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说当今的书法艺术是怎样发达尚缺少根据。因为从本世纪初自外国传入硬笔之后，书法已完全从实用领域里消失，使用软笔书写的人也大为减少。
书法在当今已完全进入了艺术领域。
这并非说书法先前不是艺术。中国书法自秦以来，就代代发展，是传统艺术中最纯粹的珍品之一，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道”可求。这门艺术的源流盛衰在几千年中与传统哲学的侵润、碑刻载记的需要、擢拔取仕的路径、人品风骨的体现以及国人固有的审美旨趣是分不开的，但我们首先应该正视的是工具问题。
毛笔是古代中国人唯一的书写工具，这是“书”的问题。而“法”则是以“书”为基础的艺术规则。
除甲骨文是刀刻的文字外，许多鼎器和石碑的文字都是先写后刻（铸）的，这便有笔的作用问题。
笔的产生应该说是在战国时期，虽然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亦有明显的画上去的图案，但无法认定是不是软笔。河南出土的战国墓葬中可见最早的兔毛笔。秦始皇这位极端喜欢统一的帝王，也曾派将军蒙恬去各地统一笔。《史记》中曾载西门豹其人喜在冠上插一支笔，作为治邺官员，这显然不是一种装饰，而是提笔撰文的需要。晋代王羲之写《兰亭序》时用的是鼠须笔。白居易用鸡爪子里边的毛来作笔。真正精良的笔，产于宋代之后。一些专业制笔家的笔曾使陆放翁感叹“屠希一笔价必千”。
毛笔的产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没有毛笔，就产生不出中国的书法艺术。这种工具与艺术的关系，恰如马克思所说：“颜色和大理石的物质特性不是在绘画和雕刻的领域之外。”
笔在文房四宝之中，尊居首位。傅之曾赞美毛笔“柔不丝屈、刚不玉折。”在中国的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中所推崇的富有刚柔并济特点的中庸之道，毛笔显然是最具代表性的物品之一。这话反过来说亦不错，毛笔唯其独有的特性才成为书法家表形达意的工具。
中国人惯将好的书法称为“有劲”，劲不过是有力量的别称。是不是膂力过人如樊哙与李逵，或当今的举重家才是书法圣手呢？显然不是，至少在中国书法中不是这样。在古代书法家中，笔墨最具刚健之力的首推柳公权。其《神策军碑》中的“集”与“朱”字，《玄秘塔》中的“雄”与“风”字，其骨力的遒劲令人顿时正色。柳字中每字都有一个中心笔，如崖难摧、舒展开张，称为“骨”是毫不虚饰的。那么这种铜铸石凿的字体用柔软的毛笔写出岂不令人奇怪么？但此字只能用毛笔写出。当然，不是人人都能用毛笔写出，这便是“书”与“法”的区别。
毛笔是富有弹性的书写工具。外国人初用毛笔把汉字写得如同一滩稀泥的原因在于其软，或者说洋人只知其软，还达不到“棉里裹针”的境界。书法的“劲道”在乎用意不用力的一股心劲，这与太极拳仿佛，其意又是在每个笔画中以力传到的。在书法中尤其是在笔的收势中，如撇与捺的写法，能否达意是一眼看得出来。墨迹已留，如何又有不能达到的意蕴呢？这不是谈玄说妙，人在针灸中离不开经络，虽然解剖学发现不了经络，但经络仍然存在于针灸与气功之中。宋代的书法名家黄庭坚在三峡观船工“长年荡桨”之法，从而悟出自己“用笔多不到”的病。现今读黄庭坚的行书帖，《松风阁诗》如凌寒古枝，傲岸磊落。《伏波神祠诗》则乱叶婆娑，长枪大戟。笔笔都贯注了作者洒脱不俗的情愫。这种清朗之气，被郑板桥称作“写字如画竹”。
