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佐夫，1850年生于巴尔干山南麓的索波特城（现名伐佐夫格勒）。童年时在本地学校上学。15岁去普罗夫迪夫中学求学，从小爱好文学与诗歌。早期的诗作深受当时流行的感伤主义的影响。他曾在罗马尼亚经商的伯父处当学徒。
伐佐夫常和侨民中的革命者来往，深受波特夫的影响。充满革命激情的《松树》（1872）一诗，为他赢得了声誉。后来，伐佐夫加入卡勃列什科夫领导的索波特秘密革命委员会，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其间发表的《帕纳久里什合起义者》一诗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为1876年四月起义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四月起义失败后，他流亡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继续写诗，体现了人民“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并揭露异族统治者对起义镇压的残酷性，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诗集《旗与琴》（1876）和《保加利亚的悲哀》（1877）是突出的代表作。这两部诗集与《拯救》（1878）组成了描写四月起义的三部曲，推动了保加利亚进步诗歌的发展。
1878年保加利亚获得独立，伐佐夫回国任贝尔科维察地方法庭庭长。这期间成就了中篇小说《米特罗凡和陶尔米道尔斯基》（1882），描写诨名叫“小猪”的法官和绰号叫“狗头”的律师两个朋友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丑态，对外省上流社会生活的庸俗和无聊进行了深刻地嘲讽。
1880年，伐佐夫移居普罗夫迪夫，组织名为“科学”的文学团体，创办同名杂志；后又主编《曙光》杂志和《人民之声》报，出版了诗集《琴》（1881）、《田野和森林》（1884）、《意大利》（1884），中篇小说《流亡者》（1883～1884）、《叔叔伯伯们》（1885）。他还创作了塑造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形象的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它标志着伐佐夫爱国主义诗歌的高峰。此外，他创作的《石丘》、《扎果尔卡》（1883）等8部长诗则取材于民族解放斗争。
1887年，保加利亚建立了斯坦姆波洛夫资产阶级独裁政权，伐佐夫被迫流亡敖德萨，这期间他写了著名的长篇小说《轭下》（1894）。小说描写了在土耳其囚禁了8年的职业革命者伊万·克拉利奇，逃回祖国，化名鲍伊乔·奥格涅诺夫，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白拉切尔克瓦城开展革命活动，发动武装起义，最后壮烈牺牲。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革命者的群像，表现了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优美，是这部作品艺术上的突出特点。
1889年，伐佐夫再次回国，担任过议员和教育部长，同时发表了大量作品，如《中短篇小说集》（3卷，1891～1893）；短篇小说集《痕与斑》（2卷，1893～1895）、《见闻录》（1901）、《花花世界》（1902）；讽刺喜剧《升官图》（1903）；诗集《流浪歌》（1899）、《在我国的天空下》（1900）等。这些作品内容贴近于现实生活，揭露资产阶级的腐朽与堕落，政府的黑暗统治。广泛地描写了农民、小职员的坎坷生活与悲惨命运。在此期间，长篇小说《新的大地》（1896）和《卡扎拉尔的女皇》（1903），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家庭关系和当时人们空虚伪善的生活。然而，伐佐夫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错误地幻想通过文化教育或阶级调和使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解除，也降低了作品的价值，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巴尔干战争爆发前，伐佐夫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但又找不到了改变现实的正确道路处在矛盾与迷茫之中。这期间，他写了长篇小说《斯维托斯拉夫·杰尔杰尔》（1907），中篇小说《伊万·亚历山大》（1907），剧本《鲍里斯拉夫》（1909）、《走向深渊》（1910）、《伊瓦伊洛》（1913）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中世纪后保加利亚的历史情况，具有爱国主义内容，但也有美化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之处。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突出的诗集有《胜利的雷声》和《新的反响》。
伐佐夫认为作家应该是“时代和人民的儿子”，主张文学真实地描写生活，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再现了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保加利亚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被认为是保加利亚现实主义文学优秀的代表。高尔基称他是“为多灾多难的保加利亚的自由和复兴而斗争的诗人和战士”。
我国在30年就开始出版伐佐夫的作品。鲁迅曾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村妇》，并称赞他“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轨道的破坏者，更是体裁家”。《轭下》、《米特罗凡和陶尔米道尔斯基》和许多短篇小说在后来也被陆续翻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