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首尾相连的驼队，驮着成捆的丝绸，成箱的茶叶、瓷器或香料，伴着叮当作响的悠悠驼铃，迎着风沙，在夕阳的照射下留下长长的身影，在大漠之中艰难地行进着，月牙泉清澈的泉水滋润了他们干渴的喉咙，叮咚的泉水声是他们的催眠曲，莫高窟的佛影是他们的守护者。这也许就是“丝绸之路”给人的一种直观而又缥缈的画面或感觉吧。我国很早就与中亚、西亚和欧洲以及北非等地区通过陆路交通有着一定的交往，但是用“丝绸之路”来称连接东西方陆路交通线路却是在19世纪末。
1877年，在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44年至127年之间经我国西域地区连接我国与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诸道路总称为“Seidenstrassen”。在这条道路上运送的物品以中国古代的丝绸为大宗，“丝绸之路”是一个形象的概括。这个名称很快得到东西方众多学者的赞同，英国人称为“Silk Roads”；法国人称为“La Route de la Soie”；日本人称为“绢の道”或“シルクロ一ド”，都不过是“丝绸之路”不同的译名。1910年德国著名东方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从文献学角度重新考察丝绸之路的概念，在他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主张应该把“丝绸之路”这一名词的含义进一步延伸到遥远的叙利亚。赫尔曼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丝绸之路的含义进一步一直延长通向遥远的西方叙利亚。虽然在与东方古老的大帝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叙利亚始终没有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却是较大的市场之一。叙利亚主要依靠内陆亚洲和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1915年，赫尔曼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中又指出，丝绸之路应当是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赫尔曼的这一主张得到当时西方的许多东方学学者的支持和肯定。之后，中外学者不断使用丝绸之路的名称，并且在他们的著作中阐述丝绸之路在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到20世纪上半叶已经用“丝绸之路”来总称古代东西方陆路交通线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沉睡着的古老中国的大门，清王朝这艘大船在风雨飘摇中缓慢地行进着，国势日渐衰微。19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活动。伴随着帝国主义隆隆炮声下的政治、经济侵略，西方列强加快了对中国的文化劫掠。一些外国人打着所谓的“探险家”“游历者”的旗号，在中国西北地区（主要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盆地各绿洲地区和河西走廊地区一带）的古文化遗址上，大肆盗取和劫掠极其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我国古代与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北非等地文明交往的历史见证。这些珍贵的文物被运到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促使各国东方学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对丝绸之路的关注。西方的东方学学者在他们的游记、考察报告和著作中大量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把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所有区域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推而广之，丝绸之路就是指公元前2世纪至13、14世纪横贯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线，是古代中国同西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近年来，一些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横贯欧亚大陆的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但还有许多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道路，如将通过中国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路线称为“草原丝绸之路”，经过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经过中国四川、云南和西藏的道路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中西交通史有一定的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了。我们平时所说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西行的沙漠绿洲路线。为了便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人们根据地理上和政治上的状况，把整个丝绸之路从东向西划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三部分：东段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敦煌；中段即西域段，在今天的新疆境内；西段为中亚和欧洲各国段。