汉代的大书法家蔡邕在《九势》中说“笔软则奇怪生矣。”奇是如秉神意，信手之间制出妙品，怪是得乎造化，喜怒哀乐尽注笔端。我看中国书法，尽可以奇怪两派分之。在奇的一派中，可观雄奇之美、严谨之法、平和之态。王羲之名帖《兰亭序》雍容和畅的韵味，历来是中国书法中的扛鼎之作。唐太宗李世民在欣赏之余还写过一篇《王羲之赞》。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字字如忠臣义士，他刚直的性格在此一览无余。其行书《争座位帖》气势磅礴，被米芾认为在《兰亭序》之上。欧阳询幼时其父被诛，全家被抄，其人相貌又不起眼，常遭人冷落。而他的楷书可以明显看出经过刻苦磨练和内心敛抑而显出的平实稳健与方正清秀的风格，如最著名的《九成官醴泉铭》、《化度寺碑》等。学书者尤其是初学者多以欧体入门。被清人称为“有唐第一楷书”的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秀外慧中、内刚外柔。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博学强记、文章华美、谈吐非凡、德行高尚、性情忠直。唐太宗说人有其一可称名臣，世南却有五绝，殊乎难得。唐天宝中当过北海太守的李邕也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此公性情奢华不拘，写书致富恐怕在当时也居首位。他的名作《麓山寺碑》以行楷写碑，沉雄道劲，自称他的书法不可摹仿，“学我者俗”。在中国书法艺术最隆盛的唐朝，对后世影响最深者，除了颜真卿，便属柳公权。当时的达官贤贵立碑，以得不到公权手书为不孝。外国人入使唐朝，也预备特别钱款，谓“此购柳书”。
所谓碑，在中国书法中的地位是极高的，并有“碑学”之说。就当时说，树碑的目的只在立传。秦始皇首先在泰山勒石刻碑，颂扬自己的功德。到了汉代，作官的要刻石记载政绩，民间也以此叙述先人善德。只有这类树在庙边墓前道旁的石版，才叫碑。这是文字之一种载体。武则天之碑无字，但也叫碑。有名的汉隶《张迁碑》是赞颂汤阴县令张迁的爱民事迹，书体苍劲端方。《曹全碑》是人们感激汉朝郃阳县令曹全收容流亡民众的碑刻，碑体秀丽，流传极广。到了唐朝，立碑之风大盛，且多由书法名家撰写。颜柳欧虞皆有碑板。除了碑之外，古人又有在摩崖上题字的需要或是逸兴。位于陕西褒斜谷石门的石刻，形成中华书法瑰宝之一的《石门十三品》，内容是赞誉杨孟文开通石门，其书法属隶体，恣肆劲拔，学书者无人小视。
作为书法的经典作品和后人摹写的范本，除了碑外，便是帖了。两者并称碑帖。帖是将前代书法家写于纸上壁上的墨迹（未经石工刻制的手写体）摹刻在石版木版上，再拓印成帖。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柳公权《蒙诏帖》和怀素《苦笋帖》等。帖的起源当出于李世民，此公心摹手追二王的书法，曾出库银求购天下。刻帖到宋时已是大兴，可称帖学。可以说从唐始，经宋元明，学习书法的人皆以帖入手。清代的包世臣、康有为提倡学碑，又对后代影响很深。在书界，碑帖并称两派，各具千秋。但清以来的碑学对书界的影响至今依然很深，当今书法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北碑之风。
在“奇”之一派的书法中，宋有苏黄米蔡四大家中的苏轼与蔡襄；元代有赵孟頫；明代有倪瓒、祝允明、董其昌；清代有沈荃、刘墉；民国则有康有为、于右任。作为文学大匠的苏东坡，文章襟怀、天分学养都是第一流的。他的一笔行书，在青年时学王羲之，中年学颜真卿，其学识和悟性都令其书法浑然有大家气象。他的《黄州寒食帖》奔放而合于法度、姿媚又存坚劲。蔡襄是福建人，任过泉州知府，书界长期误认为他就是奸相蔡京。史书称蔡襄性情耿介，为官仁慈，所写的《自书诗卷》谨严有致。赵孟颊是中国书法大师，亦是元代第一书家。书界对他的评价常持两端，而且争执不息。但是扬赵者意欲把他摆入颜柳之列的第一流书法家阵内，抑之者也只是将其摆到次些的地位，仍然无法否认其成就。赵孟颊书法的秀媚在中国书法家中无人出于其右，因而许多初学书法者多喜其字。说他的楷书（如《胆巴碑》）字字如美女，并不是夸大之辞。