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利益，大权力关系大利益。武则天是一个善于权谋的人，她深谙平衡术，所以总是采取臣权制衡的方法，时而扶持这派，时而扶持那派，在平衡中求得对权力的稳固控制。
在武则天执政后期，武周帝国的继承人问题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武周代唐前，皇位继承人选，仅仅在李氏一家中产生。然而现在，皇位继承人选的范围就扩大到了李、武两家特殊的贵族：武承嗣、武三思、李旦等都试图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大臣中也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武氏子弟为核心，他们的宗旨就是立武姓子弟为武则天的继承人；另一派是李派大臣，他们既忠于唐室又忠于武则天，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双重态度，是因为他们既承认武周代唐的合法性，又坚持武周必须复唐的原则性前提，也就是坚持要求武则天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
李氏和武氏各有一个实力集团，与在位的武则天构成三方格局。作为皇帝的武则天，一方面得面对唐初延留下来的，几大政治势力插手皇位继承人的现实，另一方面她也在利用甚至导引这种现实，为己所用，维护自己的政权稳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武则天扶持武氏凌驾于李氏之上。毕竟，帝国的皇帝是姓武的，大部分实际掌权的官员也是武氏门下客，许多忠于李氏的大臣被武则天剪除，甚至皇储李旦也改姓武氏了。
由于称帝后的武则天，有意把皇位传给武家，来延续她的武周王朝。所以，她并没有立即确定太子的人选，只是给了李旦一个皇嗣的封号，这使武承嗣等人因此而跃跃欲试。虽然武氏子弟的才能没有过人之处，但武则天也都对他们屡屡委以重任。她曾公开表示：宰相的班子里必须留出一个席位给武氏宗亲或她的娘家人。
在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时，武则天也常委任武氏子弟为统帅前去讨伐。万岁通天元年也就是696年，营州契丹起兵反周。武则天任命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率兵前去平息营州事变。其实，到了营州，武三思根本不冒战阵的危险，只是留在后方。一旦战争取得了胜利，他最为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就可以坐享胜利果实。这是提高武氏家族威望的最稳妥的方法。
然而，事实却让武则天很失望，由于周军普遍的轻敌情绪，被契丹军诱敌深入，结果惨遭失败。惨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武周王朝立即着手准备军事报复。武则天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兵马，但负责新战役准备及指挥工作的，仍然是一位武派人物，他就是河内王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
武懿宗是武士彟三兄武士逸的孙子，身材矮小，面目可憎，无论多么尊贵的头衔，在他身上都显不出相应的威风来。
有一天，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刚七岁的楚王李隆基，入朝拜见武则天，路上正好遇到了武懿宗。武懿宗故意无礼，七岁的李隆基大声申斥他说：“这是我家朝堂，你为何如此无礼？” 武懿宗在众目睽睽之下，竟被一个孩子申斥得无话可答，只能匆匆退在一旁。武则天知道后，对李隆基十分赞赏，亲自召见他，并赐给他很多东西。
像这样一个毫无威仪，连一个孩子都对付不了的“王爷”，武则天又能指望他干出些什么来呢？不过，她派了一个有能力的副手，任命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道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领兵20万击契丹。
胆小如鼠的武懿宗只得勉强地上路。当军队好不容易到了赵州之后，身为20万大军的统帅他，听说契丹将领骆务整带着几千名骑兵快到冀州了，居然怕得要逃命。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劝他说：“契丹人没有辎重，只靠抢东西来维持军队生计。如果我方先行拒守，契丹人缺少粮食，自然会退走，这时再出军追击，必获大胜。”
可是，武懿宗连派些小股队伍出战的勇气都没有，主动撤到相州。这还不算，为了快速逃跑，他还把大量粮食武器抛弃，这些东西当然都落入契丹人手中。致使赵州百姓因为他的懦弱无能而生灵涂炭。
虽然他们都是无功而返，但仍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可见，武则天重用诸武绝非是因为他们才能相当，而是看着诸武对她的忠心不贰，利用他们来监督牵制文武百官。
