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博弈之中，充分发掘信息资源是一项不错的选择。但信息是柄双刃剑，即能够帮助人，也能够伤害人，所以，一旦投入到人生的竞争中，信息的作用就很难自由掌握，个人的起伏也就很难自己把握了。
博弈论有两个假定：第一，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第二，博弈参与人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同时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在博弈中，“每个人是理性的”是公共知识，它是每个参与人进行策略选择的前提。因此，当一个理性的人作出自己的举措的时候，要想得到最大的利益，他还要考虑其他参与人的想法和可能采取的策略。
一个人在认为所有的人都像自己一样的“理性”时，其他人往往会认为这个人不是理性的，作出的决策也不是这个人所希望的。而整个社会的整体优势资源总是掌握在部分群体手中，一旦个人和群体的意见相左时，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博弈必然以个人的失败而告终。
历史上封建社会许多改革者，总是希望别人都像自己一样，所以，导致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终。而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功败垂成的改革家实际上是历代推崇的圣人孔子。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后来避祸来到鲁国。到孔子时，家道衰败，他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生活贫苦。但鲁国是周公旦长子禽的封国，而周公旦又是“周礼”的制定者，因此周代文物典籍、礼仪制度在鲁国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这就为孔子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在某种意义上既造就了孔子的成就，又造成了孔子的悲剧。鲁国保存完整的礼仪制度，使孔子在学习上获得了信息资源的优势，又使他一生都沉迷在利用这种资源来改造、维护“礼崩乐坏”的社会。
孔子对鲁国现存的资源吸纳是相当彻底的。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学习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另外，他还明白多师的道理，传说，他曾经从师于郯子，向老子学过礼，向苌弘求教过乐。在三十岁的时候，孔子就成为很有名气的学者，并有了自己第一批弟子。
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的孔子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实现自己用“礼”改造社会的想法。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做过计账的“委吏”和管理畜牧的“乘田”，职位虽小，却做得尽职尽责，这说明这位圣人决非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腐儒。由于内乱，孔子无法在鲁国谋求发展，因此，他来到了齐国。齐景公曾经向孔子求教为政之道，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孔子一生坚持的“礼”，同时还提倡节俭，这些都受到齐景公的赞赏。孔子似乎在齐国找到了知音，这时候的博弈形势：
孔子在鲁国不能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于是跑到与鲁国山水相连的齐国。齐鲁文化相同，对西周的礼的继承也比较多。但是，孔子明显找错了地方。齐国公室衰微，田氏日益壮大，到齐景公的时候，田氏已经基本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孔子推崇君主权威的理论固然符合齐景公的内心重新树立君主权威的宿愿，但他却有心无力。
田氏夺取政权只是迟早的事情，再尊崇公室，只能引发齐国更大的动荡。孔子想与齐景公进行合作性博弈，但齐景公没有合作的本钱，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君，他内心清楚，推行孔子的改制，要与掌权的田氏进行一场零和博弈，而与田氏的博弈显然他没有胜利的资本，那么他就无法与孔子进行合作性博弈。
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此时的鲁国是“陪臣执国命”，这对于主张“正名”，明确君臣关系的孔子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兴办私学，试图通过教育来影响政治，实现他的目的。
公元前501年，孔子开始了短暂的从政生涯。他出任中都宰，因为有政绩，升为司空，继而升为管理司法审判的司寇。孔子借此机会试图摧毁长期执政的三大家族所盘踞的城堡，削弱臣子的实力，达到尊君的目的，实现他理顺君臣关系的宿愿。其博弈形势：
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
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的计划是实现自己理想的重要步骤。理顺君臣关系是他“美政”理想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他还要用周公的“礼”来教导君主，整顿社会秩序。
然而，尊君就意味着要削弱执政臣子的权力。这并非一场合作性博弈。所以，当孟孙氏公然反抗时，这就从变和博弈演变成典型的零和博弈，而定公围之不克，就标志这场博弈以孔子的失利而结束。这对孔子的理想又是一次重大打击。
孔子鲁国实行改革，建立自己理想政治的美梦还没有眉目的时候，相邻的齐国已经感受到压力，唯恐鲁国由此强大起来，因此，齐国给鲁定公和掌权的季桓子送来一队能歌善舞的美女。鲁国君臣沉溺于声色之中，不再处理政务，而且解除了孔子的职务。孔子无可奈何，于是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试图在他国实现他的愿望。
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先后到过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晋、楚等国。孔子对自己的主张是极为自信的，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他的政治主张仍是：为政必以“正名”为先。
孔子所主张的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树立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是孔子和各国君主在开展一场理想与现实的博弈，孔子的政治主张过于理想化。周初那一套礼仪等级制度，固然对维护统治者的整体利益、建立社会秩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那是在以周天子为核心的“中央政权”实力强大的时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周初的礼仪等级制度已经不符合孔子所处时代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发展正在从“上古竞于道德”向“当今争于力气”的方向转变。繁琐的礼仪，道德的内涵都已经发生变化。
孔子的主张听起来很美，各国的君主并不是没有不想采纳的。但作为一个理性的君主，他在考虑自己的主张时，还必须考虑博弈对手可能采取的策略。如果自己从事孔子的那一套所谓的“正名”“正礼”，尊崇周王室，一方面降低了自己地位，一方面成败很难预料，因为自己不争于“力”，他国争于“力”，自己必然受到损伤。因此，各国统治者或者推崇他却不重用，或者干脆将他拒之门外。
公元前484年，孔子被鲁国当权者季康子迎回鲁国。虽然尊他为“国老”，仍然尊而不用。晚年的孔子，眼看主张不能实现，只能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希望通过教育培育弟子，再由弟子来实现自己的主张。正是基于这一理想，孔子成为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作为一个过于理想的“改革家”，他想进行“革命”，却没有掌握任何社会资本，只能是一个人的呐喊，只能做一个孤独的“徘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