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的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1922年）出生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进入伦敦大学专攻声学。后来移居美国，在1873一1877年担任波士顿大学生理学教授期间，他进行了电流传送声音的试验。有一次，贝尔在实验时偶然发现，当电路接通或断开时，螺旋线圈就会发出轻微的噪声。为此，他联想到：既然空气能使薄膜振动发出声音，那么，用电使薄膜振动，能不能使人的声音传送出去呢？贝尔觉得值得试验。当时研究条件很差，只能把自己的住所当成实验室。一边设计，一边制造。为了试验对话效果，贝尔和助手沃特森把电线从房间的一头拉到另一头，在电线的两端装上仪器。可一次次都失败了。贝尔并不为此气馁，不断地改进仪器。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他们使电话逐步完善。
那天，贝尔和沃特森正在他们相距几个房间的实验室里准备另一次试验。
贝尔为使实验更具把握，细心地进行准备，逐个检查各种设备状况，在把部分设备浸置于含硫酸的液体中时，硫酸溅到脸上，他一下子疼痛难忍，不觉惊呼沃特森，片刻，沃特森惊喜地奔过来，大声地高喊：“成功了，成功了！”原来。刚才贝尔的愤叫声居然通过电传到了沃特森那边的接收器里。给人类带来便利的电话终于试制成功，这天是1876年3月10日。而第一次电话对话竟是一声求援的信号。
这次成功，使贝尔大受鼓舞。便一鼓作气攻克实用电话，经过数年努力，第一架实用电话机于1915年研制成功。于是，美国政府立即批准这个项目。很快，世界上第一条4000英里的长途电话线架起付诸使用。
奉命保护老国王
亲德的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在英、俄两国的军事压力下被迫退位了，将王位让给了亲英的儿子穆阿默德·礼萨。老国王曾是伊朗独立的英雄，在国内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势力。英、俄等国为了便于控制新国王，就让老国王流亡到国外去。出于无奈，老国王只得出走，不过他坚持要到阿根廷的布宜里斯艾利斯去居住。
阿根廷与德国的关系比较密切，老国王所以要到那里去，行动能够比较自由，从而可以从遥远的地方控制伊朗的局势，施加影响力。
英、俄当局当然明白老国王选择布宜里斯艾利斯作为他居住地的用意，这对他们的利益是个很大的潜在威胁，但如果不同意老国王的要求，又可能会激起事变，甚至会重新燃起战火。也是出于无奈，就同意了老国王的要求。
英国人准备了一艘名为“朋德拉”的轮船，说该船将取道澳大利亚前往南美洲，老国王及其亲属正可乘坐此船前往阿根廷。
几天之后，“朋德拉”号将要到达印度孟买港时，突然驶来了一艘英国炮舰，一名海军军官登上了“朋德拉”号面见礼萨·巴列维国王。
老国王对着英国军官大发雷霆，责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奉命来保护国王陛下。”英国军官彬彬有礼地说。
“发生了什么事？”
“据我们情报部门侦知，德军在航线上布有水雷和潜舰，陛下要去布宜里斯艾利斯，路途遥远，很不安全。”
“那该怎么办呢？”
“请陛下就近到毛里求斯去暂住，等情况有了好转，再去阿根廷。”
老国王虽说对英国的情报很是怀疑，但也不能不承认英国军官的做法是有理有礼的，只好转乘另一艘轮船到了英属岛屿——毛里求斯。
当地的总督按照英国当局的指令，专派一名军官负责老国王的日常生活。他的生活很安定，但从此与外界隔绝了，根本无法影响伊朗的政局。英国人施行了上屋抽梯之计，逼使老国王就范，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丘吉尔妙斥首相
曾经是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虽然在1929年5月被英国工党击败，把首相的位子让给了张伯伦。但他仍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
1938年9月，震惊世界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公布于世，丘吉尔看了拍案而起，对现任首相张伯伦展开尖锐的批评。
这个协定是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慕尼黑签订的。所以又称为《慕尼黑协定》。英国企图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促使德国侵略前苏联。协定规定捷将苏台德地区等地割让给德国，捷其余领土由英国、德国“保证下，不再受侵犯。”同年10～11月，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区。
早在《慕尼黑协定》产生之先，丘吉尔就曾讽刺在德国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面前还抱有和平幻想的张伯伦之流说：“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他能给鳄鱼以足够的食物，鳄鱼就会到最后才能来吃他。”
《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丘吉尔尖锐地指出：“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他1英镑。给了他1英镑后仍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2英傍。最后这位独裁者在许下未来亲善的诺言声中，和你达成协议拿走1英镑17先令6便士及余下的钱……可别以为这事就这样结束了。这笔帐刚开始计算，这只是一杯苦水刚尝了第一口。如果我们不能尽力恢复道义上的健全和武力上的强盛，从而再度奋起，像往昔那样坚守我们维护自由的立场，那么这种苦水将年复一年地让我们喝！”
