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方博弈中有一方占据绝对优势时，围绕着这个强者，必然给各方分配一定的权限和势力范围。
对于理智的博弈者来说，只要自己不是最强者，所能做的就是争取自己的权力范围，并在允许范围内按照既定的规则扩大自己的权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枪打出头鸟”的习惯，这实际上也可以用博弈规则来解释。在任何博弈中，都有一些既定的规则。按照规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博弈中都占据不同的地位。
如果你积极地“越位”，一方面可能是觉得自己有越位、改变规则的实力；另一方面，就给对方发出了一个错误信号，你试图改变自己的地位。这必然会威胁到博弈对方，使对方采取相应的策略，如果是多方博弈的话，就容易出现“枪打出头鸟”的现象。
事实上，很多博弈场合，双方都希望有所改变，从而以最小的成本谋取更多的利益。
在自己没有足够实力的时候，就必须遵守规则，以便一步步向胜利的目标接近，这也是规则。历史上的晋文公，就是一位安心遵守规则的人，也是一位博弈智者。
晋文公，名重耳，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晋国国君，为春秋五霸之一。在五霸当中，以晋文公的霸主地位来得最为曲折，也最富有戏剧性。
历史上的晋文公重耳并不是很多小说、史料中描绘的那样“恭仁谦让”，“英明神武”，相反，他年轻的时候只能说是一个很普通甚至很容易满足的贵族公子，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十分“安分守己”的人，因为他似乎“命中注定”与国君无缘。
他的父亲晋献公是一位相当厉害的国君，精明能干，开创了晋国的大国地位；他的兄长申生仁厚而精干，文武双全，深得国人的拥戴。如果这种形势保持下去，重耳注定没有什么作为，由于重耳是晋献公的第二个儿子，父亲和兄长都十分精明干练，对重耳来说，如果有篡位之心，只会使自己死得更快，因为他既没有实力，在国内又没有多少声望。只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才能保住身份与地位。所以，在晋国没有发生动荡的时候，重耳一直老老实实地当他的老二，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这反而赢得了国人的尊重。
然而，世事难料。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废长立幼，太子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和另外一个公子夷吾被迫逃亡，晋献公还派人追杀。许多人觉得他十分冤枉，自愿和他一起逃亡，包括狐毛、狐偃、赵衰、魏仇、狐射姑、颠颉、介子推、先轸等人，这些人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由于晋献公的错误举措，虽然引发晋国内乱，但反过来说又增加了重耳的威望，赢得了人心，这时，他已经四十二岁。
晋献公死后，命令荀息辅佐骊姬所生之子为国君。由于长子申生和重耳都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声誉，他们的悲惨结局引起公愤。结果尽管荀息忠心耿耿，但还是被大臣里克用计杀死。
里克连杀奚齐、卓子两个幼主后，暂时掌握着晋国的大权，派人去请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回国。重耳听了晋国使者的话后，一时摸不清国内的情况，说：“父王在世的时候，我违命出逃；父王去世后我也没有尽孝，哪还有脸回去当国君呢？”
公子夷吾从屈城逃到梁国后，就时刻打听晋国的动静，献公一死，他就派人打回他的封地屈城。在里克邀请重耳遭到拒绝后，他主动与里克取得联系，为了保证自己能顺利继位，他又以允诺割让五座城池的代价取得秦国的出兵支持。
对于重耳的这次拒绝回国继位，以至于让夷吾顺顺当当坐上晋国国君的宝座，表面上看，重耳似乎亏了，但实际却并非如此，从博弈几率来说，重耳的这次选择的确不是最佳选择。国内大臣和百姓都渴望稳定，希望有位年富力强的君主，重耳和夷吾谁回去，都能顺利执掌晋国大权。但这两兄弟都是被迫逃亡的，对国内的形势一无所知，而里克连杀两位君主，执掌晋国的权势，内心有什么打算，谁也不清楚，所以，没有足够的把握，回去后果难以预料。
正是因为如此，重耳选择了观望这个举措，这在当时来说，还是非常理智的，因为观望还可以决定下一步举措，而回国命运就全部把握在他人手中。只是他没有想到夷吾居然为了继位，不惜出卖国土来换取秦国的支持。所以，重耳的这次失误也是他“安守本分”、不愿冒险的必然。
古人认为祸福相依，的确如此。重耳的决策过于谨慎，对他也不是坏事。夷吾取得秦国支持，回国继位后，国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领导群体，国势不振。对外不守信用，对秦国采取敌视态度，使自己陷于泥潭而难以自拔。
而重耳由于夷吾的迫害，他最初在狄国建立的安乐窝待不住了，跑到了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大乱，齐国又待不下，只能再次流亡。在新一轮的流浪中，只有楚成王以诸侯国君之礼款待重耳，在这里，重耳许下了“退避三舍”的诺言。
长期的流亡生活，使重耳感受到寄人篱下的凄苦，但也开阔了视野，树立了与诸侯一较高低的雄心壮志。他在外流亡十九年，相当于周游世界考察，对自己进行磨炼，这位贵公子日渐成熟。
而在此期间，晋国在夷吾父子的统治下，越来越不稳定，与秦国的关系不断恶化。当秦国愿意扶持重耳回国当国君时，他再也不犹豫了，果断地决定回国创建自己的事业。
公元前636年，在外流亡十九年的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即位，这时，他已经六十一岁。晋文公在秦的帮助下，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在基础稳定，国富兵强之后，晋文公君臣终于走上了争霸之路。
要取得霸主地位，当时两个最强硬的竞争对手是秦国和楚国。当时秦楚都有争霸的实力和野心。但重耳才智出众，他在周王室发生叛乱之际拒绝秦国勤王，使秦国失去提高威信的机会；又帮助秦攻楚，使秦楚处于敌对状态，不得不与晋国结成同盟。对于楚国，他汲取宋襄公在泓水惨败的教训，分化楚的盟国，避免过早地与之决战。
公元前632年，都想称霸的晋楚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大战。这一年，晋国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战于城濮。
战争开始，楚军士气高涨，晋文公知道不可以直接与楚交锋。为了争取主动，他命令军队“退避三舍”，后退九十里驻扎，兑现了当年的诺言。楚军主帅紧追不舍，但长途奔波，孤军深入，士气衰弱，而晋军的斗志却被激发起来。两军交战，晋军采用避实击虚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楚军左右两翼，取得胜利，史称“城濮之战”。当时的博弈形势：
在这场博弈中，晋文公在长期流亡中磨砺出来的不急不躁的风格得到充分体现。当时的晋国刚刚从动荡中恢复过来，而楚一直在磨刀霍霍，两军初次接触的时候，实际上是晋弱楚强，形势对晋不利。
晋文公打着兑现当年“退避三舍”的旗号退却，使自己离后方补给线近了，更容易受到支持，如楚撤退，晋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楚军追击，既使自己远离后方，又激怒了晋军的同仇敌忾之心，形势发生逆转，在这场决战中，变得晋强楚弱，所以晋很容易击败了楚军。而且在战胜之后，晋文公并没有继续追击，这就避免了彻底激怒楚国，使两国无休无止地厮杀、两败俱伤的结局。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向周襄王举行盛大献俘仪式，周襄王封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文公就成为春秋时代的又一位霸主，这就是十九年磨砺的结果，也是遵循规律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