
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业生产大幅度增加。由于实施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允许私营企业存在等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加上外国企业进入的增加，工业生产也有很大进展。1987年秋召开的党代会，明确了要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由此急剧扩大，经济增长创下2位数的增长记录。此后，由于“天安门事件”，使经济增长一度陷入低迷状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再度走上高速增长的轨道。
尽管在1995年前，中国经济一直持续10%以上的高增长，但由于房地产、股市的投资过剩，使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0%以上。为抑制经济过热，中国政府于1993年后，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力图使经济增长实现软着陆。经过3年金融紧缩政策的实施，1996年，在实现9.6%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1997年以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国对华投资下降，国有企业经营恶化，失业人数增加，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199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销售总额均比上年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率不足1%。由于1998年后半期开始实施发行国债等积极的财政政策，公共投资和民间消费扩大，促进了经济增长，使中国经济保持了7%的增长率。
下面看一下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80～2001年的22年间，中国经济创下了年均9.6%的高增长记录，同期对华投资额（实际投资）累计达到3937亿美元，年均增长28.7%。若单纯从对华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计算的话，对华直接投资增长1%，将拉动0.33%的经济增长率。
外国直接投资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1990年外资企业的生产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3%，到2000年就达到了27%。加上外资企业的进入、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76%下降到2000年的26%。
外资企业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就业。特别是随着配件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国的转移，外国企业采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从而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或就业，城市劳动力在城市间的转移都受到严格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劳动力转移，因此，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者迅速增长，成为急需廉价劳动力的外国企业的雇佣对象。外资企业员工数从1985年的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2万人。
另外，从城市各类企业（国有、民营、外资等）员工所占的比例看，外资企业从1985年的0.05%上升到2000年的3%。1985～2000年间，外企员工年均增长36.5%，对华直接投资增长23.8%，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增加1%，就能增加1.5%的就业机会。
三、产业集聚地的形成
外企进入中国的增加，促进了产业集聚地的形成。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还很不积极，因此制造业是以纤维、钟表、自行车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此后，香港地区的企业（主要是以出口为目标的组装加工企业）开始进入华南地区，美国、日本、欧洲的企业也纷纷进入中国，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技能也随之引进。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的通信信息、半导体企业，日本的家电和机械企业，台湾地区的与计算机制造相关的企业加速进入中国大陆，培育了一批生产电视、电冰箱、计算机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第二章所述，在2000年外资企业的对华投资中，服装、皮革、体育用品、电器产品等4类产品所占比重比较大。这些产业也是中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领域。
从过去20年贸易结构的变化看，以前以矿物性燃料、石油制品等为中心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由1980年的50%下降到2001年的10%，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却由1980年的50%上升到2001年的90%。其中，机械及运输机械等的出口比例由1980年的不足5%，扩大到2001年的32%。纤维及相关制品的出口比例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高比例。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工企业的集中地区———珠江三角洲，由于能够利用邻近的香港地区的基础设施，加上生产成本低（从内地来的劳动者多）等原因，因而集中了以台湾地区企业为中心的电子产业。
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上海、浙江、江苏）处于中国东部的中心位置，地理环境优越且拥有丰富的优秀技术人员，因而成为计算机、手机等高附加值产品的集聚地。广东、福建等华南地区和上海、江苏等华东地区占中国接受外资总额的一半。
在中国，纤维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电气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发展，使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范围扩大，从而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生产基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