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季，欧洲形势急剧恶化，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他的绥靖政策陷于破产后，于9月3日被迫邀请强烈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丘吉尔入阁。10月1日，罗斯福即致函祝贺丘吉尔重任海军大臣（丘吉尔曾在1911～1915年期间担任此职）。为了与这位前程远大、声名显赫的英国国务卿建立密切关系，罗斯福在信中写道；“因为你和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位，所以我要你知道，你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联系。你可以经常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丘吉尔接到信后，十分激动，立即回信表示感谢，并根据罗斯福来信中所谈到的情谊，署名“海军人员”，从此开始了他们的长期通讯。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后，信上的署名便改为“前海军人员”。丘吉尔曾说：“在我们两人的通信中，整个大战期间我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使用我喜爱的这个称号。”据丘吉尔统计：“我总共塞给他950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800份。”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天罗斯福逝世为止。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同罗斯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晤，一同相处的时间合计多达一百二十天。两国政府首脑如此密切的接触，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人们在交往中是很重视相似性的，如果两个人背景相似，则极有可能成为好朋友。物以类聚也是这个道理。
斯大林胜算罗斯福
1944年，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美、前苏、英各国军队在多条战线上取得重大战果。为了研究如何处理战后一系列遗留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前苏、美、英三国领袖决定再次举行最高首脑会晤。
最高首脑会晤时间、地点和会议程序的选择与确定，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身体状况已严重不佳。因此罗斯福提出，会晤是不是可以定在1945年春天，这时天气已暖，他的身体可以吃得消。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早已了解到罗斯福的病情，他知道，一个疲惫不堪、精力不支的首脑在谈判中是不会保持坚强的意志和耐力的，是无法与一个体魄强健的对手较量的。在罗斯福这种身体状态下，他很容易感到厌倦、焦躁、虚弱，从而轻易地向对手让步。于是斯大林电告罗斯福：由于形势发展急速，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最高首脑会晤不能拖延，最迟应该在1945年的2月份内举行。
无可奈何之下，罗斯福只好同意这个日期。他又提出，因为健康原因他只能坐船去开会，这样旅途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希望会谈地点不要选得太远。另外，最好开会的地点和气候能温暖一些，对身体有利。
斯大林则拒绝去任何前苏联控制以外的地方，而坚持会议必须在黑海地区举行。并且具体提出在黑海边上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小城镇举行。这样，斯大林可以逸待劳，并可随时与莫斯科保持联系。
罗斯福再没办法讨价还价，他只好拖着病躯，硬着头皮，前往冰天雪地的雅尔塔。当罗斯福经过几十天艰辛跋涉到达雅尔塔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总统面色憔悴、几乎精疲力竭。
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到达雅尔塔后，无休无止的会晤，谈判开始了。日程安排得极为紧张，首脑会谈多达20次。每次罗斯福都得参加。另外还有大量的宴会、酒会、晚会。这一切使罗斯福疲劳不堪。在谈判中，罗斯福强自打起精神，与斯大林讨价还价，但终因体力不支，注意力分散，争辩不过斯大林，最后不得不草草结束会谈，按苏联的意思签订了协议。
罗斯福回到美国后几周，就逝世了。美国人强烈批评罗斯福与斯大林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认为它对苏联做了大幅度的妥协，是对美国与西方利益的“背叛”。
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说过，政治的较量到了最后就是身体的较量、意志的较量。优秀的政治家善于充分利用和强化对手在身体上、意志上的劣势，从而使自己在政治较量中较容易地击败对手。
契切林与德国大使斗智
契切林是苏俄第二任外交人民委员，苏俄杰出的外交家。契切林工作作风严谨，时间安排极为准确，从不擅自改变日程安排和拖拉。据说他常把今后三至七天的工作日程排好，实行起来从不被打乱。
一次，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布罗克多夫·兰曹紧急请求契切林。契切林当天工作很忙，日程也已安排满，不可能抽出时间来接见大使。况且，这样突如其来地要求一国外长接见，在当时也是一种唐突之举。因此契切林告诉大使，把会见安排在第二天。可是，德国人坚持一定要契切林当天见他。契切林让人通知大使，可以在晚上24点安排接见。当晚24时，契切林等候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不知为什么，大使没有来。工作人员打电话问德国使馆，使馆参赞回答说，大使稍微耽误了一会儿，但现在已经出发了。过了一刻钟，德国大使来到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进去通报契切林。契切林淡淡地说：“请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然后他穿上大衣，戴好帽子，拿着手杖，从办公室的后门走出办公室。