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曾说学赵之秀巧易得于弱，学柳的骨力方可获秀。这有些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寓义。其实学什么得什么，除了碑帖的影响外，又有自己性情的溶化。人们都说颜体肥痴，然而《新唐书》称颜书“遒婉”。只是一般人临颜时只得其遒而失其婉而已。而有人则根本品不出颜体秀婉的一面。不少书法家认为俗人欣赏赵孟頫，如雅人欣赏颜真卿一样。颜体固然高大丰厚，但在一种矫情的氛围中，欣赏不出“颜筋”之美而大赞其美，明明看出赵体的秀媚而故意讥之于俗的人也并不少见。赵孟頫之被议论，恐与其为人有关。他本是赵宋遗族，后归顺蒙元的朝廷作了大官，被人视作变节。赵的书法除了一种逢迎味道令人不快外，其行笔的匀称，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他的行书《归去来辞帖》清新悦目，极其风流。作为中国文化的遗产，对于各派遗墨，最好还是放开胸怀珍惜。
朱元璋是崛起民间的粗人，但对书法极力提倡。这种“领导重视”所形成的“上行下效”之效应，也使明代270多年之间出了不少书法大家。明代的书法家中画家其多，诗人也不少。身为富豪的倪瓒诗书画无所不精。来访的俗客走了之后，他必洗涤一番。倪瓒最忌俗，家里名琴古画陈列左右，一派名士样子。他的小楷名称一时，在题画时最具盛名。祝允明是作过官的大才子，手生六指。幼时有神童美称，5岁写一尺大字，9岁作诗。他对于声色犬马无不好之，楷书与草书俱结，变化莫测。晚明书法家董其昌是万历进士，官至尚书。他的书法为康熙所爱，盛行清朝一代300多年。清代的书法家沈荃和刘墉都是作过大官的人，前者任礼部侍郎，后者充东阁大学士。沈荃给康熙的屏风御座写过不少箴铭，他所推崇的董其昌的书法，形成极其刻板的“馆阁体”。刘墉的字既学过董其昌又学过颜真卿，自成一体。具一种肉丰神藏的糊涂劲头和古拙味道。近代的康有为不独变法将清朝垂死的政治僵局搞得热闹非凡，在书法上也卓成大家。其书法专著《广艺舟双楫》在书界亦有广泛影响。民国元老于右任是草书圣手，他的《千字文》常常为人称道。应该说草书往往是一个时代书法天才出现的标志，且不论楷体怎样成为其主流。清代由于官方推行“馆阁体”，使草书大衰，虽然也有朱耷、傅山和王铎这样从明末而入清的草书大家，但草书局面整体是黯淡的。于右任的草书左规右矩，韵致高远，使清以来的草书作品出现了后来的亮色。
当代的书法家，卓然开创大局的人，首推毛泽东。现在尚缺足够的资料来研究毛泽东书法的源流。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刊出的《沁园春·雪》的墨迹看，毛泽东在40年代仍写楷书，并有汉碑的味道。确切地说他专心攻入草书当在50年代末期，这时已有鲜明的怀素的法度与意蕴。进入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狂草笔势开张，气韵沉雄，已拓出自家一体。“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题词便是极其优秀的作品，已无50年代某些诗词作品中显出的柔媚。毛泽东是日理万机的政治家，一生致力于繁重的军政大事，于书法他并无意成家。但毛泽东是天才，他博大的胸怀，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眼力，使书法得到大章法。在更多时候，毛泽东是通过默写古人诗词以大草挥之，主要是获得一种休息。