形势发展正如丘吉尔预料的那样。1939年3月，德国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又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格伐克的全部领土，并在9月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英国舆论要求料事如神的丘吉尔复出入阁的呼声越来越高。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又出任英国首相。
专机给总统运酒
法国多产名酒，在世界享有盛誉。由于各国“酒民”的口味不同，经济条件不一，加之每个国家都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所以即使是法国名酒，要打入他国也并非易事。
20世纪50年代，法国白兰地公司决定把名酒白兰地打入美国市场。他们实行了一种谋略，经过精心设计，选准时间，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六十七岁寿辰时，通过各种宣传方法，使美国人民家喻户晓：法国人民为表示对美国总统的友好，将赠送两桶极为名贵的白兰地酒作为贺礼。
当赠送给艾森豪威尔的寿辰贺礼由法国用专机运到华盛顿时，市民们都争相围观，电台、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了这个消息，成为美国人民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这个窖藏达六十九年之久的名牌白兰地果然味醇质纯，但能够尝到这份珍贵礼品的人毕竟是少数人。物以稀为贵，越是少越是俏。人们都想品尝一下这种名牌美酒。于是，白兰地公司抓住时机，将大批的法国白兰地源源不断运往美国各地销售，出现在宴会上，出现在饭馆里，出现在家庭的餐桌上。这种名酒终于在美国站住了脚跟，打开了局面。
法国的这种经营谋略就是我国所谓的“借冕播誉”的办法，即是借皇帝皇冠这至高无上的权威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和身价。
传奇式的探险家
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轰动了，1892年的欧洲，日本驻柏林武官福岛和一群德国军官打赌：他骑马从柏林到海参崴。各国报纸报道了这样的场景——“哈哈，福岛君，这是不可能的事。”一位德军中校端着酒杯大笑着对福岛说，“从柏林到海参崴，几千上万里的路程。途中有数不清的穷山险水和恶劣天气。你就是骑上一匹千里马，也到不了终点。更何况你那条瘦骨伶仃的老马？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哈哈——”
中校的同行们也大声附和着：“福岛是在吹牛，真能如此岂不成了神话？”
“诸位，我们口说无凭，还是请证人来，大家各下赌注，谁胜谁负，几个月后见分晓。”福岛已被酒精烧得脸红脖子粗，握酒杯的手也在微微颤抖着。
德国军官们纷纷投下重注，他们想，福岛这个酒鬼是输定了！
这条爆炸性新闻公布后，千千万万的人们好奇地大睁双眼，注视此事发展的结局。德国与俄国政府，对福岛此次壮举，也都尽其可能，为之提供种种方便和资助。就这样，福岛在人们一片敬仰和祝愿声中，骑着他的瘦马，开始了这次举世瞩目的探险。
一路上，福岛仿佛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万分热情的欢迎和款待。男女老幼都以能一睹这位探险家的风采为快。进入俄国境后，俄国政界军界，上上下下，更是热闹非凡。因为，这位日本探险家的行程的绝大部分，是在俄国境内，他那从柏林骑马到海参崴的世界奇迹，终究能不能变成现实，将在这里揭晓。好奇心和虚荣心刺激着数不清的俄国政府官员与军官们，在福岛必经的路线上守候他的到来。他们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欢迎仪式，举办了数不清的大小宴会，来欢迎他。他们以能陪同这位骑士到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参观为幸运，他们满腔热情地为这位探险家介绍本地区的情况。福岛本就精通俄语，总乐意和各类人物交谈到双方满意为止。就这样，福岛用了十五个月的时间，骑着他的马畅通无阻地穿过俄罗斯、西伯利亚，顺利到达了海参崴。
当东京各界为福岛的巨大成功而欢庆的时候，一大摞重要的军事情报，已从这位探险家的手中，悄悄送到了参谋总部的日军情报头子的手里。人们谁也不知道，在他们狂热地欢迎探险家的时候，一场以探险为烟幕的间谍活动，正在他们眼皮底下悄悄地进行着。
这场轰动一时的“探险”活动，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多么深刻啊！
惩罚偏心的法官
有个人一心想占毛拉·纳斯尔丁的便宜。一天，他在街上碰巧遇到了毛拉，二话没说，上前就给了毛拉一个响亮的耳光。毛拉一把扭住那人，那人滑头地说：“啊，对不起，我认错人啦！”
毛拉不肯就此罢休，把他扭到县城的法官那儿去。那人与法官是有交情的，法官就轻描淡写地说，“毛拉，那你就还打他一下，这样就两清了吧。”
毛拉说，“法官先生，我不想这样太便宜了他。”
“那么，我就罚他赔你一个金币吧。”法官朝那人挤挤眼，“你回家拿一个金币来，让毛拉满意。”他用这个办法叫被告悄悄溜走。
毛拉不知他们有交情，还以为法官的判决很公正呢。谁知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被告来交罚金，毛拉这才知道上当。面对这偏心的法官，毛拉很是生气，走上前猝不及防地给了法官一记耳光，那声音足以和刚才自己挨打时一样响亮。毛拉打完后，对捧着脸的法官说：“我还有事，等不及了。刚才那人回来，就请你收下金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