大使在契切林的办公室心神不安地等着，左等右等也不见契切林的影子。直到深夜2时，契切林才回到办公室。大使一句也没有提刚才的事，他已经知道了契切林的厉害，连忙热情地向他寒暄，问长问短。
事后，契切林笑着对助手说：“德国大使要求我当天必须会见他，我不能轻易答应他，可又得见他，于是我选择了24点，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大使对我没同意当时见他很不满，因此故意用迟到一刻钟来惩罚我。本来，做为外交官，特别是德国人，应该是非常严守时间的。所以我决定用让他等两个小时来回敬警告他。”
外交活动非常讲求礼仪。在外交活动中，如果对对方的要求提出拒绝或对对方的行为表示抗议，往往要采取委婉巧妙的方式，既达到目的，又不致伤害对方和损害两国关系；即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又使他无可挑剔。
史密斯向周恩来表示友好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是位美国将军，曾任艾森豪威尔的战时参谋长。1954年，他随国务卿杜勒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当时，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是一个顽固派，推行敌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两国代表团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在会议厅里碰面，杜勒斯却不允许他的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人接触。他嘱咐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厅或走廊上遇见中国人时，不予理睬。他本人发誓不同中国代表团打交道，除非是他的汽车不凑巧同周恩来乘坐的车子相撞。在这种冷森森的气氛中，人们传说杜勒斯在国联大厦休息室里无意中碰到中国总理时拒绝同他握手。
日内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了日内瓦。美国代表团改由史密斯将军任团长。在全体会议的某一天，一位记者问史密斯将军，他同周恩来是否有什么接触。他开玩笑说，他同周恩来的惟一接触是共同使用卫生间里那条长长的卷筒毛巾。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几星期里，史密斯将军有所松动。他在酒吧间里主动找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攀谈。虽然这种交谈是随随便便的，但这个姿态却有着重大意义。周恩来总理决定直接同史密斯打打交道。
第二天，周恩来走进酒吧间，看见史密斯正在柜台前往杯子里倒咖啡。他径直朝史密斯走去，伸出他的手。史密斯猝不及防，不由得一愣，但是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左手夹着一根雪茄烟，急急忙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故意显示他的双手忙不过来。无论如何，中国总理已把坚冰打破，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友好交谈。史密斯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和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
不久之后，史密斯发现了一个机会，把刚刚开始的联系继续下去。那是在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会议休息室里与人谈话，史密斯走上前去向中国总理问好。他评论这次会议说，会议是富有成果的，他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祝愿。他还说，总理的外交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像，他为能结识总理而感到高兴。周恩来回答说：“上次我们见面时，我不是首先向你伸出手吗？”这句话使史密斯想起他那“两手忙不过来”的滑稽动作，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临走的时候，用肘碰了碰周恩来总理的胳臂。
为什么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始终没有伸出手来同中国总理握手呢？对这个问题，中国代表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感到迷惑不解。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才被解开。原来当杜勒斯还在日内瓦的时候，他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同中国人握手。难怪比德尔·史密斯和周恩来初次会面时莫名其妙地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起一杯咖啡，第二次见面时用肘碰了一下周恩来的胳臂，而不握手。尽管杜勒斯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律师，精明狡诈，他却忘了在不得握手的禁令之外再加上一条——不得用肘碰对方的胳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