如同中国的兵法以正奇来作布阵造势的分野一样，在书法界也有明显的分野，无论意趣、地位和风格。文前借用蔡邕的说法，将中国书坛占统治地位的书法家归于“奇”的一阵，这种“奇”恰是包含“正”的含义，是主旋律，属正规军。而另外“怪”的一阵，也绝无左道旁门之意，亦不是无章法的野狐禅。将两阵对列来读碑帖，会生出许多耐人寻味的含义。前者多居朝，后者多在野。如王羲之为右将军，虞世南为秘书监、欧阳询为弘文馆学士，颜真卿为吏部尚书，柳公权为右拾遗。虽然写《圣教序》的褚遂良无显赫官职，但被召入朝廷后依然优游一生，其字亦属丰艳流丽的“奇”派。而属“怪”派的郑板桥尽管当过县令并陪同乾隆皇帝游过泰山，然而最终还是流落民间。他那一笔乱叶纷披的书法，就以清新而跋扈的面目写出自家绝俗的胸怀。当然，以朝野分正统与旁系的说法并不绝对。两汉数百年刻碑留下的汉隶、书写者的尊卑并无记载，就很难说没有平民，如北魏的《杨大眼造像记》，以其姓名看或许不是高官，但杨大眼能为孝文皇帝造像，亦不能为凡人。在中国这个纲常观念极强极普遍的社会中，为朝廷谋事，自然要慎言谨行，这在书法中自有体现。反过来，当朝的权贵自然要选择能够歌乐升平而又具雍容大度的书体当作规范推行。从书体上看，前者以楷书为多，后者以草书为胜。明代的大画家徐渭一生郁郁不得志，因失意而精神失常，误杀妻子入狱，晚年靠卖书画糊口。他的草书不顾行距，上下左右浑然一体，一副散仙侠客气派。其帖《应制咏墨》纵横奔放，是朝廷官人无法写出的章法。又如日日饮酒的狂僧怀素，为人处世无拘无束。每遇酒酣而又书兴大发，无论墙壁衣衫，俱挥毫抒写。他曾与颜真卿评价自己的草书“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当颜真卿问他师从何家时，怀素将夏日如奇峰变幻的云彩指为师傅。怀素并非说的醉话，只把难以描述的创造过程以形象化的比喻点出而已。晋时王夫人的《笔阵图》说笔画时，亦有一横“如千里阵云”，一点“如高山坠石”的说法。
草书本是书法中最难写的一种书体，同时可居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神品”地位。它的体势左绕右缠连绵不断，浪漫而富于变形，是世上抽象艺术中最抽象的一种。古人称草书为一笔书，无论大草或是狂草，愈大愈狂便愈有难度。因为书写者兴之所至，便尽情抒放，其行写速度决定其无法规定章法布局，但整体效果又要浑然一体。如宋玉所说“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若将草书与楷书相比，有许多形式上的不同和神韵上的相通。读柳公权《玄秘塔》中的一个“宗”字，宝盖上的一点便成全字的骨力所在，其逆锋、折锋、转锋和回锋的用笔，无不规定着以下笔画的取势，无论轻重方圆。因而中国书法的艺术分解力是最强的，所谓过程的美感也最突出。但是写草书就无法在一瞬之间顾及笔锋的逆折转回。然而草书的法度更严，刘载熙说“草书以动治静”，王羲之说“十曲五直、十起五伏、方可谓书”。黄庭坚说“楷书如快马入阵，草书则左规右矩”。这些书诀讲的都是草书在创造过程中的艰难，难就难在要将平日的素养在弹指之间完成。唯因如此，草书也更适合抒发人之愤懑不平之气，流露脱俗绝尘之趣，摹写出神入化之心。
中国书法又有“书家字”与“画家字”之分。书家字可以用正字观之，画家字则可以奇字欣赏。宋徽宗赵佶虽用工整的“瘦金体”题画，但他的字并不入书法家之列，只是用此体租牡丹鸟雉的工笔画相映衬时，才有些意思。而其他的画家，题字往往意趣横生，并不过多顾虑碑帖。作为画家的书法家，惯以冷眼看人生的还有八大山人朱耷，他是明宁王的后裔，明亡后，出家为僧。他的画满纸孤傲与悲愤气，显出决不和清朝合作的骨气。他的草书《七绝诗》“悬肘中锋”全在发泄压抑的心绪。自从清代杨州八怪崛起之后，书法的朝野之分已然明显，书法家所显示的胸襟怀抱也泾渭分明了。与“山左宰相”刘墉相抗衡者是“皖南布衣”邓石如。邓石如是安徽人，少时家贫，成名之后仍要靠写字谋生。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纯粹的平民书法家是少有的，因为翰墨之缘毕竟是文人的手腕中事，而平民书法家形成大家的恐怕只有邓石如一人。他以临习秦汉碑版入道，篆书古朴，隶书苍郁、楷书挺拔，却很少写草书，意在将此项留于旁人。刘墉和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见了他的字，都大惊，急于见识其人。邓石如的印对后世影响弥远。
