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治家贵严，严父家中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治理家庭贵在于严，严父常多孝子。如果管治不严，那么子弟就会因此而松懈怠惰，其不良后果就无法说尽了。所以，《易》中说“威如吉”。做父亲的要想严于治家，而且本人在家庭中享有威信，就必须以庄重严肃为本，不轻易发言，不轻易说笑。所以，《易》中就说：“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评析”
曾国藩起于桑陌，一生事功、学问名噪天下，就连他的齐家之道也经常被时人和后人所称道。他提出的诸如“八本、八宝，三不信”本书后面章节有详解思想、勤俭孝悌的德行，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贯推崇的家政道德思想的精华，并做了自己独特的发扬和创新。而且曾国藩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种治家之道，还躬身加以实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他的施于家庭教育的谆谆苦心，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曾国藩的兄弟及子孙后代大都学有所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总要把曾氏家训视为治家宝典的一个原因。
曾国藩的一生处世哲学的形成、功德的成就是与其“耕读之家”的家风熏染密不可分的。
曾家世代务农，自祖父曾玉屏向上推溯，至少有五六百年，未曾出现过秀才。
曾玉屏年轻的时候，对读书以求取功名不感兴趣，日常喜欢到湘潭同富家子弟鬼混，或酒食争逐，或日高酣睡，整日游手好闲。后来父亲死了，祖孙三代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倍感责任的重大。乡里的长辈，见其整日游惰，不务正业，讥讽他将来必为败家之子。这倒激起他痛改前非的决心，卖掉马匹，徒步回家，决心脚踏实地，开创祖业。从此，天未亮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开沟辟地，耕田种菜，养鱼喂猪，精耕细作，无一不亲自动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省吃俭用，他不仅守住了基业，家境还逐渐走向兴旺。
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为人耿直，富于正义感，颇受到乡里人士的尊崇。邻里间若发生纠纷，他常进行调解、说和，充当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厉辞诘责，势若霆摧”，往往使那些“悍夫”神气沮丧，就此作罢，甚至有人慑于他的威望，置酒登门道歉，方可了结。
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长他七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没有不恭恭敬敬的。曾玉屏对于麟书、骥云兄弟，管教极严，尤其对长子麟书责求尤苛，“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诘责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则事亲至孝，面对父亲的责骂，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躇徐进，愉色如初”。
曾玉屏还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见之于中国农村家庭的。如“男子耕读，妇必纺织”。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赖着不走的。
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从大处说，他所领导的湘军和对太平军的战争，也类乎于一幕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崇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而痛绝的了。从小处说，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在他的日记和书信里，都可以看出来。他信奉祖父的家规，编成口诀，令自己和家人遵奉。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做了两江、直隶总督等，对于勤俭家训，还不敢丝毫逾越。曾国藩一生的品性实在是他的家世促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