政治上的权威要靠时间来树立，一个家族占据皇权的时间越长，便越具权威性，越具合法性。武周代替李唐，长达数十年，足以使李氏的绝对权威受到削弱，而武氏的特殊地位逐渐为贵族乃至全国老百姓承认。但是李氏也在暗暗积蓄力量，力图恢复独尊地位。
虽然诸武子弟有武则天的支持，来势汹汹，李显、李旦均遭幽禁，形同囚犯，但是诸武的企图仍遭到了，朝中执政大臣的坚决反对。
691年，武承嗣指使王庆之等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遭到了宰相岑长倩、格辅元等人的坚决反对。而另一大臣李昭德在杖杀王庆之时，也宣称其罪名为“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而且李昭德还趁机让武则天，罢黜了武承嗣的宰相之职。这对想当皇帝的武承嗣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虽然武承嗣也曾试图毁谤李昭德，但武则天并没有听信。因为，她很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在对待李武两大集团上，她必须采取相互制衡的手段，努力避免任何一股势力激增，对她的权力构成威胁。所以，在武派权势过盛的情况下，她选择了扶植李派。
长寿元年后，李派开始对武派进行攻击。由于武派和酷吏联合在了一起，所以他们首先从言论上开始了一轮批评酷吏政治的潮流。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武则天开始对酷吏加以限制，并整肃告密者。从此，告密之风一蹶不振，制狱也逐步衰退，刑罚稍宽。
与此同时，她还对司刑平恕公道的官员加以保护和任用。徐有功是最有名的李派法官。他初任蒲州司法参军，以用法宽恕，敢直接与武则天争辩著名。虽然他多次与武则天，就定罪量刑的问题在殿廷上发生争论，甚至激怒了武则天，但他的职位始终不离司法系统，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和司刑少卿。他在法官生涯中三次被定为死罪，而救护无辜，矢志不渝，有效地抑制了酷吏的残暴行径。
为了强李抑武，狄仁杰还想办法让武则天，把庐陵王李显从房州召回。宰相王方庆、王及善等也逐渐站到狄仁杰的立场上，支持召回庐陵王。
由此见，虽然李显、李旦作为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权势，不敢去争什么太子之位。但在太子问题上，始终有一批心怀旧唐的大臣，他们是李唐宗室这边反对诸武的主要力量。所以李、武太子之争的问题，实质上是诸武子弟与支持李唐宗室的大臣之间的太子位之争。
她在晚年的时候，逐渐确定了向李唐回归的政策。让她的儿子庐陵王李显做太子，也就是今后武周帝国的接班人。同时，她又让另一个儿子相王李旦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把关键的禁军统帅权交给了小儿子。
通常来说，这种几个皇子并掌大权的形势，很容易形成多个权利中心，给国家政局的稳定带来隐患。唐太宗就有过这个教训，但武则天这样做，自有她的道理，她就是想在太子李显背后安排一个潜在的权力争夺者，让他如芒在背，不敢对自己的地位有所威胁。
虽然武则天在立嗣问题上倒向了李派，但在权力分配上仍给武派留出位置。由于晚年的她，精神减损，朝廷大政，悉委诸宰相。这些宰相中既有李派的狄仁杰、娄师德、王及善、姚崇、陆元方、魏元忠，也有武氏家族的武三思、武攸宁以及武则天亲信之臣吉顼、李峤、苏味道等人。
这样，一批元老重臣得入宰相集团，而武姓侄儿也在中枢中得预朝政，可以牵制诸宰相；她的心腹吉顼出入内宫，起监视两派的作用。在她暮年的权力中枢中，仍是这么一种互相制衡的群体。
她的字典里不仅仅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作为一个最终能称帝的女政治家，她深知一个朝廷要想稳定，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势力集团相互争斗，又相互牵制，以形成一个能够均衡的局面，才能擎住帝国大厦的房顶，而不向任何一方倾斜。所以她既培植自己的武姓侄儿，又起用李唐的旧臣，这便是武则天，她把各派势力交织在一起。制衡便是她的统治术。
“则天上位术”主动出击：防患未然法
作为领导者，要想做到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具备与众不同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必须先从一定程度的求知欲开始。无论积累了多少专业知识和经验，你必须具备探索问题的本能。
成功的发现问题还需要系统性的思考。领导者在发现下属错误时，不要急着去追究责任，应该思考产生错误的原因，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做到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