杨州八怪中名声仅小于郑板桥的金农，是画家亦是书法家，其书学古而能出古，独成一家面目。郑板桥赞金农“乱发团成字、深山凿出诗”。
郑板桥本人的书法在“名人字”和“书家字”之间。名人字和书家字历来是中国书法论字的标准之一。李世民虽也书过很不错的《员观碑》，朱元璋喜欢亲手写一写对联，乾隆皇帝到处留墨，唐玄宗李隆基和赵徽宗赵佶都很喜欢题画，但这都属于名人字。另外岳飞的行草《满江红》，文天祥和陆游的书法，也在名人字之列。而书家字则是专攻书法，成自家面目，有承上启下之功的艺术家的作品。因而这两者是有所不同的。郑板桥文学天赋很高，尽管未留鸣文巨制，但从短简楹联中亦能窥见其聪颖。他画的兰竹自然在其书法之上，而书法又富兰竹和怪石之韵，同时与画极契合。在为官的仁惠和为人的耿介上，郑板桥亦博盛名。他的字取于苏黄之间，兼融隶行楷，成“乱石铺阶之美”。但总的说，他的书法只是极富文人气的纯作欣赏的墨迹，居于书法源与流的另一边。这种书法在当时最痛快处在于狠狠劈了正统的“馆阁体”之一板斧。
惯于醉后狂呼乱喊、疾写草法的张旭和为人难有是非的米芾，也是正统书法家之外又自成大师的怪才。唐朝的张旭当过官，但豪放如仙人，人称“张颠”。他曾于醉后，散发蘸墨而书，醒来时自视甚高。他写字必刚肠激烈，聚气大喊。有《肚痛帖》等传世。其字势逸状奇，雄健沉着，是草书大家。宋代的米芾这个人的行状使人难以恭维，字却写得好，深得王羲之笔意。米芾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超过王羲之父子，苏轼说他的书法比王羲之钟鹞也并不惭愧。米芾天生具备书法大器，绘画亦占宋代重要地位。他的《蜀素帖》被称为“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艺术性颇高。
米芾其人喜诋毁他人，说柳公权丑怪，颜真卿俗品。对当朝的苏黄两家也毫不放在眼里。他本人又俗得厉害，写了《无逸篇》于屏风后，见皇帝高兴，就索要端砚。又有曾临一幅赝品交物主，将真迹留下的丑闻。
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书界长期议论的焦点之一。权威的意见是：人品不高，书品也高不到哪去。由于书法艺术的特质，不但写其形，又要存其意，还须寄其情。因而书法家的性情品格必然要流露于作品的表现之中。颜真卿忠正不阿，在安禄山叛乱时起兵讨贼，被七十郡拥为盟主。后在李希烈叛乱时，遇害殉身。颜体如人，始终以正面亦人，无凛烈之气的人是断然写不了也学不了这种字的。宋代的文学家黄庭坚作官被一贬再贬，但磊落胸怀不改，心中无一点俗气。他也是人品高尚、书体奇险怪异的大书法家之一。他说自己学书30年，因择师不佳，20年抖搂不去俗气。这是自谦，亦属大悟。看黄庭坚晚年之书，最引入的是其风度。
但是俗人、以至奸人善书者也并非没有。明代万历宰相严嵩是有名的奸人，书体方正严谨，雄踞书法家地位。被称为“神笔”的清代书法家王铎，是被俘后投降清朝的，官至尚书，人品无可赞扬，但行书雄健，直逼魏晋。
应该承认情操对艺术的导引，但将道德与技法混为一谈，便失于僵硬了。由于书法艺术的特殊性，缺少第一流的人品便无法跻身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书法家之列。但俗人将字写得很好，这也是事实。
对中国人来说，书法最吸引人之处只在于法，虽然更明显处在于书。
法不仅是规矩，还是中国人的哲学，特别是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